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讯】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卸任了他的军界最高领导人职务“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党、政、军三个方面彻底掌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一代任国家领导人。很多人对中国这次和平权力移交感到高兴，但这次表面看上去顺利的权力移交，却掩盖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致命隐患，这就是中国没有明确的国家领导人接班制度。
自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皇帝一人独揽大权的个人独裁体制后，此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各朝各代都基本沿用这个皇帝个人独裁的体制。而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的接班人，则由皇帝亲自指定，即立太子。皇帝指定的太子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一旦老皇帝死亡或遭遇不测，太子将接班成为新一任皇帝。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蹂躏，让中国人学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中国的落后挨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落后。此后中国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国家政治体制的尝试。戊戌变法试图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则引进了西方的共和宪政，而共产主义革命又在中国引进了当时认为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中国引进西方政体后，国家领导人由皇帝变成了西方式的大总统或主席，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其中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怎样产生？由于宪政体制中的国家领导人不是世袭，所以必须明确下一任国家领导人、也就是接班人的产生办法。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的产生办法是“文斗”，即通过投票选举下一任总统。而中国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宪政体制相配套的竞选接班体制（即“文斗”接班方式），这样中国就只能通过“武斗”的办法来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了。
1916年中国大总统袁世凯死后，他的部下各自拉一只军队来争夺国家领导人位置，结果导致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此后蒋介石靠军队北伐夺取了国家领导人位置，之后毛泽东又靠军队南征再次夺取了国家领导人位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竞争国家领导人的“武斗”之后，终于获得了一时的平静。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仍然回避了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的产生办法问题。
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当时的中国宪法却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任期，实际上成为了终身制。但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而且天灾人祸是瞬间发生，国家领导人有可能突然得急病死亡，也有可能突然遭到刺客暗杀或飞机失事，因此西方国家的宪法都有明文规定，明确在国家领导人突然遭遇不测时由谁来接班，比如美国宪法就明文规定总统遭遇不测时由副总统接班。
中国并没有关于接班人的明文规定，而是采用了传统上的惯例，即由领导人亲自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这就像以前的“立太子”一样。当年毛泽东先后指定过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也先后指定了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胡锦涛）当他的接班人。这种中国传统的“钦定太子”指定接班人方法，乍看似乎解决了接班人问题，但实际上却埋藏下一个致命的隐患。
古来的皇帝父传子方式，接班人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然不会怀疑接班人的忠诚心，也无需担心接班人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父传子的接班方式一般都较顺利。最近几十年中，东亚也有蒋介石传位于蒋经国，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的父传子事例。不过中国大陆已不存在父传子的封建意识和土壤，因此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指定一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人为接班人，这就难免不让领导人对他的接班人的忠诚心有所怀疑。
如果领导人选定一位很能干、很有威望的人当自己的接班人，那么这个接班人很可能树立起比现任领导人更高的威望，而接班人一旦树立起较高的个人威望，就不可能指望他唯唯诺诺地听从现任领导人的指示了。这样不仅现任领导人的个人独裁权限有所减小，而且羽毛丰满的接班人还可能提前把他赶下台，即所谓“抢班夺权”。因此现任领导人出于维护自己地位的考虑，自然会对异性姓的接班人进行各种各样的防范。
以前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很能干的人作接班人，结果刘少奇树立起个人威信后，不再对毛泽东的指挥言听计从，结果导致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的权力夺走；而毛泽东再次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更出现“抢班夺权”的危险，毛泽东又不得不把他除掉；最后毛泽东指定了一位威信不高、才能一般的华国锋当接班人，总算平安地接了班。
邓小平以前也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很能干的接班人，结果胡耀邦树立起个人威信后，也不再毕恭毕敬地遵守邓小平的指示，所以邓小平借学潮事件把胡耀邦的权力罢免；邓小平再次指定的接班人赵紫阳，在六四期间又表现出“抢班夺权”的苗头，又被邓小平再次废免；最后邓小平也指定了一位威信和才能不是非常突出的江泽民当接班人。
中国传统的政治构造是一元权力体系，即所谓的“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要保持这样的一元化领导，现任领导人的接班人必须是一位在威信和才能上相差很多的陪衬型人物。慈禧太后要选择光绪、宣统等幼儿皇帝接班，就是因为幼儿皇帝在威信和才能上与她相差太大，不会威胁到她的垂帘听政地位。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最后都指定一位平庸的人物接班，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可是一个平庸的人接班，他接班后由于威信和才能的不足，很难长期控制整个局面，不得不充当一个过渡性的角色。他从前任领导人那里继承来的权力，很快就会被一个更有威信和才能的政坛人物夺走。华国锋的权力很快被邓小平夺走，江泽民的权力也很快被胡锦涛接管，这都是平庸接班人必然遇到的问题。
好在华国锋时代，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绝对优势，其他人都没有问鼎邓小平的实力，因此邓小平夺权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在江泽民时代，政坛上也基本是胡锦涛一花独秀，胡锦涛上台也没有遇到很大困难。然而将来中国政坛或许会出现几位势均力敌的人物，都有实力问鼎国家领导人，他们各自率领一股势力争夺国家领导人，就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内乱。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发生的多次流血事件，都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争夺战有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流血武斗，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流血事件，又直接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争夺领导权的有关；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也同样直接关系到邓小平与赵紫阳在国家领导权上的争夺。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打出“邓小平退休”、“李鹏下台”的口号，邓小平要想保住他事实上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有出动军队镇压学生一条路。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实质上是争夺国家领导人的外围战。
现在的中共政权由党、政、军三个方面组成。“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总书记，“政”的最高领导人是国家主席，“军”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军委主席。最初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1959年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后，造成刘少奇在“政”的方面权力坐大，埋下了文革种子。在1980年代，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小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不把军委主席的职位交给赵紫阳，显然是对赵紫阳不太放心。
1989年的六四以后，邓小平感到党、政、军三权分立，有可能引发激烈权力斗争的危险，因此他把党、政、军三权都交给江泽民一人独揽，现在胡锦涛又再次一人独揽党、政、军三权。从权力分散的角度来看，在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分散的时代，因为那时中共党内反对个人独裁，呼唤集体领导的呼声很高，党、政、军三权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也是反映了当时中共内部的意见。
然而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内部的意见一变，认为党、政、军三权分散不利于中共的团结，削弱了中共的领导力量，因此把党、政、军三权归于一人独揽，反而又成为中共内部的主流意见。前一段时间，出现了胡锦涛掌握党权和政权，江泽民掌握军权的分权现象，此时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呼声要求江泽民交出军权，让胡锦涛一人独掌党、政、军三权。
如果说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那么胡锦涛的接班人又是谁呢？目前中共政权处于没有明确的接班人的状态。尽管胡锦涛年轻，身体也好，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的健康绝对不会出现问题，万一胡锦涛突发急病，或遭遇什么事故或不测，谁来接替胡锦涛领导中国呢？
按照中国宪法的条文规定，国家主席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主席接替职务。现在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曾庆红为国家副主席，万一胡锦涛遭遇不测，曾庆红可接任国家主席。但问题是胡锦涛同时担任了党、政、军三项领导职务，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是郭伯雄等三人（曾庆红并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万一胡锦涛遭遇不测，按照党内规定，郭伯雄可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吴邦国可接任中共总书记。
这样一来，万一胡锦涛身有不测，他一人兼任的三个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将由吴邦国、曾庆红、郭伯雄三人分别接任。这三人中谁是最高领导人呢？中国目前的法律或党规并没有明文规定。（虽说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可是1989年六四时，邓小平就以军委主席的身份解除赵紫阳的党总书记，成为枪指挥党的范例）。因此万一胡锦涛遭遇不测，中国就难免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甚至出现天下大乱。把中国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到一个人的健康或命运身上，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事。
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一个致命隐患，就是没有明确的接班人制度。今后胡锦涛政权首先要做事情之一，应该就是把接班人制度法律化、明文化。尽管现在胡锦涛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是要让他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独断地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也就是说，中共政府由现领导人独裁地指定自己接班人的老惯例，今后恐怕是行不通了，必须有一个新的接班人产生方法。如果今后中共的接班人是采用党内投票选举的方法产生，那么中国距离民主化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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