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亚洲文物展” 从嘉义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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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7日讯】(记者谢亚晴整理报导)亚洲藉由货物贸易、宗教传播、外交往还,甚至战争,各区域间频繁地互动与交流,吸纳外来的元素,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特点向外传播,从中诞生了瑰丽璀璨的文明。本次“亚洲文物展”内容从从日本,到十七、十八世纪北印度的蒙兀儿帝国;从宗教造像,到面具与戏偶。这些文物象征了亚洲文明的各个面向,亦可看出区域间长期存在着互动与对话的关系。

●日本明治(A.D.1868-1911)工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上面临着转换,连带影响着传统工艺面临延续上的课题。

一方面,幕府及武士阶级的没落,成为日本传统工艺的赞助者;而欧美兴起收藏日本工艺品的流行风尚也直接冲击了工艺家的创作。

(1)牙雕:由于受到欧美人士高度欢迎,商业价值较高,明治年间的博览会与美展几乎都有精致牙雕作品展出。

(2)金工:在维新之前,他们主要为贵族武士提供铠甲锻造与刀剑装饰等服务。随着政治转型,工匠便将技艺转用到其他用途。例如一件名为“自在”工艺品,即是转用制作传统武士金属铠甲的技术,制造出以薄钢片打制,但所有环节均可活动的龙、蛇、虾、蝉等的精细工艺品。而刀剑的雕金技术,也改而运用到花瓶、器皿的装饰上。

(3)日名为“七宝烧”的珐琅器,明治初年在既有的传统上汲取西方的新兴技术,开创出色彩华丽而且细腻巧致的崭新作风。安藤重兵卫为明治以来最多产并最广为人知的七宝工作室,旗下知名七宝艺术家无数,在海内外博览会亦屡获大奖。昭和二十八年(A.D.1953)以七十六岁高龄辞世,其后人至今仍延续其业。“锦鲤七宝罐”罐身以乳白做为底色,突显出姿态优美的锦鲤,用笔细致,色彩纯熟,不亚一幅绘画作品,是结合珐琅烧制艺术与绘画技巧的精美杰作。

安藤重兵卫“锦鲤七宝罐”,珐琅材质,通高15.7cm(宋培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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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部分作品出自当时日本帝室技艺员或活跃于万国博览会等名家之手,难能可贵。

●日本近代绘画

整个明治时期画坛,可说是一个多彩多姿的局面。

西洋文明成为时代的新宠,旧社会传统面临遭受摒弃的危机,在明治初期,画坛上唯有“西洋油画”与“南画”(文人画)受到青睐。油画为文明开化的象征之一,日本旧有传统画派中的狩野、土佐、住吉等诸派,自江户末期起即趋于衰颓没落。

南画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参加明治新政府的士人阶层,出身大都具有汉学教养,而“南画”独具的表现特质与带有知识性的文化意涵,自来也为知识份子学识的表征之一,因而得天独厚地延续风行。

此次展出的十六件画作,主要是传统南画风格。也有赴法考察,体会西洋画法的画家,如渡边省亭的〈猴〉,灵秀中带有逼真写实的风貌。画家中结城素明、松林桂月等。曾来台湾担任绘画审查工作,又如石川钦一郎,更是台湾西洋画的启蒙人,许多台湾前辈画家曾受教于他。

熊谷直彦(A.D.1828~1913)“富士山”;绢本设色,日本明治时期(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藏)。本幅简单的山造型,近景高高的大树,用重墨,再用轻墨衬托天空的云烟,对比出一片白雪的山头,使人有高山在望。整幅画轻灵的气氛,正是日本艺术的一种特色。< /span>

●南传佛教

佛教在公元二世纪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派。小乘佛教以南印度和斯里兰卡为中心,经由海路传入缅甸、暹罗和南洋群岛等东南亚等国家。小乘佛教不重视偶像崇拜,着重个人修行,在东南亚深入社会各方面,不只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东南亚佛教造像的风格深受印度影响,从最早阿玛罗凡(Amaravai),随后笈多、后笈多(Gupta and post Gupta),接下来就是帕拉(Pala)王朝风格。造像种类以结跏趺坐佛作触地印最为常见,佛立像作说法印也是广为流传的图像。

各地早期多模仿印度佛像,至六世纪才逐渐出现不同的风格。例如斯里兰卡于十八世纪发展出极度装饰与叙述性的风格;而柬埔塞造像则于十二世纪末之后,受到印度南部大乘佛教的影响,坐佛常与龙王一起出现。

斯里兰卡十五世纪之青铜镀金“如来立像”,高36cm(何忠雄藏)。此立佛身着右袒式僧衹支,衣纹紧密,作水波状。< /span>

除了造像,经典也是阐述宗教义理的重要根据。在纸张广泛使用以前,东南亚各地以贝叶为佛典书写的主要材质。将一种椰科棕榈植物的树皮或树叶切成适当大小,刻上经文,打洞用绳子串起来,存放在寺庙,称为贝叶经。即使在纸张普及之后,贝叶经的抄写形式仍继续存在。信徒将请人抄写贝叶经,奉献给寺庙,当作一种行善积德的方式。

《界说论》,宽48.5cm(卢钟雄藏)。

●亚洲兵器

古代兵器,可分为冷兵器和火药兵器两种。所谓冷兵器,即是不应用火药的兵器,又分为长兵、短兵、射远器、卫体武器、战车、攻守城器械、障碍器械、指挥联络器具等类别。长兵指枪、矛、长刀等长柄格斗兵器,短兵指刀、剑、斧等短柄格斗兵器,射远器指弓、弩(十字弓)、大炮(抛石机)等远射程兵器或投掷兵器,卫体武器指盔、铠甲、盾等防护性兵器,攻守城器械指云梯、攻城塔、檑木、狼牙拍等攻城器械和守城器械,指挥联络器械指旗帜、锣、鼓等器械。

十七世纪蒙兀儿帝国“白玉花式靶短剑”,材质为玉靶钢刃,长39.2cm(叶博文、叶吴丽华夫妇藏)。这种钢刃略带S形,靶的一侧带护弓的短剑称为Khanjarli,只流行于印度。钢刃上端贴有已局部脱落的镀金饰片。白玉剑靶雕作几何化花束形,中段束小作圆球状,上方舒展二片宽叶,托扶象征花蕾的圆珠;下方亦作半开花朵状,一侧向上伸出象征花茎的S形“护弓”;玉靶的最下方有椭圆形承板与钢刃相隔。剑鞘贴红色织金锦,除缝以金索外,鞘尖还有绿色珐琅装饰的金属套。整体造形具优雅俊俏的气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两件相似的白玉靶,唯顶端花蕾与花茎式护弓雕得较具象,应是清代时传入的蒙兀儿短剑上的玉靶。但因清宫造办处都将传入的玉靶刀剑的钢刃销毁,再重新画样配制新的钢刃与鞘,新配的刃、鞘多短直,反而失去蒙兀儿原作的协调美。

本次展览兵器部分,包括了日本、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锡兰)、尼泊尔、阿富汗、伊朗(波斯)、高加索、叶门等国家或地区的兵器。从其中可看出各国兵器的特色,如双手握持的日本刀,具有独特剑鞘、剑柄和波折形剑刃的印尼克力士剑,剑柄较短并成土字形的印度长刀。古代的兵器虽已不再适用于现代战争,但可作为兵器史研究的素材,另一方面许多制作精良、装饰华丽的兵器,也成为艺术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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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是Hindustan 的译音,包括今日之北印度及巴基斯坦。该地区在公元1526至1857年时,为蒙兀儿帝国(Mughal Empire)的属地。帝国的王室成员来自北方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帖木儿帝国(Timurid Empire),又与蒙古成吉思汗族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十三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促进各地区技艺的交流。十七世纪蒙兀儿的国君们,延揽欧洲、波斯的艺匠,服务于宫廷;揉合了东、西各方艺术母题与风格,创作出大量精致高雅的玉雕作品。主要是以花叶、瓜果为造形的碗、杯、盘、杓等食器,此外还有雕琢花叶纹的壶、罐、盒等容器,装火药的小筒、刀剑的靶柄,以及圣典中托放可兰经的书架等。据分析,常见于蒙兀儿玉器的莨苕叶纹源自欧洲建筑,羊头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葫瓜器形取自中国,莲花座则属印度本土传统。十七世纪后半以降,蒙兀儿玉器流行镶嵌金丝与各色宝石、玻璃,更具华贵之美。

波斯刀剑的刃非常精良,大多是大马士革钢(也称花纹钢或水纹钢)中的上品。花纹细腻、钢质坚纯,其他兵刃和它相遇大多遭到摧折。而称为舍施尔(Shamshir)的曲形长刀,刀刃经常极度弯曲,像弓一样,有时甚至接近半圆形。它的刃体,以窄刃平面无槽、上宽下锐的占多数。此器是波斯沙法毕王朝阿巴斯大帝(A.D.1587-1628)所用的刀。
十七世界印度北部蒙兀儿帝国“青灰玉花式大盘”,玉质,高4.7cm(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青灰玉质。< /span>

十八世纪中叶,清高宗征服天山南、北的回部与准部,称这块新领土为“新疆”。由于清朝皇帝的赏识,以花叶纹为主要特征的蒙兀儿玉器,及远在土耳其,但风格近似的鄂图曼帝国玉器,大量经新疆的回部呈贡至北京,宫中多统称为“痕都斯坦玉器”。在长期的交流之下,北印度玉工也吸收中国的风格,此次展出的“小爵杯”,既选择中国古铜器的造形,又雕饰蒙兀儿花叶纹,揉合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精髓,创作出温润雅致的作品。

●印尼皮影戏偶․面具

东南亚各地区的面具与皮影戏,代表了其传统文化的重要面向。在这次展览中我们选择以印尼的面具和皮影戏偶为切入点,带领大家进入东南亚丰富的传统文化世界。

东南亚许多地区都有皮影戏的传统。其中印尼爪哇的皮影(wayang kulit)在西元一千年之前便相当流行。印尼皮影戏的起源与传统巫术有关,皮影被当作是祖先的化身,巫师则扮演沟通已逝祖先与生者的角色。随着爪哇的印度教化与回教化,皮影戏的传统巫术色彩虽逐渐淡化,但仍带有相当的神秘性。直到今日,皮影戏的演出仍常与消除灾厄有关。这次展出的戏偶身躯为木制,手臂为皮革。

印尼面具主要是结合音乐和舞蹈来表演,以爪哇和巴里岛两区最为著名。面具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有很深的关系,但在爪哇现今多只作为艺术性的演出。爪哇面具皆为木雕加彩,贵族人物的脸部通常没有特别的表情,冠上以金彩装饰,让人感受他们高贵气质与不可一世的风华。动物面具的造型则较为活泼,根据角色性格不同而变化,个性鲜明突出。
(本文图片提供:台北故宫博物院)

十九世纪印尼爪哇之女子面具木刻(台原艺术文化基金会藏)。印尼面具的起源与宗教祭祀有很深的关系。爪哇面具皆为木雕加彩,种类繁多,有冠上以金彩装饰的贵族人物,也有造型活泼的动物面具。根据角色性格不同而变化,个性鲜明突出。此女子面具表情肃穆,以金彩点缀冠饰,强调其高贵气质。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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