尊敬的编辑：
您好：
我是1988年从长春外语学院毕业的，本该早随着国内的出国潮来到国外，可总感到中国入世后会有更多的机会。直到我到处碰壁，无论做什么，都处处伤心之后，我才知道那里是容不下善良和正义的。
偶然的机会我去“堂人街”拿回了《大纪元时报》，仔细阅读后，我才知道原来不只我一人含泪离开了中国。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到处上访过，那时感受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那时我意识到了政府的腐败，我仍然想亲身体会他们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
我是1988年毕业分配到沈阳电业局的，并于同年结婚。结婚的第二年有了可爱的女儿。直到98年我提出离婚。他在调度所任工程师，我在分局办公室，后调到局里翻译资料并参加全国电力系统教材的编写工作。如果不是遇到他的领导张艾林，也许他不会那么堕落；如果后来法官正义一点，他会悬崖勒马。可是恰恰他们都是那么贪。事情的起因是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到沈阳市铁西区法院提出离婚，因为他(卢继峰)从1993年起开始因为能帮张艾林以买发票的形式套取现金而深得其重用，他有机会利用公款请客送礼之机贪污公款，公然在外养了两个女人。在诉讼请求中，我只提出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我应该得到的。然而，他买通了法官，威胁我说，如果写上离婚的真正原因和不同意“离婚协议”上的内容，就别想离婚。我只好签字同意。因为他担心我揭发他贪污和追究我们的存款，也为了“合法”得到房子，就假意说孩子他来抚养，不用我管。我明知孩子归他如同把孩子推进火坑，我写信、打电话向新闻单位、妇联、单位求救，答复都是他们没权干涉法律。可那是什么法律呀！最终的结果，女儿给了他，由他妈带着。从此的四年，我和女儿吃尽了苦头。1998年离婚的头4个月，他们家人不让我见孩子，我打电话说去接孩子，他父亲卢景蕙恶狠狠地说：就不让你见，有能耐让法院把孩子判给你！于是我找法院要求他们判卢家允许我看孩子。法院院长说：看孩子是你的权利，不用法院判。我找到妇联，从区里找到省里，都说管不了；我打电话给报社，他们让我写一个详细说明，结果一个月后见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王女士因离婚要看孩子，对方不让云云，结尾写了句：这种情况很普遍，不知如何处理。
气极之下，我决定到检察院举报他，他害怕了，不敢再阻止我接孩子。于是每个周末，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我一直接送女儿，每一次接她，我们娘俩都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每次送她，女儿总是找各种借口不回去。而每一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她洗澡，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换掉。看着她像个小萝卜头的样子，我不只哭了多少场。冬天地面冰雪很厚，打车又不好打，有时我骑摩托去接她，有时我们走3个小时回家。不知摔了多少回，懂事的女儿摔在地上还在说：妈妈：我没事的，只要和你在一起，讨饭我都愿意。可是卢继峰用贪污的钱给他弟弟买车开出租，离婚五年从没接送过孩子。
可想而知，他们一家为了逼我无条件接回女儿是如何对待孩子的。为了保护孩子，我每周都把她接到我向单位借的房子（在“离婚协议”上，他竟然把这处房子算作我们的共有财产）过周末。后来，为了阻止他们对孩子的折磨，我和一位知情的、可怜我们母女并痛恨腐败的老人向中国沈阳和平区检察院提交了“检举信”（揭发他们一伙人如何贪污公款、吃喝嫖赌的事实）。这样做，他们一家有把柄在我的手上，就不敢再对孩子不好。可检察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此案，期间通风报信给他们，让他们堵上财务漏洞；当我接到恐吓电话去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反映情况时，负责此案的董明（女的）说：“难道你出门让车压死了，还赖人家害的？”，我气愤极了，找到他们的张局长反映，他说：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结果呢？检察院说，他们不够犯罪，顶多是犯错误，交给单位处理；我们追到沈阳电业局，组织部的人说，检察院已经处理了。后来根据知情人说：他花了100多万平息了此事。由于害怕，他离开了沈阳电业局。
从1999年到2003年，我们给多个单位寄去了“检举信”（纪委、人大、省检察院、现任电业局局长和书记王恩志，甚至中央纪委负责人刘立英），并留下我们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都没任何回音。
我一气之下，向原单位“沈阳电业局”提出辞职，因为我知道：局长也是个贪污犯。他叫郭志贵，电业网站登了很多有关他腐败的文章，后来他逃往南非，再听不到下落。我不想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下工作。
结果我“逃”到了美国，我对朋友说：他们把我逼走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写了经过，在沈阳的十年，充满了眼泪和艰辛。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姐妹仍在受着煎熬，她们绝没有我这么幸运，可以逃到美国来。
还有谁对政府抱有幻想吗？反正我已经没有了。
我好想让那些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希望他（她）们不要在那个位置，制造更多的悲剧了！！
王春玲
2003年12月15日写于费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