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史达林的“群体饥饿灭绝罪”

──70年后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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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日讯】因为写文革受难者,我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数位被访者曾经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

北京的一位教师说,他来自安徽省全椒县农村。他的父亲在1960年饿死,他的母亲在1961年春节饿死。他们家所在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饿死。村子里他的同龄的小伙伴,没有上中学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为在1960年到县城中学里住读,学校管学生的伙食,所以没有饿死。当时,在全椒县路边就躺着一个一个饿死的人的尸体,有的还有气儿。别的人饿得没有力气去管去埋。

我听得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想像,生产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农村人民,会在他们世代居住劳作的土地上大批活活饿死。实际上,这也很像文革后长大的年轻人看到我写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文章,大为吃惊,闻所未闻。

我知道全椒县,是因为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全椒县人。吴敬梓是十八世纪的作家。然而全椒县在三十多年前发生的大饥荒,却从未被报导也就不被人知晓。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历史写作的危险:普通人民遭受的由当政者造成的巨大苦难,被漏记了!而这种漏记背后,明显是对普通人生命的漠视和对强权的畏惧。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上,我注意到美国报刊上关于是否吊销隐瞒了史达林时代大饥荒的记者所获普利策奖的讨论。

Walter Duranty在1922到1934年担任《纽约时报》分管苏联新闻的记者。他写了一系列报导,还在1929年独家采访了史达林。1932年,他获得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此后,他的大照片和其他获奖记者的一起悬挂在《纽约时报》总部的第十一层楼上。

2003年6月11日《纽约时报》报导,普利策奖委员会说要重新审查1932年授予Walter Duranty的普利策奖。他被指控无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乌克兰的强制性饥荒。

实际上,早在1990年出版的《史达林的辩护士》一书就指出Duranty知道饥荒,但是无视饥荒的存在以保持他能接近史达林的途径。当时作为回应,《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社论,责备了Duranty”漠视灾难性的饥荒当数百万人在乌克兰死亡的时候”。但是普利策奖还是他的。

在2003年,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成员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明信片、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有数千之多,要求吊销Duranty获得的奖项。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年11月号上,有一篇关于这一弹劾的长文。文中指出,这显然是一个群众性的行动。

确实,这是世界范围的数个乌克兰人组织的联合行动,其中有乌克兰裔美国人的组织。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1932─1933的乌克兰饥荒七十周年。这场大饥荒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制造的灾难。他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说法,将其称之为史达林的”群体性饥饿杀戮”。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文章的作者做了一些调查,指出Duranty在苏联期间享受非常优渥的生活条件,有特别的食品配给,他的汽车上装备了秘密员警用的警报器。他有助手,有专用司机,还有一名叫”Katya”的厨子兼情妇,和他生了一个儿子。

在他1932年写的文章中,他报告了1932年乌克兰的收成只有1931年的55%,但是他仿照苏联政府的说法,说这是由于懒惰的农民以及阶级敌人富农所引起的。他说:”这里没有饥荒和真的饥饿,没有这一类事情。”

乌克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也好,因此是盛产小麦的发达的农业地区。史达林强行推行集体化政策,没收富裕农民的财产,把大批农民逮捕和流放,在这样一个小麦产区造成了大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同意的死亡数字是五百万人。在1990年代发行的一部纪录影片《1917:在红旗下》中,可以看到死亡者的尸体被扔进车子,像草捆一样堆在一起。也有一位年老的乌克兰农妇在电影上讲述了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怎么看到饿死的父母被装上了运尸车。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文章说,Duranty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但是他把劳改营、财产剥夺和政治清洗当作推动一个落后国家进入二十世纪的必要手段。他在当时经常用的一个俗语是”要做鸡蛋饼,就要打破鸡蛋”。他在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写了几本书,也一直没有改变他对史达林的看法:史达林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但是必要的人物。他在其书中谈到”崇高”的目的可以成为采用冒进的手段的理由。也就是说,对数百万人民被饿死这样的悲惨事件,一方面他隐瞒不报事实,另一方面他用”历史的必要”理论来为史达林的残暴政策辩护。

在七十年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打破了鸡蛋的暴君,根本没有做出鸡蛋饼来。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除了遭受恐怖和镇压,几十年都过着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贫乏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可以让暴君们们当作”鸡蛋”来打破吗?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谁建立了这样的道理?

2003年乌克兰人组织采取集体行动后,《纽约时报》聘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教授来审读Duranty的文章。这位教授写出了一份八页的报告,指出这些报导”缺乏平衡及不加批判地接受苏维埃对其残酷和浪费的统治的自我辩护”。他告诉记者,Duranty”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的耻辱”。

报刊上也有文章分析了有些新闻记者急于成名不择手段的心态,以及与此有关的名人崇拜文化。这些文章很有意义。新闻记者也是人,有人的种种弱点。他们在媒体上的权力,可能导致新闻腐败。

2003年11月22日,普利策奖委员会发表声明说,Duranty的获奖文章远远不符合今天关于外国的报导的标准。但是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辩论,认为没有清楚的证据说明Duranty蓄意欺骗。

《纽约时报》发行人发表声明:”时报的全体人员充分意识到Duranty新闻报导的缺陷,正如我们已经和将要继续承认的。我们遗憾他的过失。我们和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起向那些在1932─33乌克兰饥荒中受难的人们表示同情。”

Duranty已经在1957年去世。他在《纽约时报》总部大楼里的照片现在旁边被注明:时报和别处的作家们拒绝相信他的报导。

虽然普利策奖委员会没有吊销奖项,但是应该说,在道义上和思想上,那些要求吊销奖项的人们赢了。

这一长达数月的对话和讨论,在几个层面上都有意义:历史真相的追寻,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判断历史的价值原则,等等。对中国人来说,还多一层意义。那就是在中国,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场长达数年的大饥饿。那场大饥饿中的死亡人数,官方人士的说法是一千多万,持不同意见者认为有三千多万。也就是说,争论的幅度之差,就有上千万。这表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史达林时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而这场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的成因,和苏联一样,也明显是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场大饥荒如此深广的相似性,会帮助人们认识导致大灾难的深层原因。

中国大饥荒和苏联大饥荒的不同之处,是在对中国灾难的记载和分析要少得多。几千万人被饿死了,也被忘却了。当受难者被忘却,作恶者也就不会受追究,更谈不上审判。但是,这种忘却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民想要的对待过去的处理方式。四十年后的人,仍然应该努力,来写出全椒县和别处那些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是谁,他们是怎么饿死的,是什么人、什么政策和什么理论造成了他们的悲惨死亡。然后,有余力撰写《新儒林外史》时候,也会包括中国的Duranty一类人物吧。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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