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4日讯】中国民主运动分海内外两个部分。海外民运主要以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澳门等民主国家为中心开展活动。他们在1983年创立中国民联﹐1989年创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阵﹐1991年创立中国自由民主党﹐1998年创立海外民运联席会﹐天安门一代联络会﹐ 1999年创立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海外联络办公室等组织。
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十分艰难﹐只是到了1998年中共准备庆祝建国50周年﹑六四屠杀十周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才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中国人权观察﹑中国反腐败观察﹑中国发展联合会﹐1999年创立了中国民权党﹑六四死难者对话团﹑法轮功等组织。但是﹐这些公开成立的组织﹐很快被中共镇压﹐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说﹕“江泽民在中共执政不变﹐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会进行一定政治改革﹐但中国成立真正的反对党﹐道路是漫长的。”（1999年7月）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为什么这样艰难﹖因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其落后﹑野蛮﹑残酷性都超过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毛泽东既搬来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续了东方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实行全盘公有化和计划经济﹐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发动连续的阶级斗争﹐还将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分成三六九等﹐建立起无所不包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民受到的愚弄和迫害比奴隶社会的描述要严重的多。
（1）陈一咨认为“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专制体制下﹐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以组织规模出现﹐只有在私有制没有被完全消灭﹐公民社会还存在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才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在中国大陆﹐很难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它都是零零星星﹐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伙﹐那种对制度的不满意﹐对党的不满意﹐一些零星抗议的组织﹐小规模的活动﹐形不成一股大的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它组织化程度增加一分﹐它的风险就增加十分。”（1999年6月）韩东方认为八九民运给人民的一个启示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不一定有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民主进程要从基础工程着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天﹐我不一定会到天安门广场去唤醒工人﹐一群工人在工厂里面﹐通过自己的选举﹐选出自己的工会主席﹐这种行动﹐不是直接的挑战政府﹐而是重要的民主社会基础。”（1999年6月）八九民运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程序性﹐和不可控制性﹐是所有参与者深深感受的。唐柏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视组织建设﹐而且在运动到来之前﹐就做好准备“八九民运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政治性组织了﹐运动所有的‘高自联’﹑‘工自联’﹐都是在运动起来后﹐运动中的人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说先有这个组织﹐来引导这个运动﹐所以这是个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说八九民运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将来有机会﹐至少在运动之前﹐组织活动工作一定先做好。比如在运动之前﹐多数老百姓已经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成立﹐已经知道这个组织怎么办了﹐已经知道我们组织的人员是那些了。那这个运动一起来之后﹐那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使运动产生一个结果。”（1999年6月）
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除了在运动后期由各单位的集体声援外﹐工人没有罢工﹐市民没有罢市﹐更没有出现学生那样真正代表社会独立力量的社会组织﹐这在中国这样专制的社会﹐是一种必然现象。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支持学生﹐和那些“飞虎队”之类﹐而大型企业呢﹖都不敢。北京市下令:哪个工厂工人上街﹐把那个工厂的领导开除﹐工人也要处理。党委书记和厂长﹐整天守在门口﹐不让工人出去﹐工人下班后悄悄上街。原因是这种社会体制﹐它掌握了你的生存﹐所以﹐你就明白了在农村有四千多万人在六十年代饿死﹐人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他们没有生存的余地﹐他们不得不依附这个超级政治强权。对于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当时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中共没有政治改革﹐社会利益团体﹐包括工会﹑宗教﹑学社﹑协会等都不能发展。就是有中共的工会什么的﹐没有一点独立性﹐也是橡皮图章﹐发挥不了社会基础作用。
（2）八九民运失败的惨痛教训﹐才使国内外的民主运动所共识的去发展独立的政治团体和政党组织。1998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就是海内外民运人士互相支持发展建立的﹐并且是民主墙领袖之一
徐文立和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王有才﹐两代民主力量联合起来达成的共同诉求。
前有车后有辙﹐中共的共产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和小兄弟东欧﹐都纷纷弃暗投明﹐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都在高速发展﹐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中共﹐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大势所趋。问题是中共尽量拖延这种民主转型的到来﹐维持政权﹐这样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中共扮演什么角色﹐与反对党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包括台湾蒋经国时代的民主转型﹐伊朗﹑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转型﹐都可以看出﹐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是不可能真正自动自觉放弃自己的权力的。但是﹐只要民间策略得当﹐又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稳扎稳打﹐获得一部分权力后﹐把它和政府的法律连接起来﹐凝固在历史上﹐逐渐和政府达成制度上的妥协﹐这就是所谓和平演变。其实﹐从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民主派就开始做出了一些成勣﹐例如﹔知识分子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就写进了中共宪法﹐这对于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交权﹐十四大退休﹐十六大江泽民交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形成的法律﹐独裁者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除非想步袁世凯的后尘。还有承认私有财产﹑农村基层选举等﹐尽管是为了巩固中共政权﹐但是﹐也有一定的政治改革意义。
中共对民主运动的控制时紧时松﹐是受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影响的﹐民主运动在中共紧的时候积蓄力量﹐在松的时候发展壮大。1997年﹐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为了减少内外压力﹐改变一下自己的形像﹐签定了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请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王丹等﹐政治气氛出现了宽松现象。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就是利用江泽民的这种假民主的机会﹐在国际媒体的保护下﹐在中共的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的。张伯笠说﹕“这个空间在体制外增大了﹐就从中国民主党的注册可以看到﹐我们感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政党﹐敢于这样不断的注册﹐不管你抓了山东的﹐黑龙江就注册﹐黑龙江抓了﹐南方要注册﹐这样注册下去﹐终于有一天﹐政党政治会形成。”（1998年12月）
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前所没有的事情。魏京生认为“中国民主运动﹐进入向实质性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墙的时候﹐主要是宣传﹐让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八九民运主要试图使这种概念﹐在中国得到一种正式认可﹐但是﹐八九民运没有成功。八九民运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使民主自由人权概念在中国普及了﹐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了。我想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脚踏实地的争取老百姓的权力﹐每一项权力的争取﹐最后建立民主制度。”（1999年6月）
2﹑1998年﹐中共在放松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国内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向民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实行多党制﹐在中国成立反对党是个早晚的事情。但是﹐大家对于何时成立反对党意见不统一﹐浙江的民运人士认为﹐现在突破这个党禁的时刻到来了﹐而其它各个地方一些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现在是突破言禁和报禁﹐下一步可能突破党禁。浙江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采取了行动﹐完全沿着一种合法的手段去注册的﹐他们根据中共宪法和《社团管理条例》﹐以及中共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等有关条款﹐于1998年6月25日﹐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当天﹐向当地政府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显然﹐他们是和八九民运时利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向中共请愿的策略是一样的﹐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中共不得不暂时让步﹐但没有批准这个申请。美国也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克林顿总统讲话说﹕“让国家充份发挥潜力﹐必须让他们的人民自由选举领导﹐自由出版他们的思想﹐自由礼拜他们的神﹐和追求他们的梦。全世界从南非到南美﹐从中欧到中美﹐一再得到这个教训。美国认为这个教训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生效。马丁‧路德‧金说﹕任何地方发生不公正的事﹐都是对所有公正的事的威胁。我们的经验表明﹐自由只能加强稳定﹐只能帮助国家做出改变﹐在历史上所以失败﹐是他们不能做出改变。”
后来王有才他们准备开个讨论会﹐研究下一步的民运发展﹐但是﹐中共警察阻止了讨论会的进行。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警察不得不把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放了﹐又一次体现了国际舆论对民运人士的保护作用﹐也对中国民主党的建立造了必要的声势。10月﹐海外民联阵主席王策潜入大陆﹐在11月2日与王有才会见时﹐同王有才等人一起被警察抓走。山东中国民主党成员谢万军绝食﹐抗议中共逮捕王有才。“中国民主党后援会”成立﹐成员是“民主正义党”等19个民运团体。（在海外﹐王希哲对于国内1998组党的支持是最为有力的﹐他的贡献是极为特殊的-徐文立注。）大陆136名民运人士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王有才。12月21日﹐王有才被判刑11年。王有才是北京大学学生﹐八九民运时是北京高自联最后一任秘书长﹐被中共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被中共指控“企图组织上海学生继续反抗”﹐判刑4年。1992年被释放后﹐继续从事民运。王有才在八九民运中任“北京高自联”秘书长时﹐就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干﹐在民运组织上是有战略眼光的﹐工作是扎扎实实的。在6月3日他来到上海和上海的“高自联”研究成立“全国高自联”﹐计划把民运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像五四运动那样扩大规模﹐最后取得胜利。但是﹐在江泽民的破坏下﹐没有成功。浙江省中国民主党的文件﹐是用电子邮件当时传到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的纲领性档案﹐主要是1998年6月25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这些档案标志着中国民主党的诞生。
其后﹐湖北省武汉市的秦永敏﹐在9月1日﹐和几位民运人士﹐向中共武汉市民政局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11月30日﹐中共逮捕了他﹐12月21日被判刑12年。他是1979年武汉民主墙的主要成员﹐《钟声》期刊主编﹐《四五论坛》武汉分社负责人﹐1981年4月﹐被武汉市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1993年11月﹐起草《和平宪章》﹐被劳教两年。1998年成立“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并向湖北民政局注册。
1998年11月9日﹐北京的民运人士召开会议﹐建立了北京﹑天津中国民主党党部。他们没有像浙江﹑湖北﹑山东﹑东北三省那样向中共申请注册﹐而是直接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政党法可以遵循﹐中国民主党和中共是平等的﹐不需要一个政党来批准它﹐政府没有法律规范这件事﹐我们向谁申请哪﹖申请不是现代政党建立的正常程序﹐是要建党后注册。他们按照《中国民主党章程》选举产生了组织机构﹐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党的委员会﹐一个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主席徐文立﹐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秘书长刘世遵﹐副秘书长张辉﹔监委主席何德普﹐委员王志新﹐法律顾问周国强。会议决定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徐文立办公室﹐第二步向全国通电﹐2001年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标是“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重塑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 徐文立在1978年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活动﹐《四五论坛》的主编和主要召集人。1982年和王希哲等人讨论多党制问题﹐被中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93年释放后﹐继续开展民主活动。
徐文立说“1978年西单民主墙时﹐中共三位元老相继逝世﹐中国有可能有一个大的转机﹐所以﹐我和其它朋友以大字报的形式﹐创立了民主墙运动。民主墙的先声是贵州来的启蒙社的同志﹐他们高举起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以创办刊物为形式﹐向全国传播民主人权思想﹐对我们北京青年起到一种启蒙鼓动作用﹐认识到民主社会的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二是有良好的制度安排。许多先进国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简单说就是多党制衡﹐三权分立﹐走向民主﹑人权﹑均富的社会﹐这前景已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了。先有二十年前的事﹐才有1998年10月9日﹐在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北京建立中国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共取消了“中发联”﹐各地组党人士被关押﹐组党活动不知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准备在两年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前﹐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政治反对党﹐是非常符合中国现在形势的。在现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不能用农民起义﹐工人暴动的造反办法。乱世不能带来民主﹐只能走向专制。要吸取国共两党残酷斗争﹐都走向独裁的教训﹐利用朝野双方政治家的高度智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一个民主社会。”11月30日﹐徐文立被中共逮捕﹐12月2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
1998年6月25日﹐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之后﹐湖北﹑山东﹑东北三省﹑天津﹑北京相继纷纷响应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进行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三个协调人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相继被判重刑﹐这样使全国政治反对派表现出高度的一致﹐23个省市的214名民运人士﹐在12月25日开始轮流绝食﹐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徐文立在被捕前对中共警察说“你们将遇到是的同中共第一代党员一样﹐那么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威胁是毫无作用的﹐我希望在赶不尽﹑杀不绝这股力量的时候﹐还不如认可成为你们比较稳健的政治对手。”也正如他说的那样﹐中国民主党已经成立﹐就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第一批被中共判刑﹐第二批又继续开展活动﹐表现出更强的势头。中国民主党法律顾问周国强说“当时民主党组党的时候﹐全国都有活动﹐徐文立让我看是不是合法﹐我个人看法﹐在中国你不想进监狱﹐还要养孩子﹐你就别做。你这一步走出来了﹐或者迈向监狱﹐或者迈向死亡。能不能唤起统治者的良知﹖包括八九年六四﹐人民始终是请愿的﹐人民造反了吗﹖没造反﹐就是请愿﹐最后杀个尸体遍地﹐他们这样做太善良了﹐统治者没有改变。”（2000年12月）
1999年中国民主党活动又掀起新高潮。
1月份﹕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会成立﹐负责人佟适东﹑彭玉璋。
2月份﹕中国民主党河北省党部成立﹐主席王强。辽宁省党部成立﹐主席王泽臣。河南省党部成立﹐主席高百林。中国民主党各个省的党部一致决定﹐成立全国协调委员会﹐由31名执行委员组成﹐主要有﹕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查建国﹑陈忠和﹑肖诗昌﹑王泽臣﹑王文江等。加强各省之间的联络﹐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和“中国人权观察”筹备3月份召开“武汉国际人权研讨会”﹐目的是敦促中共人大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在新年期间慰问六四死难者家属。中国民主党一百多人响应王丹发起的“纪念六四十周年签名活动”。中国民主党高洪明等人上书人大﹐要求修改《宪法》﹐去掉“四个坚持”。
3月份﹕东北三省44名中国民主党人﹐发表公开信﹐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反对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中国民主党安徽省党部成立﹐主席王洪学。中国民主党内蒙古党部成立﹐主席刘川。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要求不准用暴力镇压示威工人。中国民主党为抗议中共重判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的百日接力绝食活动﹐参加的人数超过原来公布的名单。
4月份﹕中国民主党高洪明民等人﹐发表声明﹐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军队应该服务于国家﹐不要为一党服务。宣布成立“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
5月份﹕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保障下岗工人的权利。反对中共借五四宣传假民主﹑假科学﹑假人权。中国民主党海外欧洲工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20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了会议。中国民主党发表声明﹐认为北约是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应该对话解决。
6月份﹕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驳斥中共对六四的定性﹐要求调查八九民运中死难事件﹐公布死难者名单﹐停止镇压纪念六四活动。
7月份﹕王丹﹑魏京生﹑王若望﹑王炳章等一百多位民运人士﹐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
8月份﹕中共审判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明﹑查建国。中国民主党谢万军达到美国﹐呼吁民运人士团结起来﹐反对中共一党专政。中国民主党发表对台湾的立场﹕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包含大陆和台湾﹐民主是两岸统一的政治前提﹐反对中共武力统一﹐和平﹑民主﹑统一﹐是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则。
9月份﹕中国民主党成员谢万军在美国活动﹐提名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
10月份﹕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召开七国负责人会议﹐准备抗议江泽民来法国访问。
11月份﹔香港四五行动委员会﹐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示威﹐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
12月份﹕中国民主党发表《新世纪宣言》﹕要求中共制定新的高于一切党派之上的《宪法》。停止打击法轮功等宗教团体。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释放一切政治犯。改变农民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用民主统一中国。
中国民主党成立有四个特点﹕
一是﹕1998年6月25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浙江的民运人士王有才掀起的组建中国民主党活动﹐是八九民运的继续。王丹说“八九民运后﹐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中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而在1998年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填补了中国没有反对党的空白﹐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九八民运成员60%是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2001年2月）
浙江的中国民主党公开成立﹐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组党活动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全国先后成立了七个党部﹐500多名党员﹐到1999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设立了党部﹐有1000多名党员。中国民主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遭到中共的不断打击﹐有30多名中国民主党领袖被判刑﹐300多人被逮捕﹐几乎所有的中国民主党领袖多被抓过。他们随时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前仆后继地投入到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中去﹐这在中共执政半个世纪当中﹐是前所没有的。
国外又先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中国民主党海外联络办公室”等组织。和国内中国民主党﹐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可以说﹐没有八九民运时的天安门一代大学生在1998年勇敢地站出来﹐组建中国民主党﹐就不会有在中共执政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的组党活动。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负责人吴江说“天安门一代成熟起来﹐他们推动中国的民主﹐像王有才先生﹐是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他在1998年非常勇敢地站出来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也是在中国舞台上起到了一个重大推动作用。中国民主党的旗帜并没有倒下去﹐虽然﹐他们入狱了﹐但是﹐中国民主党的社会影响是相当广泛的。所以﹐天安门一代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他们将来会接出历史的果实来的。”（2001年5月）
二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宣布成立。显然﹐他们是对浙江的民运人士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响应。
徐文立代表20世纪40至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几乎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长大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通过中西方的对比﹐认识到中共的腐败落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把中国改变成现代化社会的任务﹐已经历史的落在他们身上了。
王有才代表60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随着中共的改革开放一起长大﹐没有前辈对中共的恐惧。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主革命精神﹐又有西方民主思想。他们认为中国走向民主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他们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新世纪的脊梁。
可以说﹐这次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之所以方兴未艾﹐是民主墙一代的民运人士和八九民运一代学生领袖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从中国民主党的负责人可以看出来。民主墙时代的民运人士有﹕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国﹑高洪明﹑王泽臣﹑肖利军﹑王文江﹑岳天祥﹑姚福信﹑萧云良﹑朱虞夫﹑何德普等等。八九民运时代的民运人士有﹔王有才﹑王东海﹑刘世遵﹑刘贤斌﹑吴义龙﹑谢万军﹑祝正明﹑唐元隽﹑佘万宝等等。
三是﹕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发展﹐一直都受到海外民运的支持和关注。张伯笠说﹕“我们海外民运﹐从来没把它和国内民运分开﹐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是承担的角色不同。国内他们可以直接面对中共﹐他们做的比较实在﹐做一件事情得到中共的反映﹐比如中国民主党注册﹐就不让你注册﹐这是开始有反映。在国内国外做的工作﹐很多是人权方面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中国人权一直落后于世界一个大潮流﹐海外民运组织对死难者的抚恤﹐对国内不同政见者的呼吁﹐包括对政权的揭发﹐包括理论上的建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1999年12月）
四是﹕中国民主党作为中共的反对党已经事实的存在了﹐主要借助国际媒体发表自己的主张﹐它的《新世纪宣言》确实是一篇纲领性™n案﹐更注重实际问题﹐特别首次提出农民是二等公民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新的民运农民必然是支重要力量﹐而且﹐体现了民主党和民众的血肉联系。在修改宪法上也有新的发展﹐没有提出推翻中共﹐主张宪法高于一切党派﹐中国民主化要走和平演变的修宪﹑立宪道路﹐认为这是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对待台湾问题上﹐走出了民族主义的误区﹐没有上中共民族主义的贼船﹐明确提出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中国民主党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认真实行的话﹐正如中国民主党领袖王泽臣说的“无论中共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治高压手段﹐来消灭中国民主党﹐都是徒劳的﹐中国民主党已经在中国大陆深深的扎了根。”（1999年11月）
五是﹕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是与现代化的媒体发展紧密联系的。有了电话﹑因特网﹑传真机﹐中国民主党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联络更方便了﹐海内外可以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例如﹕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冷万宝﹑燕鹏等中国民主党领袖被捕时﹐中共都收缴了他们的计算机﹑传真机等通信设备﹐可以预见﹐现代化的媒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4﹑这期间﹐其它民主组织也不断成立。1998年3月﹐湖北武汉的秦永敏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主任徐文立﹐副主任秦永敏﹐他们被捕后﹐陈忠和继续担任主任﹐在各个省市都设有观察员。1998年9月﹐“中国发展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负责人彭明﹐它类似于西方的“绿党”﹐提出了许多好的经济建设方案。1998年10月﹐河南省信阳成立了“反腐败观察”﹐负责人安军﹐在各个省市都设有观察员。1998年11月﹐甘肃省成立“中国工人观察”﹐负责人岳天祥﹐要求保障下岗工人的权益。1999年3月﹐深圳成立“中国民权党”。负责人缪西科﹐要求保护公民权利。1999年4月﹐北京成立“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负责人高洪明。这些具有现代化社会民主政党雏形的组织团体﹐和中国民主党一样﹐都是中共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事情﹐它们几乎都向中共政府申请注册﹐都遭到镇压。只有“中国发展联合会”在香港注册﹐但是也遭到镇压。
中共在镇压中国民主党和其它团体的时候﹐吸取了以前在反右﹑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门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中﹐大造舆论的群众运动﹐反而宣传了反对派的经验教训﹐现在都是秘密镇压﹐这样在媒体上切断了民运人士同群众的关系﹐只有少部分民众从海外媒体得到一些消息﹐这也是中共成功的镇压的原因的一点。所以﹐胡平说﹕“民主政治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中共对人民的专政﹐重要一点就是垄断了言论﹐实际上争取言论自由﹐就打中了中共怪物致命之处﹐中共保护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言论自由﹐一旦防线被突破﹐就会出现一马平川的局面。”（1999年8月）
1999年7月﹐中共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不久又宣布是邪教组织。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法轮功既不是政党﹐也不是宗教团体﹐是一个非法组织﹐有海外势力介入法轮功。”（1999年9月）中共把反右﹑文革﹑四五﹑六四﹑中国民主党等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次又把法轮功推到对立面﹐这都是巩固中共一党专政的需要。法轮功是宗教团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不反对中共﹐宣扬人要讲究“真﹑善﹑忍”﹐要练功强身。法轮功在国内有两亿信徒﹐在海外也有大量信徒﹐它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马列主义。中共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批判法轮功﹐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六四时的恐怖中去了。
中共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就是江泽民想继续当军委主席﹐像邓小平一样垂帘听政﹐抓一个阶级斗争的对立面﹐找一个政治理由﹐杀害人民来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法轮功的精神力量“真﹑善﹑忍”填补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思想的空缺﹐中共专制统治需要的个人崇拜﹐江泽民的个人崇拜难以树立起来﹐所以要取缔它。江泽民没理辩三分﹐说法轮功不是政党﹐也不是宗教团体是一个非法组织﹐什么叫是一个非法组织﹖它违背了中共的哪条法律﹖违背了中共签定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哪条﹖中共含糊不清﹐只有说法轮功5月份包围中南海违法﹐却不说中共从1997年就开始镇压法轮功。法轮功采取非暴力和平请愿有什么错误﹖中共没有把法轮功镇压下去﹐反而转化为反对中共的地下组织。尽管中共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法轮功﹐抓了几万个法轮功成员﹐几千名法轮功成员被劳教﹐几百名法轮功成员被打死﹐但是﹐他们的反抗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中共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公开的持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江泽民胆战心惊的说﹕“法轮功像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的性质﹐不可忽视﹐要和法轮功进行长期的斗争。”（1999年11月）这时他又上升到政治组织了﹐都是中共作茧自缚的结果。这样江泽民的个人崇拜不但没有树立起来﹐反而落个“和老太太过不去”的骂名。魏京生说﹕“中共统治日益腐败﹐人们需要精神和信仰的依托﹐所以法轮功类似的民间团体迅速扩大是很自然的﹐是团结人的方式﹐这种团体可能成为中国很重要的政治力量”（1999年8月）
1998年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评价江泽民时说﹕“毛泽东取代了国民党﹐那时他是个很好的力量。邓小平复出后﹐他也很主张民主的﹐但后来往往没有一个民主制度﹐开明的领导﹐也可能变成不开明的了。”可见﹐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什么开明专制﹐就没有什么大救星﹐这也是中国民运人士几代人努力建立多党民主制度的真缔所在。
张伯笠说﹕“在八十年代﹐有少数人提出组党想法﹐但没成功﹐而今天九十年代﹐成立了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了要求改变中国﹐使中国走上民主﹐是我们的共识﹐而到了下一个世纪﹐组党运动是将来重要趋势。”（1999年2月）我们认识到﹐新的民运是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各个矛盾激化陷入深刻危机时﹐资产阶级领导广大民众把中共赶下历史舞台。新的民运领导者﹐从八九民运的英雄事迹中得到鼓舞﹐从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中取得借鉴﹐新的民运受到八九民运的深刻影响。民运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中共政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变异。
如果说八九民运的辉煌业绩﹐激励民主人士投身到反对中共的民运中去﹐促使民运继续发展﹐那么﹐八九民运也深刻影响着民运人士的行动﹐成为他们联合中共内部改革派打击中共保守派﹐以和平方式或宫廷政变的方式﹐打倒中共的因素。而组党活动﹐就是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经验教训中的最重要的一点﹐所产生的最重要的诉求。中国民主党在海内外发展很快﹐在不断的积蓄民主力量﹐在海外有“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有徐文立任主席的“关心中国问题中心”的CCC网站﹔有“中国民主党网站”﹐上面有﹕宗旨“富裕﹑公平﹑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有中国民主党党旗﹐有中国民主党思想信仰《主佑中华祈告辞》﹐有《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开宣言》﹐有《中国民主党一线组织条例》﹑《中国民主党二线组织条例》﹑《中国民主党政治纲领》等™n案。现在﹐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各个省市都有支部﹐以及乡村都有自己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是最近几年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党的﹐他们要继承八九民运烈士们的遗志﹐实现烈士们的民主理想﹐他们在为新一轮民主运动的早日到来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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