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谨记那些血痕和声嘶力竭的哭喊，这种记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现实有一个更清醒的判断。
2月14日，晴。皖北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
春天已经来临。车窗外，公路平整，白杨修颀，绿色的麦地连绵起伏。春季慵懒的阳光笼罩黄淮平原，笼罩着黄淮平原上无数的村落，笼罩着我们的目的地，灰扑扑的小张庄。
根据村民小声的指点，我们的脚步经过了张桂玉家屋后的池塘，池塘边一条灰尘扑面的小路，经过了一些残破的土墙，稀稀落落树枝编就的篱笆。我们懵懵懂懂地来到张桂玉家破败的院落门前，要采访一件陈年的旧事——的确是陈年的旧事了，如果不是一本叫做《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如果不是书中的纪录，这个村庄连同那件6年前的血案，或许会像其他旧事一样，被彻底遗忘。 6年前的一天，这里的池水和泥泞曾被鲜血浸透，恐怖的叫喊和嚎哭充塞村庄，不到10米的路上，横卧过四个村民无辜的身体和冤魂。
凄凉身后事
安静到沉闷的村庄里，即使走在和当年全无差别的环境中，要想象当时的惨状，仍然很难。但对小张庄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幕将是他们此生须臾不能忘却的惨痛记忆。
他们伸出手指，远远地指着池塘边，低声屏气地说，“一辆车，拉了四个人哪！”躲躲闪闪的眼神里，村民们频频摇头，“四个人都躺在那条路上，血都流到池塘里去了……”
回顾一下1998年2月18日前后发生的故事，花费不了太多笔墨： 1998年2月6日，在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的村民一再要求之下，唐南乡政府派出工作人员，赴小张庄组织清查该村账务。 2月9日，乡干部主持下，小张庄村民推选出了12位村民代表，参与查账工作。
2月18日早上，张桥村副村长张桂全及其子张超伟、张加志、张余良和张乐义，先后来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家家门前。大约10分钟后，血案发生：张桂全父子持刀屠戮村民，四人惨死，一人重伤。
惨死的四位村民中，有三位是参加查账的村民代表：张桂玉、张洪传和张桂毛，一位和查账无关，他是张桂玉的二哥张桂月。重伤者是张桂玉的儿子，其时尚未成年的张小松。
根据村民的回忆，被杀者中，张桂玉和张洪传身中多刀而死，张桂月系一刀毙命，张桂毛死于医院。
我们遇到了张桂玉的遗孀魏素荣。太多的申诉一度耗尽了这个女人的心神，6年后提起往事，44岁的魏素荣突然爆发出了不能抑制的号啕大哭。
6年前，张桂玉、张桂月两兄弟的死，留下了两个寡妇和5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一个男人的死亡背后，是家庭的迅速衰败。
张小彪，张桂月的儿子，父亲被杀时只有12岁。我们踏进破败的院落时，满身油污的张小彪正在鼓捣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整个院子里，只有院门处的围墙露出一段新砖的红色来。
在和院子同样破旧的正屋中，当我们提到他的父亲时，张小彪手足无措，很长时间没有回过神。而当我们问他母亲去了哪里时，这个孩子在空空荡荡、屋顶露出一个大洞的房间里，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
张小彪的妹妹张是湖沟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在所有被杀村民的未成年子女里，只有张获得了读高中的机会。湖沟中学距离小张庄20多里路程，乘车来回需要6块钱路费，即使是每个星期来回一趟，这笔开销还是让母亲陈家兰难以承受。转学需要交纳3000块钱的借读费和600块钱的学费。陈家兰东拼西凑，只凑齐300块钱张能不能获得一个就近上学的机会，陈家兰的婆婆和妯娌们都很茫然。
在采访的归途中，我们碰到了陈家兰。疲惫的陈家兰异常衰老。张桂月死后，几年来耕种着自家的7亩多地，高强度的劳动损害了她的健康，2003年农历七月，陈家兰在给棉花打农药时曾经两次中毒，左胳膊也患有严重的骨质增生。她的妯娌，同样失去了丈夫的魏素荣则耕种着9亩多地。年复一年，两个女人念及不期而来的灾难，悲从中来。村里的人说，农忙季节常常会看到陈家兰妯娌在家里大哭一场。
妻子在1998年前就已经出走的张洪传死后，他的孩子从此成了实际上孤儿。张洪传死时，两个儿子年纪尚幼，大儿子张大孩是个痴呆儿，小儿子张高高正在小学读四年级。张洪传死后，张高高随即辍学。后来乡政府出面，将这两个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养老院。
6年过去了，张洪传最小的儿子张高高也已18岁。在固镇县，我们没有见到这两个由老人们养大的孩子。养老院院长王桂芹带我们去看兄弟俩的房间。透过窗户上的破洞，远处的角落里有一张堆着油腻被子的床，靠近窗户的一张床上，横七竖八地丢着一些衣物。房间暗而脏乱。
“他们俩的爷给人杀了，从小跟着我，我给他们洗刷，”衰老的王桂芹一直不懂，我们为什么要来找这两个孩子，她只管自顾自地絮叨着两个孩子来到养老院后的情景：6年来，她每天要去喊张大孩来吃饭，年复一年地给他洗澡。张大孩不听话的时候，她会恐吓他说，如果不听话，就送他回去。这句话非常有效，张大孩依恋地告诉老太太，“奶，我就跟着你。”
扑朔迷离的10分钟
1998年2月18日，小张庄血案前后的10分钟，属于那种十分关键但是无法还原的时刻。6年以来，这一时刻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载体的描述中——描述中的面貌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微妙的差别揭示了描述者对这天发生的事件的基本看法。
6年前，固镇县有线电视台一条新闻里，这10分钟被描述成一次引起“重大的误杀案件”的“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魏素荣告诉我们，电视画面上的“凶器”——有镰刀、有菜刀，其实都是公安人员从她家里翻去的。
血案三个月后，蚌埠检察机关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之际，某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描述这10分钟：“一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在蚌埠市检察院以张桂全父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提起的“蚌检刑诉(1998)21号”《起诉书》中，这10分钟内发生了：魏素荣的一句话引发“双方对骂”，张桂玉和魏素荣首先拿起器械，张桂玉和张洪传首先动手打人，随后四名村民瞬间遭戮。
在另一些媒体的描述里，这10分钟的外延被拓展了很多，至少，这10分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1998年2月里的许许多多时刻紧密相关，和村庄之外的土地有关，和那些年复一年沉甸甸的劳作和轻飘飘的收获有关。
《中国农民调查》对蚌埠市检察院那份《起诉书》的评价，是对这10分钟的描述之一种：“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
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显然都有人不同意《中国农民调查》对这一事件的判断：村民清查村账务引发村干部报复性杀人。
当年，小张庄村民赴固镇县申诉，时任县委书记就曾疾言厉色地反问村民：“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这一问，让受害人家属和其他村民目瞪口呆。
前固镇县委书记的逻辑并不奇怪：如果村民之死由查账引起，别的地方也在查账，也就必然会有血案。别的村庄没有发生血案，所以小张庄的血案和查账无关。问题是，当时这位县委书记相信不相信自己的这种逻辑？当他听到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时，有什么样的因素在他心中交战不已？
这里不得不提到，1993年发生在皖北利辛县纪王场乡的“丁作明之死”。“丁作明之死”案惊中央，被定性为“因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被打死”，在利辛县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民意动荡和官场变动。小张庄血案四死一伤，地方官员对“查账”这种和“农民负担”问题紧密相关的敏感问题避之唯恐不及，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1998年2月18日那关键10分钟的诸多描述，之所以会有许多微妙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进一步，当年蚌埠市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起诉张桂全父子（最后安徽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其进行裁定），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和宣判前不通知被杀村民家属，乃至宣判后不向被杀者家属出示《判决书》，以至于他们在安徽省高院才得见《起诉书》的面目等等事情，都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
而事件发生后，蚌埠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曾到当地进行调查。我们走访到的魏素荣等家属，还有当日目睹事发的部分群众，都称检察院未曾向他们了解情况。
小张庄这个寂静的村庄里，壮年男子大多外出打工去了。满眼所见，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很多人和魏素荣妯娌一样，并不识字。他们无从窥见文字和规范的专业语言中显露出来的微妙差别，他们只是惊奇地用浊重的方言反复说： 咋会不是（因为）查账呢？ 咋会不是（因为）查账呢？
“村民代表”是什么？
留守在小张庄的老人和妇女们，常常用惊奇的语调回答记者的提问。
“张桂玉是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村民代表呀。”
“其他人是什么身份呢？”
“张桂月是张桂玉他哥。张洪传和张桂毛是村民代表。”
“他们怎么当上村民代表的？”
“咋当上的？选的。村里选他们查账的。”
回答得干脆。干脆背后是对“外面来的人”为什么问这种问题感到奇怪。 然而，我们询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或许并不多余。在小张庄，我们采访了 1998年的村支书张店凤。这位支书曾因当年的血案下台，两年前官复原职，重新出任了小张庄所在的张桥行政村的村支书。我们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张桂玉是村民代表吗？”
“村民代表不村民代表的……没清账之前，村里的人对村里的财务有反映，有人找我，说卖土地的账要清理，我同意了……谁是村民代表，我现在记不清了。”
“张洪传和张桂毛是村民代表吗？”
“张桂毛不是代表。有哪几个村民代表，时间久了，我不记得了。”“当时村里有村民代表的名单吗？”
“名单……名单是有的……现在找不到了。具体是哪些人，我也不记得了。”
“村民代表有多少人？”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是12个人。”
“村民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选出来的吗？”
“选不选……当时对账务进行公开清理，选出仅有的几个懂账理、懂政策的人。算账的时候，乱哄哄的，好多人来了。不知道哪些人是选的。” 自始至终，张店凤都没有“想”起来，张桂玉、张洪传是不是村民代表，也不记得村民选出村民代表的程序和人数。
远在1998年2月，“村民代表”还是一个含糊的称呼。事实上，直到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代表”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法律的表述之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的职责是：“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
写入有关“村民代表”的条文，被视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1987年11月24日颁布、1988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一个重要改进。
像很多中国现代历史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实践——尤其是农民的实践，总是走在了成文法条文或者制度的前面。
张桂玉、张洪传和张桂毛被选为“村民代表”，并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度性安排，小张庄选出“村民代表”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乡土世界的信任与认同。信任与认同来自道德伦理体系。道德伦理体系与党政系统共存并行，对乡村事务发挥影响，并非中国农村秩序特有的奇观。在人口众多而又分散居住的广大农村区域里，有效发挥人类组织的社会、经济和教化功能，维系道德水平和多数人的利益，需要诉求于现代管理学之外的古老传统，是已经被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承认的事实。 然而，历史事实、传统和学术承认在某些时刻显得苍白无力。它无法为农村和农民的活动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孩她爸是为大家死的，可是苦了我们娘几个。”在张洪传家破败的屋门前，面对乡亲们的附和，魏素荣并不感到宽慰。
无论是魏素荣、陈家兰妯娌，还是张洪传的女儿，他们都要求“为死者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
“知道的念你一声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家人家怎样怎样。又没有房子，又没有个说法，我的孩子以后还要娶媳妇不？”没有人再敢回答魏素荣的话。
张桂玉生前是瓦工，张桂月生前是木工，都是乡村里的手艺人。比起普通的庄稼人，他们一般有更高的收入、更受人尊敬。“村民代表”是他们一生中唯一领受的“公众身份”，但是这一身份不仅引来了杀身之祸，而且让他们的家庭陷入了无穷的悲伤、经济窘迫乃至道德怀疑之中。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因此觉得，她们有理由要求，属于“公共领域”的政府应该出面，帮助他们度过这次“公共事务”导致的经济和道德危机。 问题是，张桂玉和其他两位死者那个含糊不清的“村民代表”的身份，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体制的承认，这个“公众身份”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也没有任何来自制度的保障。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们向支书张店凤询问当地农民的收入。他说关于农民的收入，当地有两种算法。第一算法是计算农民的纯农业收入，说到这里，他用手作了一个“0”的手势，说，小张庄乃至张桥村，农民的纯农业收入至少在2003年是“倒挂”。第二种算法是乡政府的算法，这种算法将农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打工收入和植树等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兑现的和没有兑现的、当年的和历年重复计算的种种可能“收入”，全部包含在内。他告诉我们，这样计算的结果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00块钱。他反问我们想听哪种算法。
张店凤，这位事发时期的村支书，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各级政府对小张庄事件都有调查。他“不便回忆”，而且个人对此事也“没有任何看法”，只是认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重现”。
他表示，对当年的事情及其处理，“两种意见都有”，至于是“哪两种意见”，他再次表示，“自己没有意见”。张店凤对提起这桩陈年往事显然缺乏心理准备，不断抖动的手指和嘴唇，急促发颤的高亢声音和不断挪动的脚步，多少泄漏了他内心隐秘的情绪。 虽然张店凤更愿意忘记6年前的那次悲剧，有一件事或许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九九二年五月，正在任上的小张庄村委会主任张桂全，因为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曾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在张桂全的刑期未完之际的一次并村中，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继续出任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
很多没有忘记当年事的小张庄人向我们证实，这次村民自治机构领导人的任命，并非出自于村民的民主选举。
《中国农民调查》评价这种常见得要被人忽略的现象时说：“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道德的“恶”一旦摇身一变而成“制度的恶瘤”，小张庄的惨剧就成了一条不断下行的村民自治图线的终点。
当中国的农村改革筚路蓝缕艰难前行的时刻，“村民代表”一词从含糊到清晰，昭示着一种变化：原有的制度不断吸纳农民民主实践的创举，又用新的制度将这种创举固定下来。从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到税费改革的实施，无不历经这样一个从含糊的边缘到清晰的中心的过程。
小张庄的血痕渐淡，套用鲁迅的话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但即使是在政治家和专家为“三农”问题困惑挠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为农民减负奔走呼告，发展农村的大政方针、文件宣告相继出台的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对一种常识的遗忘：“三农”问题上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谨记那些血痕和声嘶力竭的哭喊，对政府部门、知识分子和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在农民工的身影时刻进入眼帘的城市街头，这种记忆有助于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现实有一个更清醒的判断，而不是对广袤的土地和乡村陷入彻底的无知和麻木之中。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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