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到税务局缴完了税，下楼时觉得特别神气，从此以后多了一重身份：香港的纳税人。写这篇文章，就是在尽一个香港纳税人的义务，当然，也是权利。 从税务大楼出来，横过几条大道就可以到石水渠街，我要到那儿买一把野姜花。窄窄的石水渠街是一个露天市场，挤挤攘攘的，人情味十足。鞋店前放着几个水桶，火百合、满天星、野姜花，随兴地“扔”在里面，爱买不买。海产店前一摊一摊的鲜活渔货。一只巴掌大小的草虾蹦到隔邻的一笼青翠的菠菜上，又弹到地面；吓了一跳的家庭主妇将它捡起，笑眯眯交还给鱼贩。腆着肚子的屠户高举着刀，正霍霍地斩肉；千锤百炼的砧板已经凹成一个浅盆。驼背的老太太提着菜，一步一步走在人群里，虽然拥挤不堪，她不慌不忙，显然脚底熟悉每个地面的凹凸，眼里认识每个摊子后面的乡亲。
野姜花听说来自南丫岛的水泽里。我买上一大把，抱在怀里，搭上开往石塘嘴的老电车，一路叮叮当当晃回西环。
三件事串成一条公民教育考题
如果我是香港的公民教育老师，我会出这么一个考题：
中区警署十七栋古意盎然的历史建筑要交给地产商开发。湾仔的石水渠街露天市场要拆除，古老“印刷一条街”利东街要拆除，湾仔老街市要拆除……旧的，老的、矮的建筑，狭窄的拥挤的老街老巷，要让位给玻璃和钢筋的摩天大楼，变成昂贵的公寓大楼或者寒光慑人的酒店商厦。
西九龙文娱区的竞标厂商纷纷提出了规划，毫无意外地，全是地产财团。标书指定要有的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地产商正在进行全球性的合纵连横、做如火如荼的宣传。香港的报纸突然每天都是国际美术馆的长而拗口的名字。
同时，公民教育委员会制作了一个宣传短片，《心系家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配上温馨动人的画面，每天在新闻报导前播出。精心包装的爱国教育在悄悄进行中。
请指出，以上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三件事，隐藏着什么内在的关联？试从三件事中看出香港的文化政策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状态。
“中环价值”垄断香港价值
香港宣传自己的标语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这个自我标榜没错，观光客所看见的香港也是这样一个面貌：地面上有高耸入云的大楼、时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达的运输密网、人定胜天的填海技术。看得见的是名牌银行林立，货柜码头如山，看不见的是精细复杂的金融制度，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国际上所看见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乐于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香港：建筑气势凌人、店铺华丽光彩、英语流利、领口雪白的中产阶级在中环的大楼与大楼之间快步穿梭。也就是说，中环代表了香港，“中环价值”垄断了、代表了香港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里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外面的人走在中环的大道上，仰着脖子欣赏高楼线条的炫丽，不会看见深水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顿的失业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观塘和元朗却从没去过中环的新移民妇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滨星光大道上等候惊天动地的烟火表演，不会想到，香港近七百万人中有一百四十五万人活在贫穷线下，有很多很多的独居老人像鸡鸭一样长年住在笼子里；不会想到，这个“亚洲的国际都会”在贫富不均的指针上高居世界第五，与智利、墨西哥、哥斯达尼加、乌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会想到，姿态矜持而华贵的中环其实只是香港众多面貌中的一个而已。
这样的叙述，其实也不正确，因为我很快就发现，香港里面的人，也有许多人看不见中环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环价值”当作惟一的价值在坚持。
拆，拆，拆
九龙城寨，调景岭，早就拆了。因为九龙城寨和调景岭肮脏、混乱、拥挤，用“中环价值”来衡量，代表了令人羞耻的“落后”。九龙城寨和调景岭所凝聚的集体记忆与历史情感，是扫进“落后”的垃圾堆里一并清除的。
旺角的朗豪酒店刚刚落成。庞大的建筑体积坐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墙效应使上海街上的人变得非常微小，仿佛老鼠爬在墙角下。启德机场移走之后，九龙的建筑限制改变，朗豪预告了九龙将来的面貌：九龙也将中环化。
湾仔的Mega Tower酒店也是地产商一个巨大的建筑计划，如果通过，意味着湾仔老街老巷老市场的消失，老邻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着原本浓绿成荫的老树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设计出来的庭园小树，加棚加盖铺上水泥，紧紧嵌在大楼与大楼之间。
Bauhaus风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蓝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场要被拆除，中区警署的历史建筑群，包括域多利监狱，要交给地产商去“处理”，让他们建酒店商厦。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厦，更多的摩天大楼，像水淹过来一样，很快要覆盖整个香港。
祖母的日记能招标吗？
来香港一年，有很多的惊讶，但是最大的震惊莫过于发现，香港政府对于香港历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让我们看看中区警署。就艺术而言，中区警署建筑群的风格代表了殖民时代的美学，在香港已经是“濒临绝种”的稀有建筑。就历史而言，域多利监狱当年监禁过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残害过反日的文人。是否监禁过孙中山，史学家还在辩论；即使将来证明没有，辩论的过程本身也已经为历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没有孙中山，难道戴望舒（诗人，《星岛日报》副刊编辑，因宣传抗日而被日人于1942年春天监禁于域多利监狱）的狱中血泪还不足以使这个监狱不朽吗？
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1942年4月27日
除了戴望舒之外，还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深埋在域多利监狱里？牢房里头若是江洋大盗，他可能突显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贫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现了香港的底层庶民生活史；若是饥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划了香港颠沛流离的迁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押上了笔录。
每一个牢房、每一面墙，都是香港史的证物。我敢说，域多利监狱里的每一块砖都是湿的，因为它渗透了香港人的母辈祖辈的泪水和叹息、香港人集体的创伤和荣耀。政府哪里有权利把它交给地产商去“处理”掉？你会把祖母手写的日记本拿去招标出售吗？
监狱是要保留的，政府说，但是环绕监狱的很多其它老建筑，不是太珍贵。或许，但是，请问，做过完整的历史调查吗？认真问过市民的想法吗？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若是真正被重视，为什么我们只听见“经济效益”四个字？监狱的历史意义若是真正被珍惜，你可能把它和周边环境截断，让它孤伶伶地站着，被高耸逼人的酒店和商厦包围？
如果我是……
作文题目：如果中区警署建筑群是在台北，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文化局长，我会马上成立一个项目小组进行这几件事：
1.对市长和财长进行说服：历史记忆是市民身份认同的护照，使一个群体有别于他人的感情印记。而文化保存是一个城市的命脉，与经济发展也可以并行不悖。
2.对十七栋建筑的每一栋进行深度多元的历史调查。以域多利监狱为例，委托历史学者开启所有监狱档案，研读每一个个案，书写域多利监狱史。透过对政治犯、冤案、犯罪记录、惩罚与感教制度演变等等的研究，香港与中国近代史以及英帝国殖民史血肉相连的一页可能有崭新的视野出现。如果资料够丰富，甚至思考成立监狱博物馆，譬如墨尔本的监狱博物馆就是那个城市最辛酸、最动人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十七栋建筑，就是十七种最疼痛、最深刻、最贴近香港人心灵的香港史。以后每一个跟着老师进去走一遍的小学生，都会从一块砖里头看见自己的过去，从而认识自己的未来。
3.向企业及大众募款，发起认养古迹运动，成立国民信托基金。大企业可以捐巨款，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百块”做古迹之友。基金用来修复古迹，同时作为永续保护以及管理经营之用。
如果我不是决策官员而是个小市民，那么我会用尽力气发起公民反抗运动，串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消费者团体、小学家长会、被虐妇女保护协会、劳工权益促进会、文史工作室、青年义工……，包括国际组织；我会结合所有大学的历史系、建筑系、城乡研究、都市计划、景观系所以及教育学院将来要为人师者的学生和教授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我会静坐、示威、游行。我会不间断地投书给本地和国际的媒体，我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援，向国会议员申诉；我会寻找律师探讨控告政府的可能。
最后，告诉你我最后会做什么：我会用选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轻视自己历史的政府选下去，换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换的，因为没有普选。
西九龙：为谁而建？
香港政府不仅止将充满历史记忆的老区交给财团去开发，空旷的新地同样放任财团去发展。西九龙简直就可以直接写进文化政策的教科书当作负面教材范例。香港核心区最后一块滨海的钻石地带，如果讲明要做商业开发，靠卖地赚钱，也就罢了，可是政府说，这将是文化项目，要有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设香港。
要建设一个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么，缺什么，哪里强，哪里弱？在招标之前，起码有几十个非做不可的研究调查：
譬如艺术教育整体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里有多少艺术教育？与国际评比如何？艺术教育缺哪一环？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样的文化素养？西九龙规划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艺术教育当作核心思考？
譬如创意产业调查分析：哪一个产业在香港最具竞争力，最值得重点扶植？如何扶植？动画是否已被韩国领先？水墨是否有发展空间？设计是否是香港的优势？如果是，应该设立博物馆还是设计学院还是两者都不要？
譬如艺术人才培养计划：除了补助以外，是否应该有制度的变革？是否应该提升智能财产的保护、是否应该加强大学的艺术科系，西九龙如何用来培养本土创作……
譬如欣赏人口的扩展：18岁以下的艺术欣赏人口有多少？什么奖励或补助制度可以创造欣赏人口？什么设施可以吸引更年轻的艺术欣赏者？
譬如弱势公民文化权的普查：65岁以上的长者看什么戏、听什么歌、享用到几成的文化设施？盲者、聋人、单亲妈妈、同性恋者、坐轮椅的、精神病患、监狱犯人、外籍劳工、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弱势族群、贫穷线下的赤贫者、赤贫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资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动里他们的参与是几成？如果弱势者的文化权没有被照顾到，那么西九龙是否应该将之纳入考量？
譬如现有文化设施的全面体检：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等等，现有多少参观人数？艺术教育效应评估如何？是否低度使用？是否浪费空间？是否经营不善？是否资源重叠？
譬如2030年香港文化发展蓝图的提出：香港对自己的文化期许、文化定位是什么？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质的社区儿童图书馆、街坊艺文活动中心，还是水晶灯红地毯、一张椅子一万块的现代演艺厅？要补强的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本土的还是国际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确实在进行中，但是并没有整体蓝图。好像挂一张巨大的文化地图在墙上，将宏观的未来蓝图透明叠在现存状态上，就可以清楚看见自己的强项和弱点。西九龙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应该包含什么设施，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宏观、前瞻的蓝图上去思索，才是负责任的规划。
没有全面的研究调查，没有宏观的文化蓝图，也浑然不谈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龙交给财团去自由发挥。财团怎么做呢？他关心香港的艺术发展吗？他了解香港的文化潜能和文化困境吗？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吗？他对边缘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权要负起责任吗？
西九龙落在商人手里，于是我们就看见典型的香港商业操作上演：一个说，邀了庞比度来开分店，另一个就说要与古根汉合作，第三个更厉害，找来了“八国联馆”，号称要联合北京的故宫、芝加哥美术馆、俄罗斯埃尔米塔日故宫博物馆、罗浮宫和奥塞、澳洲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及亚伯特美术馆、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商人玩艺术家、建筑师、美术馆的名字跟他们玩Gucci皮包、Bally皮鞋、Armani服饰、Dior化妆品手法一样，只是文化的意义被淘空。
有没有人在问：这些声名显赫的国际美术馆进到西九龙，为香港人带来什么？香港的孩子会得到更好的艺术教育？本地的艺术家会得到更多发表的空间、创作的资源？香港文化会从此扎根，香港人会因而对香港文化更有自信？还是说香港因此会吸引法国人来香港看罗浮宫和奥塞分店，吸引美国人来香港看古根汉分馆，吸引俄罗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来香港看他们国家的东西，或者北京人来香港看故宫典藏？
西九龙究竟是为什么而建？为谁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蓝图究竟是什么？人文素养的厚植、文化发展的永续，策略又是什么？如果对人文有关怀，对未来有担当，这些问题都是决策者不能逃避的问题。
但你不能对商人这样要求；商人是为了赚钱发财而存在，政府才是为了关怀和担当而存在。对香港的孩子、艺术家、文化发展、城市前途有责任的，不是这些商人，是政府。当政府没有关怀和担当时，那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政府。开发，是香港的意识形态。
老区成片成片地铲除，新区不经思索地开发，财团老板坐在推土机的位子上指挥，政府官员坐在冷气呼呼的办公室里微笑。当财政司长笑眯眯地宣布要“开发”大屿山──建设刺激游乐场、水上游乐场、高尔夫球渡假村……我又像野猫一样弓起背、毛发直竖，想问：你的2030年城市蓝图是什么？发展还是保育的抉择、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吗，在你把绿油油的大屿山交给财团、变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惟一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
如果仅只在这些大商厦里行走，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香港什么都有，惟一没有的是个性。大楼的反光，很冷；飞鸟误以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老人心里有这个城市特有的记忆，他的记忆使得店铺有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氛围、气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么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开起新店，店里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钉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达。离了婚的女人开起咖啡馆，每一只杯子、每一张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个人美学的宣示。老婆婆的杂货店卖的酸菜还泡在一个你从小就看过的陶缸里，成为你日后浪迹天涯时怀乡的最温暖的符号。
香港不是没有这种个性和温暖，买得到野姜花的石水渠街、印过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东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动人最美丽的城市面貌。但是在“开发”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他们在一条街一条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无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个性的都市建设所取代。
政府和财团进行土地的买卖，嘴里吐出天文数字，对着镜头谈经济效应；我纳闷的是，那么谁在负责思考：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
你可认识歌赋街？
我所目睹的21世纪初的香港，已经脱离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个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发现，政府机器的运作思维，仍旧是殖民时代的思维。
殖民思维有几个特点：它一不重视本土文化和历史，二不重视草根人民，三不重视永续发展。
英国人统治时，他所立的铜像、所写的传记、所庆祝纪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颂的传奇、所爱惜的古迹、所命名的街道，当然都是英国角度出发的人物和历史。对于中国和香港本土的历史记忆，是漠视和轻视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萧红、张爱玲、许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钱穆、徐复观、余光中……这些名字都没什么意义。华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历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烧殆尽的遗址、乡民因抗英而牺牲的地点、大罢工时工人集会的厅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记、鲁迅演讲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无关紧要。
于是所谓“脱离殖民”，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是，人们回头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写、被漠视被轻视的历史挖出来；把被殖民者丢到垃圾堆里的祖母的日记找回来，擦干净，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认，一字一句地读，从脆弱泛黄的纸张和苍白的字句里，重新发现自己是谁。“脱离殖民”意味着，每一个香港孩子走过中环歌赋街时，知道“歌赋”（Gough）不过是某英国陆军中将的名字罢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赋街44号的中央书院是孙中山读过的学校，歌赋街24号是孙中山、陈少白等“四大寇”意兴风发秘商革命之处。
“脱离殖民”意味着，把殖民者所灌输的美学品味、价值偏重和历史观点——不见得推翻，但是彻底重新反省，开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开始用自己的词汇定义自己；后殖民的政府会把本土的文化历史古迹、老街老巷老记忆，即使不美丽不堂皇不甚体面，一点一滴都当作最珍贵的宝贝来保护珍爱。
我没看到这个过程真正在香港发生。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确切地说，殖民者并非仅只不重视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则上不重视文化，因为文化是思想，思想势必意味着独立思考和价值批判，这些都是对统治的障碍。从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就看得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上，是毫无地位而且极端边缘的。香港没有文化的专责机构，文化艺术“夹带”在民政局的业务内，与捕鼠灭蚊、足球博彩、邮票设计、帮佣管理、游泳池清洁、大厦与旅馆业监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条，其中只有两条直接与文化有关，哪两条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说，香港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办理康乐活动的层次。另一条是古迹保存。把古迹保存列为十四条之一，不是很不错吗？但是你发现，古迹保存的工作是由一个层次极低的三级单位来负责。在民政局属下还有各种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等等，各自办理自己的活动。这个结构所突显的是，文化处于下游，根本进不了最上游的决策，或者说，在最上游的决策机制里，根本就没有文化的思维和视野。
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个镜头：最高的决策会议讨论中区警署的议题时，财政司长、工商局长、经发局长、运输局长、房屋及规划局长可能都从经济本位去发言，那么谁站起来为古迹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意义去力排众议、“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长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实是空的。所有的决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状态下，做了。在一个文化缺席的政府结构里，当然经济效益可以超过任何别的考虑，开发意识形态可以势如破竹地进行，都市建设可以由财团主导，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经济官僚决定……
为什么会这样呢？殖民者在的时候，他无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开发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开发所得，丰富了他的母国——他真正的家。至于开发是否牺牲一些其它的价值，譬如社会公义或历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虚弱，他不必在意。于是所谓脱离殖民，意味着后殖民政府回头去挑战殖民者的开发至上哲学，把殖民者所忽视的价值翻转过来放在首位思考：对贫民和弱势的照顾、对文学和语言的重视、对文化和历史的强调、对绿色土地的钟爱、对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长程投资等等，一种“厚植本土、文化优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当家作主之后会取代“唯利是图”的功利思维，变成新的主流哲学。也就是说，在后殖民政府里头，文化理应成为首席局。
但是我并没看到这个过程在香港出现。
一万个口号抵不过一支老歌
殖民者挟其母国的现代化优势，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维主导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员掌握知识、能力和权力，一切的决定由上而下贯彻。捉襟见肘时，一通午夜的电话挂往母国，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国毕竟文化厚重，经验娴熟，往往还在殖民地创出优越的成绩。于是所谓脱离殖民，就是在别人的“大脑”抽走了之后，开始产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从哪里来？当然是民间。
脱离殖民意味着政府从原本居高临下的菁英位置走下来，与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对话；中区警署保存或开发，湾仔老区保护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导。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动的主办者，不再掌握所有资源，不再是艺术家和表演团体仰望的施舍者，民间自己实力强大、百花齐放。脱离殖民意味着本地的学者、专家、文化人会取代殖民者的“大脑”深入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再坐在林林总总的“咨询委员会”里当政府假装民主的花瓶，而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实质主要动力；西九龙的文化定位，大屿山的开发与否，都会有一个深刻的公民辩论、知识界文化界专业较劲的过程。同时，当人民开始真正参与决策，开始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时，公民社会于焉成形。
我也没看到这个过程真正在香港产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两种过程。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照样推着香港快快走，用原来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见“大脑”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发酵：“心系家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调成甜甜的饮料，让香港人喝下一杯“爱家爱国”。幼儿园的孩子们学唱“起来，起来，起来……”公民教育被简化为爱国教育，爱国教育被简化为爱党的政治正确。
中国，不是不可以爱。殖民者曾经多么地防备你去爱它，连鸦片战争都一笔带过。但是中国值得香港人去了解、去爱的，是它的法官还是它的囚犯？是军队还是人民？是唐诗宋词还是党国机器？是它的大地还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对中国作出真正重大的历史贡献，是去顺从它还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该教孩子的，恐怕不是爱什么，而是怎么爱，如何选择所爱。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让老师们带着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们认识岛上的野花野鸟；是让维园阿伯成群结队地去开社区大会，辩论湾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让大学生在做了中区警署的历史访查之后，组队到政府大楼去示威抗议；是让中学生学习关怀尼泊尔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独，让社区妈妈们组织“湿地保护协会”、“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迹之友基金会”……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让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脚踩的土地和文化为荣。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让孩子们知道，当你不同意一个政府的思维和决策时，你如何站出来挑战它、打败它。
如果让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担心的是，香港人还没来得及从前面一堆废纸堆里找出祖母的日记，已经被后面轰隆倾倒下来的新的纸堆扑倒。
所谓脱离殖民，意味着被殖民者开始认真地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疼爱自己。每一次游行，每一次辩论，每一场抗争，都会使“我是什么人”的困惑变得清澈。每一栋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树被扶起，每一条老街被细心爱护——即使是贫民街，都会使人们惊喜：原来我的脚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岛、我的国。要人民爱家爱国吗？不要花纳税人的钱去制作宣传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铲除他的参天老树，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卖掉他祖母的日记本，他就会自然地“心系家国”，歌于斯，哭于斯。
认同，从敢于拥抱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开始，而一万个政治人物的爱国口号呼喊，不如一支低沉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树，一条黄昏斑驳的老街，给人带来抵挡不住的眼泪和缠绵的深情。老歌、老树、老街，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就是文化。公民社会，从文化认同开始。
中环价值，无法创造人文底蕴；殖民思维，无法凝聚公民社会。而且，别再告诉我“香港人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为没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随时可以被你无法掌握的权力一笔勾消。再说，中区警署若是拆个精光，你能怎么样？但是你能怪政府吗？连小学生都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里去？
光与热之必要
这里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偏盖全的，因为明明已经有这么多人正在努力，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内部：保护海湾的运动，湾仔区议会对湾仔老区的关怀行动，四年前文化委员会成员的点滴心血，牛棚书院、Project Hong Kong和种种社运团体的努力，媒体文化版的持续讨论，专栏作家的日日呼吁，甚至民政局所主导的种种文化论坛……在在都显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壳下的热气，在噗噗蠢动。七一游行，是热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环价值和殖民思维坚固巨大如铁山，七年了，松动的，是那么地少……
我只能把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的话偷来，送给所有正在艰难地放光放热的香港朋友们：文化传承是内聚的，它约束了我；天赋权利是外扩的，把我和所有生命永远地连结。但没有人可以只要那天赋权利而不接受他的文化传承。（My inheritance was particular, specifically limited and limiting. My birthright was vast, connecting me to all that lives, and to everyone, forever. One cannot claim birthright without accepting the inherit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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