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
在中共55年暴政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终于陷入了资源、文化、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重重包围之中。糜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必定要经历一场社会体系的重新构建。但是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基础已经遭受了中共官僚集团的严重破坏，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用于社会体系重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已经十分匮乏，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进行的社会体系重建比中华民族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艰钜而危险。中共官僚集团残暴无能的统治，已经注定了中共专制体制的覆灭，然而我们的民族也已危在旦夕！
在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之前的10到20年内，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的发展走向将对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决定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在于10到20年内中国民众和民主力量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博奕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下通过假设和猜测，让我们探讨博奕所可能产生的三种主要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所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一种结果：在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民众无法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且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强大的民主革命组织。如果中国民众无法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相对和平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就无法解决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无力重建民众对法律和政府的信心。一旦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将陷入衰退和动荡之中，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在6.5亿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许多；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将给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沉重的打击，那时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将失去最低的生存保障。在民众对中国法律和政府完全丧失信心、生存无法维继的情况下，除了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估计中国社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的时候，总人口数将在14到15亿之间）。
由于缺少强大的民主革命组织的领导和动员，局部大规模武装暴动即使取得成功也很难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和示范效应，使中共政权在短期之内土崩瓦解。因此局部武装暴动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武装革命才能够彻底埋葬中共政权。从爆发小规模武装暴动到局部大规模武装暴动，直到全国性武装革命推翻中共政权，战争将持续数年的时间，至少数以千万的人将死于战乱、饥荒和疾病，而战争难民将是数以亿计——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无疑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但是，即使为推翻中共暴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劫后余生的中国民众并不一定就可以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要让一场武装革命最终平息下来，必须让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结果为大部分民众以及政治和（/或）军事力量的领导者所满意或接受：就政治利益而言，主要是要让新的政治制度被大部分民众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领导者所认可和支持，让权力分配的结果能够为大部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领导者所接受；就经济利益而言，至少应该保证绝大多数民众能够得到就业安排，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然而，在武装革命推翻中共的政权之后，我们很可能并不具备这样能够使中国社会走向和平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是在中共的政治高压下突然爆发，而且没有民主革命组织进行宣传和动员，中国社会并没有充分的时间为这场革命奠定坚实的宪政民主的民意基础，提供坚定的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纲领，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则往往会刺激威权主义的膨胀，因而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崩溃、宗教信仰缺失、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并且多数民众宪政民主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宪政民主体制并不一定会成为推翻中共暴政后的顺理成章、万众期待的新政治制度选择，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领导者在新政治制度的选择和权力的分配上将可能存在很大的争执，甚至冲突；
在经济方面，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匮乏是促使武装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战争非但不能改变中国自然资源匮乏的局面，而且将进一步消耗经济资源。中国人均耕地资源的极度匮乏已经注定中国社会在大规模武装革命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不可能像以往的改朝换代那样通过土地资源的再分配来安顿农村人口；而且持续数年的战争将迅速消耗中国的经济储备（如粮食，外汇，能源等），并且外国资本将完全逃离中国，而中共官僚和富有阶层将会把中国社会大部分的财富转移到其它国家，因此在中共政权垮台后，能够用于经济恢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经济资源将所剩无几（即使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城市人口和无地可耕的农村人口的就业和生活也将难以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预见在全国性的武装革命推翻中共的政权之后，中国社会将无法安顿数亿的普通百姓和手里拿着枪的军人，难以保障他们最低的生存需要。由于政治制度选择上的分歧、权力的争夺、以及普通民众和军人对于生存状况的不满，中国社会很可能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那样，陷入四分五裂、战乱连绵的深渊之中。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下，如果武装暴动要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武装革命才能够推翻中共政权，那么建立民主制度和完成社会体系重建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其后果很可能是：许多中共官僚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前早已带着他们从中国民众那里掠夺来的财富逃到了其他国家，而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则成为中共残暴政权的陪葬品。
第二种结果：在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民众无法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中国社会产生了强大的民主革命组织——拥有武装力量，并且具有宣传、组织和动员民主革命的能力。比较乐观的估计是：通过武装暴动来推翻中共政权还是唯一选择，但是由于民主革命组织的宣传、动员和领导，中国社会有可能通过成功的局部大规模武装暴动，形成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和示范效应，使离心离德的中共政权在短期之内土崩瓦解（就像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瓦解腐朽没落清朝）；而且民主革命组织将成为推翻中共政权之后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有能力和机会掌握政治制度重建中的主导权，通过与其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谈判使中国社会走上和平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道路，从而避免革命战争的持续蔓延，防止社会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继续恶化。
如果以上这种状况能够出现，那么推翻中共政权的革命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资源的消耗和流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中国社会就能够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底层民众的就业和生存，有希望通过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重建使中华民族摆脱生存危机。
第三种结果：在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民众成功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中国开启了通向和平民主化道路的大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保证民间公开的自救和维权团体以及公开的民主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目前这种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但是政治、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必须依靠各种力量来确保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民间互助自救团体是对中国政府所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而公开的民主组织的崛起，是中国走向和平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公开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公开的民主组织的发展壮大，将为中国民众通过合法的渠道维护和争取经济、政治权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建立政府与民众进行谈判和妥协的机制，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法的有效渠道逐渐得到释放，而不至于通过暴动的方式瞬间爆发出来。只要合法的抗争对民众而言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诉求将主要表现为罢工、游行示威、要求与政府谈判等合法的群体性行为，以及个别的暴力反抗和小规模的骚乱，而不大可能会以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政府能够确保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正常运作，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民众抗争的激烈程度，减少社会的动荡和骚乱。只要政府能够充分尊重民众的诉求，以友善的态度来应对民众的抗争，通过谈判与民众达成妥协，民众的群体性行为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的。
如果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政府与民众之间能够建立基于信任和谅解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社会完全有能力避免经济危机所可能引发的大规模武装暴动，并且将危机对于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使民众和政府能够齐心协力熬过经济危机后的艰难时期，最终通过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宪政民主体制，使中华民族摆脱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当然，以上基于假设和猜测所进行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任何假设条件的改变和偶然性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导致历史的发展进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但以上的探讨并不在于证明中国在21世纪会顺着某一个确定的轨道前进，而是说明中国民众在未来10到20年之内的抗争能否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能否促使公开和秘密的民主力量发展壮大，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中共各级官僚行为模式的黑社会化和短期化，大量中共中高层官僚和亲属的移民，长期以来对于民众上访的无能为力直到残酷镇压，说明中共官僚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重危机，以及可能发生的武装暴动，但他们仍然只顾维护当前的统治和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本不在乎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的生死存亡，也没有意愿去主动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胡锦涛作为中共政权的一号人物，是否有决心和魄力去开启走向中国民主化的大门，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锦涛有这种决心和魄力，而以下的这些方面则显示胡锦涛的思维方式和执政风格很难超越邓小平和江泽民：
1. 邓小平将赵紫阳赶下台之后，扶持江泽民上台，后又隔代钦点胡锦涛。这说明在邓小平看来，胡锦涛的思维方式和执政风格更接近于江泽民而不是赵紫阳，而且他相信胡锦涛和江泽民都能够稳住中共一党专政的局面，能够在当时和将来都在“六四”问题上与邓小平保持“高度一致”，而“六四”是中国通向民主化道路上所必须作出公正解决的问题。
2. 胡锦涛不仅能够从中共的残酷政治斗争和权利争夺当中生存下来，而且在中共的政权逐渐黑社会化的时期平步青云，并在“江胡争霸”中取得上风，登上了中共官僚体系的顶峰——如果胡锦涛不是一个精于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的机会主义者，恐怕很难成为中共“逆向淘汰”的官僚选拔机制所产生的佼佼者。
3. 胡锦涛是在中共极权专政思想猖獗的50时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接受了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任了三年中共用来监视学生思想行为的政治辅导员。因此从胡的教育背景和政治辅导员一职可以推测在他思想性格成型的时期受到了中共极权专政思想的深刻“熏陶”。
4. 在胡锦涛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都是都是中共专制统治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在他登上中共权力顶峰的时期，中共加紧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在全面接掌党、政、军三权之后，胡锦涛公开抵制民主制度，并且为六四镇压进行辩护——如果结合以上三个方面，很难相信胡锦涛在近一两年之内反对民主，压制自由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
在中共官僚集团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黑社会化，而且各个中共官僚依靠维护中共腐败的一党专政制度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期待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共官僚集团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这种期待实际上是在等待中共官僚集团把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之中。
在目前形势下，能够让中共官僚不再继续抵制宪政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中共官僚为抵制宪政民主预期付出的代价，超过他们从从短期的政治稳定当中所能够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预期收益。中国民众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摧毁中共官僚的“退出机制”，惩罚腐败的中国官僚，增加他们抵制宪政民主的预期代价，去迫使而不是乞求中共官僚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如果中共官僚不是那么厚颜无耻和灭绝人性，如果经济危机和社会暴动不是迫在眉睫，公开、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和民众抗争也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实现和平的民主化——但不幸的是，以上的两个假设条件都不存在。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形势以及过去二十几年来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成效和教训，非暴力民主运动和缺乏坚强组织性的民众群体性抗争，对于摧毁中共官僚的“退出机制”，增加他们抵制宪政民主的预期代价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10到20年之内根本不可能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无法发展民主革命组织来组织和领导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武装暴动，更不用说在推翻中共政权后，让民主力量在政治制度的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当法律不是维护正义的天平，而是彻底沦为中共官僚手中挥舞的皮鞭，被用来肆意鞭笞民众的时候，完全依靠法律来惩罚恶贯满盈的中共官僚，不是在维护正义，而是在纵容中共官僚无法无天的行为，默许他们任意践踏法律和正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动用暴力反抗暴政本来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是高于一切法律的自然法。中国民众绝不能让中共官僚继续“稳定”的滥用手中权力，“稳定”的压迫中国民众，“稳定”的毁灭中华民族！动用暴力来反抗暴政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当前的中国民众所必需的抗争方式之一。
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公开的民主力量，而且需要秘密的民主力量来引导和组织民众进行群体性的抗争，并且建立起独立于中共腐朽的司法体制之外的一套惩罚机制，才有可能对中共官僚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秘密的民主力量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应该逐渐具备组织、动员和领导武装革命的实力——这是对抗中共暴政必不可少的筹码，也是挽救中华民族的必要措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通过暴力反抗暴政的首要目的不是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做准备，而是通过配合公开的合法抗争，迫使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遵守他们与民众的契约——宪法和法律，让民众维护权利、寻求公正的合法途径可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和支持，促使中国社会最终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建立公正的民主制度。当然，如果中共执意要以毁灭中华民族为代价，维持残暴无能的一党专政体制，逼迫民众不得不以武装暴动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权，那么强大的秘密民主力量对于减少武装革命的代价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虽然面临着重重深刻危机，中华民族可能陷入苦难的深渊，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我们放弃对中共官僚的幻想，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进行抗争，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去推动公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的权利才能够得到根本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官僚权贵的奴役和压迫。
民主也许无法使中国社会完全摆脱困境，但民主却是我们和我们的民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
其它参考资料：
赵兴，“走出黑暗——回忆西单民主墙”，http://wangbingzhang.us/forum/wbz/messages/1949.html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9/4755.shtml
王思睿，“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的《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20307&total=78#top
徐友渔，“‘后主义’与启蒙”，http://www.boxun.com/sixiang/991024/9910246.html，（原载天涯1998年第6期）
朱之鑫，《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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