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杨银波:底层调查--透视民工梁如均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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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30日讯】在我家作客数日的梁如均,已与我们全家人道别。他背上沉重的石绵口袋和胶桶、挂衣架、洗衣粉,登上2里路之外的公共汽车,准备远去广州黄埔搞建筑——他在那里还有700多块钱的工资没有得到。临别时,我嘱咐他:“记住一定到我这里来过新年。在那边好好干,有什么困难,请尽管给我打电话。”他低头望望自己脚上的拖鞋,顺手递给我一支烟:“好,新年我一定过来。我在广东没有亲戚,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我认识都快两年了,我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梁如均,1959年10月11日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望川乡会基村5组。如今望川乡已并入合江县参宝镇,当地与我的家乡重庆永川市朱沱镇相隔10多里路,口音无异。我之所以特别选择以他为调查物件,有这样七个原因:第一,他有22年打工历史。第二,他奔走过中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四川、重庆、陕西、甘肃、青海、西藏、贵州、湖北、湖南、广东。第三,他从事过多种行业,包括:耕种、军人、畜牧、渔业、绿化、药贩、菜贩、捡破烂、进厂、野外建筑等。第四,他的妻子已改嫁贵州,彼此失散已近10年。第五,他的女儿16岁便外出打工,如今将满18岁,在福建厦门进厂。第六,他的母亲已近80岁,然而赡养之事举步维艰。第七,他与我家交情深厚。——照我母亲梁如成的说法:“我们家是欢迎他落脚的地方。”

10月6日下午,梁如均再次来到我家:“我还你们的200块钱,有没有收到?”我迅速帮他卸下行囊:“小事情嘛。看见你踏踏实实找钱,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马上让父亲从工地上赶回来,为你庆祝一下。”那晚我邀请了不少民工和老乡过来吃饭,彼此相谈打工的得失和未来的打算。而后一起出去吃夜宵,欢声笑语之中,感叹我们中国的民工真是忙碌、艰辛,连在路边吃两串烧烤、在酒吧喝两瓶啤酒的机会都几乎没有。大家都在议论工伤赔偿、招工资讯、工资收入、广东排外、农民出路,偶尔提及各类无路可走的发廊小姐和过去几年的打架斗殴之事,一个全面而又具体的民工状况由此展开。梁如均说:“银波,你是个作家,能不能把我当作物件,向社会反映一点农民工的具体问题?”我痛快回答:“愿意效劳。”于是,他随即向我道出七个问题。

一、江湖。仅以广东为例,他便在如下十个市的无数区、镇、村打过工: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深圳、顺德、清远、中山、从化、韶关。在他眼中,跑江湖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要踏实肯干;第二,要广结人缘;第三,要忍辱负重。这三点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便是工资。厂再好,工程再大,工人再多,但是倘若没有一个好价钱,就宁肯去打野工,坚决不要进厂。厂里管理规章过于严格,无自由可言,大多数人打了几年工,钱是挣了一点,但技术没学到手,身体也亏不起,这是最大的浪费,等于负收入。对于他这样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45岁中年人来讲,体力劳动虽然看似低贱,但如果能找到四川、重庆、贵州三地人当工头的,钱便来得实在一些。许多青年人到广东来是为了进入企业,但是广东根本要不了这么多人,总有一天会饱和。而野工呢?需求量很大,做的工程、工种很小,索要工资不麻烦,几乎是按月给钱,做几个钟头就有几个钟头的报酬。

二、戒心。他认为,任何腐败首先是基于欲望,一个不受制约或者制约力量不够的环境,必然会满足这种欲望,而且令其不断膨胀。他提到民工需要注意的三点:第一,不要买地下六合彩;第二,尽量不要打牌赌钱;第三,不要乱打老乡的主意。他说,过去数十年之内,他都是一个出名的赌徒。赌徒是什么?就是尽管赌十次,十次都输,但是仍然希望第十一次把本捞回来,并赢上一把。他举了两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他的一个民工朋友与其余人打金花牌,摸到三张A,然而那次赌博并未封顶,押注已超过5000块钱,摸到三张A的这位民工由于身上没有押注的钱,只好放弃此牌,转身抹泪。(二)他自己在打金花牌时,曾摸到三张K,各方押注相当大而激烈,他身上虽然有钱,但为谨慎起见,担心某方握有三张A,他干脆放弃此牌,宁愿输钱。这两个例子,在他看来:一是输钱只为赢钱起,不是专门人才最好少赌乃至不赌,否则识不清不公正、不正常的赌博暗箱;二是欲望会扭曲人性,助长侥幸心理和侵略性,对人对己都是伤害。

三、麻木。他提到了他最不信任的三种人:一是醺酒之徒,二是迷色之徒,三是掌权之徒。这三种人的共同点都是麻木,是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生活目标的混世之人,大多属于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我问他:“没有妻子的生活已有将近十年,为什么不讨老婆?”他首先拿三个字把自己痛斥了一顿:“我有罪!”十年以前,他成天烂赌、醺酒,凡遇不快,必然痛打辛苦打工的妻子,藉以发泄。其后妻子与他人相好,抛女弃夫。自此三年之内,他的眼神呆滞,全身无力,即便遇到最好的朋友,也不过就是点点头,直到现在他说话都不是很清楚,舌头打结。他体会过多年的麻木,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依靠打工维持生存和偶尔联系女儿之外,其余时间都是靠装聋作哑度日。直到2002年底,由于身上几无分文,他住进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子里,遇上了我。当时我正调查民工,偶遇此人,并赠送给他一罐煤气和一袋大米,增租一间大屋,让父亲与其同住,我付全额房租费。如此照顾之后,他与父亲交情甚好。,他也迅速道出了下面这第四个问题——

四、正义。2004年春,他在深圳由于阻止他人砸门盗窃老乡钱物,挺身而出,被当地黑社会人马打断数匹肋骨,耗资8000块钱医治。他说:“我一生之中,打过许多人,也被别人打过许多次,这一次不在头部,而在肋骨上,已经算是一种幸运。”他所不能容忍的,包括:歧视他;怀疑他;欺负弱者。针对这些,他说:“我承认,我的确没有多少能力,既长得不好看,又不懂多少法律,知识技术也没多少,但是我做人行事一定要讲原则,实在看不过去了,就一定要跟人拼命。”他提到广东几年前的民工状况,一旦某个民工出事,老乡成帮成片相助。现在呢?很难团结。我说:“政府正在逐渐允许建立农民工独立工会,入会者大多免费,你愿不愿意‘被团结’?”他回答说:“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民工当中像我这种人应当越少越好,现在已经不是比谁的拳头硬的时代,而是需要既有同情心又有法律知识的民工。”那麽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呢?他说:“现在我才看清楚:真正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正义。”

五、赡养。他在家中排行老六,目前尚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其余兄、姐皆因疾病而亡;母亲将满80岁,父亲已逝42年。关于母亲的赡养问题,他向我倾述了半个钟头。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你女儿现在已经打工两年,再过几年便要嫁出去,你也在考虑你的将来,为了防老?”他回答说:“不完全如此。”面对当前中国的老人赡养问题,他说他知道立过法,但是具体的家庭问题,往往很难用法律解决。以他母亲为例:他的姐姐由于经济穷困,根本无法给予钱物帮助;他的哥哥有三个子女,其中大儿子是一位有10多年教龄的小学教师,然而这一家非但不给予母亲钱物帮助不说,他的大嫂还常常与他母亲吵架闹事,给了母亲不少气受。“几年前,我曾经生过一个邪念,要把这个大嫂给杀了!”他说。对此,我给他举我们杨家的例子。在杨家,我爷爷、奶奶的赡养问题曾在十多年以前就开过家庭会议,会议商定:依各家经济状况而定,每年各家必须给予100元以上的赡养费;若经济状况变好,可自由给予更多费用。今年我回家再次主持家庭会议,会议商定:第一,作为孙辈,我负责弟、妹们的教育费用,并负责爷爷、奶奶医疗费用的大部分。第二,各家提供的赡养费总共加起来应足够换得1500斤稻谷。第三,其余原则,均可自由给予。梁如均听罢,对我说:“真令人羡慕,但又有多少家庭会这样和睦呢?”

六、成就。不管是由于惹祸,还是沈迷赌博,2004年5月之前的他总是一个失败者。他如此形容这种失败感:“有点像过去挨批斗的地主,完全擡不起头,脸都变形了。找不到出路,完全是吃了这顿饭就不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吃。总是尽量使自己不感到被压迫、被指责,走到哪个地方第一想到的都是厚着脸皮赚两分钱,苟且偷生。”然而这次他从与澳门只有一条沟相隔的珠海工地回来,便自豪地对我说:“刚刚又寄了800块钱给家里的母亲用,还有700多块钱我要到广州黄埔去拿,你别担心,钱是肯定拿得到的。我这五个多月,虽然花了一点钱,但是积蓄下来的工资都比往常多。”其实他这次完全可以到深圳去搞绿化,工资是每月1200块钱,但是为了拿到那700多块钱的工资,他还是愿意到黄埔去。那个工地挨着黄埔军校(他表示要进去观赏一番),工资每天能拿到40块钱。早上7点半起床,上午11点半收工,下午2点半起床,傍晚6点半收工,工作不算危险——室内打杂工。如果加班的话,每小时都可以得到8块钱的工资。不需要缴房租费,只缴每天9块钱的伙食费,按重庆话说,这工作“划得着”。

七、夙愿。他向我表达了两个夙愿:第一,他的女儿刚刚成年,涉世未深,社会很脏,容易被污染,因此希望她多明白些社会现实,走正路。第二,他认为他们这一代可能在十年之内消失于打工行业之中,然而现在的青年乃至少年、少女又有些青黄不接,吃青春饭的太多,他希望年轻一代一定不要在将来重复他们的老路。最后,他说:“至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或者现在我们的现实状况,再过十年可能都有人不相信了,或者觉得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我要说,一个人的发展根本不是靠一股闯劲、一种理想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知道一个完整的历史,知道任何一种东西的来龙去脉,这样走起路来才不会磕磕绊绊,才会走得更稳些。希望年轻人能记住我的这番话。”

结语:诸位,请莫忽视梁如均提出的这七个问题。从民工的角度,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句句实在,几乎被当场的民工、老乡全然接受,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民工视角。此次底层调查,虽与以往有异,却觉收获更大。为此,我将持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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