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9日讯】当下的文艺批评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却很少被追查到底。人们对于文艺批评的不满并未化为对它的深层反思，大多数对于文艺批评的批评仅仅抓住了一些表面症状，如将目前流行的批评总结为赞歌式批评、棍子批评、炒作式批评就仅仅是现象的罗列。这种对文艺批评的批评本身就缺乏高度，当然不可能提升文艺批评的水准。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展览文艺批评的表层病症，而应追问：当下文艺批评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人们对于文艺批评的不满指向一个事实：现在的文艺批评越来越缺乏普世关怀意识，文艺批评家日益成为小圈子的代言人。造成这种现象的表层原因是文艺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文艺生产的市场化在把少数文艺人推向中心的同时将大多数文艺人边缘化了。原来依存于国家机构的庞大的文艺工作者群体分裂为许多小的部落，在相对分立的领地上生存。它们或依托传统的商业机构，或依托传媒（电台、报刊、网路），开始寻找各自的谋生之路。为了尽可能地将自己凸现出来，各个文艺圈子都竭尽全力地制造赞美自己的声音，或者让圈子成员相互热评，或者在圈子外寻找赞美之音的代言者（著名批评家、媒体、出版商）。在这些圈子内部都有约定俗成的禁忌，即不允许成员相互进行否定性批评。否定性批评基本上只发生在圈子和圈子之间，而且几乎总是表现为派系之争乃至意气之争。由于否定性批评通常会遭致对方的激烈反批评，使批评者的利益收到威胁，所以，否定性批评现在越来越少，仅仅是文艺批评界偶尔发出的异常声响。此类被事先规定了立场的批评不可能具有普世关怀意识，越来越与大多数人的心灵脉动无关，自然无法唤起大多数人的关注。文艺批评的贫困首先是影响的贫困——它越来越难以深入人心，无法广泛地流传。
也许有的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文艺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但此类观点无法解释西方文艺在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追问中国文艺批评界在精神向度的欠缺而非将责任推卸给环境（时世）。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最大问题是普世关怀意识缺失，批评家的视野越来越窄。现在已经有少数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恢复文艺批评的普世关怀精神。普世关怀精神不能凭空形成，它必须合于现实而邻于理想。立足现实而又被普世性的理想所牵引，批评家方能成为立于天地之间的大人，通过与天、地、他人的对话寻找普世性的价值尺度，依据这尺度关怀众生，进行真正的批评。普世关怀意识是多维的，当下文艺批评最为缺乏的是以下两种：
其一，对于个体价值的普遍尊重和相应的人文关怀意识。普世之世首先指的是人世，所谓普世关怀意识首先是指向所有个体的关怀意识。关怀一个人归根结底是把他当作目的。启蒙思想家康得将“人是目的”视为绝对命令，说的便是这个意思。五·四时期对于民主、自由、个性的言说使得这种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普世关怀意识至今仍未在中国成为主流意识。近年来流行的历史剧大多宣扬等级观念和权谋文化，其中不乏动辄下跪和感谢皇恩等奴性洋溢的画面，便表明不少文艺创作者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部分文艺批评家尽管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声音过于微弱，而且其观点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这意味着“人是目的”等普世性的价值尺度在中国的文艺批评界还没有深入人心，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关怀人时还难免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例如，我们的批评家热衷于设置底层/上层的二分法，大多数文艺批评家关注最关注的是成功人士（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在撰文时经常对他们褒奖有加，仿佛他们的每个举动都是高贵而辉煌的，而提倡底层关怀的批评家常常圣化底层生活，提出“任何社会最深厚的底蕴、最深刻的矛盾，恰恰蕴藏在底层生活之中”等明显偏颇的命题。(刘起林《底层意识匮乏的当前文学》，2003年10月11日《文艺报》)其实底层人民和成功人士都是人，都有人的尊严和欠缺，同样是人文关怀的物件，在二者的生活中都蕴涵着社会的矛盾和意义。“人是目的”这个命题是对一切个体有效的，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立场如何。他们之所以应该被尊重，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化身，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对待人类——当然也是对待我们自己——的态度。“人是目的”意味着真正的博爱情怀，一种“爱人如己”的宽广精神。离开这种超越于上层/底层之上的普遍关怀意识，文艺批评必然囿于立场之争乃至意气之争，最终部落化/派系化，成为一种无原则的、任性的、以利益的方向为方向的短促行动。
其二，对于生命的普遍尊重意识——生态关怀精神。普世性的价值尺度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因为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在世者。飞鸟、树木、鱼、走兽都是世界的成员，也应该成为普世关怀的物件。没有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成全，就没有人，所以，人的存在本身就见证着其他生命的恩情。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应该成为感恩者，主动承担起对其他生命的责任。从爱人到爱所有生命，才是真正的博爱，对于博爱精神的认同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升华。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以生态关怀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和批评话语在西方渐成主流。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也出现了张炜、徐刚、曾哲等生态作家和鲁枢元、赵白生、张皓、曾永成等生态批评家。他们对于生态关怀的热烈言说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空白，其意义莫大焉。然而他们对于生态关怀的真挚宣扬与人们对此的广泛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批评家都视生态批评为矫情，他们认为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方能谈论对于其他生命的关怀。殊不知国人对于其他生命的漠视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而这些灾难已经成为不少底层人民日程苦难的直接来源，因此，生态关怀与对人的关怀在地球村时代里必然交织在一起，企图撇开对于其他生命的关怀而单纯地关怀人是无效的抉择。在当下中国影响最大的小说、散文、影视剧、相声、小品、歌曲中以生态关怀为主题的作品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与此相应，对于底层人民的真正关怀精神在其中也大多是缺席的，这决非偶然之事。当下文艺（包括文艺批评）对于大多数人命运的冷漠与对所有生命的冷漠是互为因果的。缺乏对于生命的普遍关怀意识，也使当下的文艺批评缺少厚重的生命意蕴，无法具有与地球村时代相称的精神高度。这既使得它无力给普通人提供新鲜的思想和体验，无助于提升世道人心，也使的它难以获得国际文化界的真正重视，因而造就了内（国内）外（国际）两个向度上影响的贫困。
中国的文艺批评也曾部分地拥有过普世价值尺度，虽然现在看来这尺度的普世性还不够。五·四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由、民主、科学的虔信，对于进步叙事的提倡，都与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尺度相关。对于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尺度的坚持曾造就过中国文艺批评的两个黄金年代。然而由于文化传统和具体历史语境的影响，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普世价值并未获得真正的全民性普及。随后文艺从业者作为整体开始边缘化，西方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其实仅仅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流派——对于碎片化、无中心、消灭深度的提倡迅速在中国获得了知音。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起被消解的是对于原有普世价值的信念。这个进程越深入，中国的文艺批评便越贫困，直到形成今日的局面。要克服中国文艺批评的贫困状态，就必须首先恢复对于人道主义信念，同时增加对于所有生命的关怀意识，使普世价值观在中国文艺批评界深入人心。这就是本文的最终结论。
源自《议报》15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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