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當下的文藝批評肯定出了什麽問題，但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卻很少被追查到底。人們對於文藝批評的不滿並未化爲對它的深層反思，大多數對於文藝批評的批評僅僅抓住了一些表面症狀，如將目前流行的批評總結爲讚歌式批評、棍子批評、炒作式批評就僅僅是現象的羅列。這種對文藝批評的批評本身就缺乏高度，當然不可能提升文藝批評的水準。所以，我們不能滿足於展覽文藝批評的表層病症，而應追問：當下文藝批評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人們對於文藝批評的不滿指向一個事實：現在的文藝批評越來越缺乏普世關懷意識，文藝批評家日益成爲小圈子的代言人。造成這種現象的表層原因是文藝生産方式的巨大變化。文藝生産的市場化在把少數文藝人推向中心的同時將大多數文藝人邊緣化了。原來依存於國家機構的龐大的文藝工作者群體分裂爲許多小的部落，在相對分立的領地上生存。它們或依託傳統的商業機構，或依託傳媒（電臺、報刊、網路），開始尋找各自的謀生之路。爲了盡可能地將自己凸現出來，各個文藝圈子都竭盡全力地製造讚美自己的聲音，或者讓圈子成員相互熱評，或者在圈子外尋找讚美之音的代言者（著名批評家、媒體、出版商）。在這些圈子內部都有約定俗成的禁忌，即不允許成員相互進行否定性批評。否定性批評基本上只發生在圈子和圈子之間，而且幾乎總是表現爲派系之爭乃至意氣之爭。由於否定性批評通常會遭致對方的激烈反批評，使批評者的利益收到威脅，所以，否定性批評現在越來越少，僅僅是文藝批評界偶爾發出的異常聲響。此類被事先規定了立場的批評不可能具有普世關懷意識，越來越與大多數人的心靈脈動無關，自然無法喚起大多數人的關注。文藝批評的貧困首先是影響的貧困——它越來越難以深入人心，無法廣泛地流傳。
也許有的人認爲這種現象是文藝市場化的必然結果，但此類觀點無法解釋西方文藝在現代市場經濟語境中所具有的巨大生産力。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追問中國文藝批評界在精神向度的欠缺而非將責任推卸給環境（時世）。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最大問題是普世關懷意識缺失，批評家的視野越來越窄。現在已經有少數批評家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恢復文藝批評的普世關懷精神。普世關懷精神不能憑空形成，它必須合於現實而鄰於理想。立足現實而又被普世性的理想所牽引，批評家方能成爲立於天地之間的大人，通過與天、地、他人的對話尋找普世性的價值尺度，依據這尺度關懷衆生，進行真正的批評。普世關懷意識是多維的，當下文藝批評最爲缺乏的是以下兩種：
其一，對於個體價值的普遍尊重和相應的人文關懷意識。普世之世首先指的是人世，所謂普世關懷意識首先是指向所有個體的關懷意識。關懷一個人歸根結底是把他當作目的。啓蒙思想家康得將“人是目的”視爲絕對命令，說的便是這個意思。五·四時期對於民主、自由、個性的言說使得這種觀念開始進入中國。然而由於複雜的原因，普世關懷意識至今仍未在中國成爲主流意識。近年來流行的歷史劇大多宣揚等級觀念和權謀文化，其中不乏動輒下跪和感謝皇恩等奴性洋溢的畫面，便表明不少文藝創作者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觀念。部分文藝批評家儘管對此提出了異議，但聲音過於微弱，而且其觀點也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這意味著“人是目的”等普世性的價值尺度在中國的文藝批評界還沒有深入人心，其結果就是我們在關懷人時還難免處於顧此失彼的狀態。例如，我們的批評家熱衷於設置底層/上層的二分法，大多數文藝批評家關注最關注的是成功人士（企業家、作家、藝術家），在撰文時經常對他們褒獎有加，仿佛他們的每個舉動都是高貴而輝煌的，而提倡底層關懷的批評家常常聖化底層生活，提出“任何社會最深厚的底蘊、最深刻的矛盾，恰恰蘊藏在底層生活之中”等明顯偏頗的命題。(劉起林《底層意識匱乏的當前文學》，2003年10月11日《文藝報》)其實底層人民和成功人士都是人，都有人的尊嚴和欠缺，同樣是人文關懷的物件，在二者的生活中都蘊涵著社會的矛盾和意義。“人是目的”這個命題是對一切個體有效的，不論他們的身份、地位、立場如何。他們之所以應該被尊重，是因爲他們是人類的化身，對待他們的態度就是對待人類——當然也是對待我們自己——的態度。“人是目的”意味著真正的博愛情懷，一種“愛人如己”的寬廣精神。離開這種超越於上層/底層之上的普遍關懷意識，文藝批評必然囿於立場之爭乃至意氣之爭，最終部落化/派系化，成爲一種無原則的、任性的、以利益的方向爲方向的短促行動。
其二，對於生命的普遍尊重意識——生態關懷精神。普世性的價值尺度並不僅僅適用於人類，因爲人類並不是唯一的在世者。飛鳥、樹木、魚、走獸都是世界的成員，也應該成爲普世關懷的物件。沒有生命與生命的相互成全，就沒有人，所以，人的存在本身就見證著其他生命的恩情。人作爲有意識的存在，應該成爲感恩者，主動承擔起對其他生命的責任。從愛人到愛所有生命，才是真正的博愛，對於博愛精神的認同意味著文學藝術的昇華。自二十世紀中葉開始，以生態關懷爲主題的文藝作品和批評話語在西方漸成主流。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也出現了張煒、徐剛、曾哲等生態作家和魯樞元、趙白生、張皓、曾永成等生態批評家。他們對於生態關懷的熱烈言說填補了中國文學藝術的精神空白，其意義莫大焉。然而他們對於生態關懷的真摯宣揚與人們對此的廣泛漠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多數批評家都視生態批評爲矯情，他們認爲只有先解決了人的問題，方能談論對於其他生命的關懷。殊不知國人對於其他生命的漠視已經造成嚴重的生態災難，而這些災難已經成爲不少底層人民日程苦難的直接來源，因此，生態關懷與對人的關懷在地球村時代裏必然交織在一起，企圖撇開對於其他生命的關懷而單純地關懷人是無效的抉擇。在當下中國影響最大的小說、散文、影視劇、相聲、小品、歌曲中以生態關懷爲主題的作品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與此相應，對於底層人民的真正關懷精神在其中也大多是缺席的，這決非偶然之事。當下文藝（包括文藝批評）對於大多數人命運的冷漠與對所有生命的冷漠是互爲因果的。缺乏對於生命的普遍關懷意識，也使當下的文藝批評缺少厚重的生命意蘊，無法具有與地球村時代相稱的精神高度。這既使得它無力給普通人提供新鮮的思想和體驗，無助於提升世道人心，也使的它難以獲得國際文化界的真正重視，因而造就了內（國內）外（國際）兩個向度上影響的貧困。
中國的文藝批評也曾部分地擁有過普世價值尺度，雖然現在看來這尺度的普世性還不夠。五·四時期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由、民主、科學的虔信，對於進步敍事的提倡，都與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尺度相關。對於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尺度的堅持曾造就過中國文藝批評的兩個黃金年代。然而由於文化傳統和具體歷史語境的影響，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普世價值並未獲得真正的全民性普及。隨後文藝從業者作爲整體開始邊緣化，西方否定性後現代主義——其實僅僅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流派——對於碎片化、無中心、消滅深度的提倡迅速在中國獲得了知音。與所謂的宏大敍事一起被消解的是對於原有普世價值的信念。這個進程越深入，中國的文藝批評便越貧困，直到形成今日的局面。要克服中國文藝批評的貧困狀態，就必須首先恢復對於人道主義信念，同時增加對於所有生命的關懷意識，使普世價值觀在中國文藝批評界深入人心。這就是本文的最終結論。
源自《議報》15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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