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2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瑞德╱台北报导〕曾经造成国民党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付出一百四十五万美金“暗杀遮羞费”的江南命案，至今将满廿年，当年由前情报局长汪希苓吸收前往美国执行“秘密制裁”行动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事后成为“一清专案”扫黑逮捕的首要目标，近年亡命海外，又成为台湾“治平专案”扫黑的对象。
“江南案”因涉及国家官员勾结黑社会暗杀事件，不仅引发美国抗议、国际人权组织关切，更遭情报组织“军统”人士批评为情报工作史上最大耻辱，国民党前政府更因此被迫暂停“秘密制裁”暗杀工作。
一九八四年7月，国民党前情报局长汪希苓，因不满笔名“江南”的华裔作家刘宜良，撰写出版“蒋经国传”，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陈启礼后，决定派遣竹联帮赴美国旧金山德里市“教训”刘宜良。
陈启礼在当年8月，经情报局阳明山“松竹山庄”训练基地五天受训化名为“郑泰成”，情报局提供刘宜良相片和地址等资料后，由陈启礼担任指挥官，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杀手，共同在美国执行自认是“锄奸”的“Ａ计划”。
10月10日，三人锁定刘宜良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靠太平洋的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正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开设在渔人码头的礼品店，并将一些箱子搬进车厢内时，已事先埋伏的董桂森等人，分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宜良随即倒地，再朝其胸部、腹部开了二枪。事成后，两名杀手骑脚踏车逃离现场，并在附近路口丢弃脚踏车后，进入早已等候多时的旅行车内，将化装的假发、假胡子和运动服脱下，并趁机将两把手枪丢弃于路旁草丛。
为防遭灭口，陈启礼等人特别录制了执行江南案始末内幕的录音带，并交由“黄鸟”等竹联帮份子保存，不料返台后不久，政府于11月12日就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而且在确定逮捕“一清首恶份子”陈启礼后，开始针对数千名黑道进行逮捕感训行动。
陈启礼被捕时，立刻向警方说出前往美国刺杀刘宜良的经过，11月24日台湾一本杂志接获读者爆料，刊登出竹联帮份子自以为“忠党爱国”赴美暗杀刘宜良，不料却反遭扫黑对待内幕；11月3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破案，直指凶手就是陈启礼等人。
江南案不仅使陈启礼和吴敦被依“非法持有枪械、共同谋杀、非法结社”罪名，遭判处无期徒刑外，流亡海外的董桂森最后在美国监狱死于斗殴，连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此下狱，经两次减刑后，三人服刑六年余获假释出狱。
由于国民党政府“失手”，最后全案由台湾政府支付给刘宜良遗孀崔蓉芝一百四十五万美金和解了事，江南案也被谍报人员称之为“情报局成立以来最大耻辱”。
江南案 终结杀人执照
记者王瑞德╱新闻幕后
情报工作中，俗称暗杀的“秘密制裁”，常被视为自清或歼敌重要任务，但廿年前“江南案”却终结了“暗杀许可”。
在国民党执政时代，最有名的情报组织，建立在民国廿年间的“情报之父”戴笠手中，当时戴笠建立了为数超过十万以上的特工人员（特别工作人员 )，连周恩来身边也有“国民党的自己人”特务，中共头子毛泽东因此对戴笠恨之入骨。
戴笠在对日抗战结束后，搭机在南京附近因天候不佳撞山身亡，毛泽东闻讯后，在延安召开庆祝大会，还发表“戴笠不死，中国政权将会晚十年才到手”的感言。
为了执行任务，戴笠手下的工作网路要求甚严，曾有贪污、沈迷女色者，遭自清的案例，至于对待汉奸、卖国贼或共产党徒，“秘密制裁”更是经常采取的手段。
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后，进一步重整情报体系，在训练过程的最后一课，就是“秘密制裁”；为了训练胆量，有时候还先以杀猫、杀狗以“培养”杀人的手段。
民国七十三年10月15日爆发“江南案”后，被传承自戴笠的“军统”人士批评为情报工作有史以来最大耻辱；随着前情报局长涉案被捕、判刑入狱，加上民国七十六年解除戒严，情报人员的“秘密制裁”行动从此流于形式上的训练课程。
一清大哥漂白 政治黑暗期
国民党在江南案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突然“指定”优先逮捕陈启礼，并随即展开空前规模的“一清专案”扫黑，逮捕四千余名黑道份子，但因未经审判、诬陷状况严重，三年后被迫放人，不少大哥获得冤狱赔偿，却意外造成大批黑道介入地方和中央民代选举，形成空前的“黑道政治”。
对全台湾的黑道大哥来说，“一清专案”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当年因政府未经审判，从“一清”径自逮捕六十二名角头、帮派大哥，到一个月后的“二清”、“三清”共逮捕四千多名黑道份子关进职训总队感训，虽然事隔廿年，有些黑道大哥形容，有时候睡到半夜，还会因为作梦回到绿岛而尖叫惊醒！
说起“一清”，道上大哥们几乎都仅能以“不堪回首”形容，尤其令人闻之丧胆的绿岛，夏天时屋顶如火烧般可怕，但冬天又寒风刺骨，当年的绿岛没有几条道路，为了磨练这些黑道份子，这些大哥，就被迫用双手开创出如今绿岛到处可见的马路。
身为“竹联帮”重要成员，当年一起遭扫进职训总队的大哥级人物“钟馗”李姓大哥，和“鬼哥”黄姓大哥，廿年后在一次应酬场合中，举杯回想起当年“一清专案”期间所遭受的待遇，虽然两人年已半百，但仍感受得到不平的怨气。
当年在职训总队内的“班长”权比天高，两位大哥回忆道，当时为了想抽一根烟、喝一口酒，廿年前在职训总队里，一包“黑烟”可以卖到一千元，一瓶“黑酒”叫价高达一万元！但是“哈”得要命的大哥们，仍然被迫接受敲竹杠。
“钟馗”目前从事合法的灵骨塔买卖，“鬼哥”则在台北市中山区经营一家酒店，在道上，他们仍然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逐渐斑白的白发，正提醒着这些“一清”大哥们岁月不饶人。
像“天道盟”在大台北地区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灿哥”，因“一清专案”结识了不少黑白两道的好朋友，当年传唤逮捕他的警官，如今反而成为经常泡茶聊天的好朋友。
“灿哥”回忆道，当时在职训总队里，这些班长们都利用女人买菜时所提的菜篮，以长索丢出长墙外，在外头接应的同伙再将香烟、槟榔甚至洋酒装入菜篮内，这些违禁品一旦进了职训总队，立刻身价百倍，而且还会造成抢购。
“灿哥”如今在台北开设了一家大型酒店，以他在道上的地位，偶尔替各地帮派角头或朋友们排难解纷，对年轻小辈动辄开枪滋事、乱成一团的江湖现况，已经较没兴趣。
昔年“一清专案”因羁押期限遥遥无期，为了对外表达心声，绰号“杨董”的高雄大哥，自愿打断自己的手肘，再利用就医机会偷偷将写满心声的书信送出，在关了长达三年之后，这些大哥们终于获得了出狱的机会。“杨董”因而获得所有大哥们的一致尊重，日后金盆洗手，改从事传播、演艺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政、商界关系良好，成为“一清专案”感训大哥中，最特殊的一起案例。
绝大多数的黑白两道人士，都刻意避谈“一清”，当年扫荡绩效良好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除暴组，曾一口气逮捕上百名“一清”份子，但是不少曾参与“一清”扫黑的资深刑警也坦承，当时几乎只要有人“咬”出是帮派份子，就提报为“一清”对象，未经审判就带往警总移送感训，廿年后反省思考，当年对这些“一清”对象确有未尽公平之处，但这是时代使然。
一清大扫黑 造就天道盟
一清专案即将满廿周年，走过那段岁月的老黑道，忆起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再生受刑人服务中心社长董念台指出，一清专案有将近三分之一是以人头充数，冤狱不少，而当年政府扫黑欠缺配套，抓人后只管不训，感训队成了流氓培训班，再加上鼓励检举，致使黑道急遽变质，道义摆两旁、利益摆中间，对长期治安影响深远，且弊大于利。
董念台说，台湾扫黑行动承袭自日据时代将不务正业、作奸犯科的地方流氓送往火烧岛（绿岛 )再教育的作法，历来针对帮派流氓进行四代、五波扫黑专案，民国五十一年安民专案、五十七年伏妖专案、七十三年一清与七十五年二清，至八十五年执行迄今的治平专案。
董念台是伏妖专案阶下囚，论辈份算是第二代流氓，但董念台说，当时他十九岁，只是警方冲绩效的“人头流氓”；但一清时，警方为应付警总要求，以人头滥竽充数的歪风变本加厉。
董念台于七十六年成立再生受刑人服务中心，听过不少一清含冤的案例，最有名的就是一位“蔡瞎子”，因为双眼全盲因素而没有工作，却被提报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岩湾感训队蹲了一年九个月苦牢；董念台指出，一清专案五千多名受刑人，将近三分之一是人头流氓，其中五十多人是残障者。
“人头流氓被丢进大染缸，假流氓也会变成真流氓”，董念台说，感训对象出狱后，一辈子贴上黑五类标签，正途无路可走，其实扫黑有其必要性，但欠缺配套，管训有管没训，出社会无路可走，逼得小弟变大哥，大哥变大哥大，成了“流氓培训中心”。
董念台认为，一清专案是台湾黑社会发展转捩点，其一，一清之后，黑帮的灵魂“道义”开始变质，抓耙子检举风气日盛，为求自保，不惜兄弟出卖兄弟；其二，由于混传统黑帮太危险、利润低，新兴黑道风气随之转向，唯利是图，导致毒品抬头成为黑道主要财源，造成今日社会乱象，一清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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