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在外游途中得知小凯病逝的消息﹐因为上网不便﹐没有立刻写一篇悼念文章。回家后也没有时间上网﹐《北京之春》有关香港问题的文章又紧追着要﹐赶到凌晨才写完。第二天上网已经7月13日﹐才知道14日要给他开追悼会﹐因此翻寻旧资料﹐匆匆写出此文﹐以志哀思。
同小凯认识较早。那时一下认识不少国内出来的朋友﹐脑子里装不到那样多的东西﹐因为我太“反动”﹐也不便写出来以免害了这些朋友﹐而从1960年大学毕业把日记本全烧光以后﹐也发誓此生不再写日记﹐因此很多珍贵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淡忘。因此同小凯的认识过程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1986或1987年﹐那时他从美国到香港﹐拜访《争鸣》杂志﹐由总编温煇介绍我认识。提及文革湖南“湘江风雷”和“省无联”的往事﹐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位当年鼎鼎大名的杨曦光﹖他到香港﹐似乎也想认识香港大学经济系系主任的张五常教授﹐因为非常崇拜他的经济学理论。那时我刚刚开始协助他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其后他怎么同张五常教授接上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久于大海在他介绍之下﹐从美国回中国路经香港时也拜访了张五常。当时同张教授接触的﹐还有路经香港回国的中国思想界著名人物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好像也同小凯的介绍有关。后来小凯从美国对张五常做长篇访问﹐对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刊登在杜念中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上。
张五常非常欣赏小凯的才华与学术观点﹐也感叹小凯的坎坷遭遇﹐激发他对中国有为青年的同情心﹐写了多篇有关文章。1990年12月﹐张教授邀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就住在柏德基学院的港大招待所。记得他一见到我﹐就说晚上睡不好﹐因为距离中国近了﹐晚上做恶梦﹐梦到当年的往事。那年的平安夜﹐我邀请他到我家里过。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提到这件事时﹐就收到一封来信﹐一位陈先生（忘记了大名﹐因为他从事中国贸易﹐所以后来我在文章中也不敢提到他的名字）说是小凯的难友﹐在狱中同他同睡一个被窝里。我告诉小凯时﹐他说﹐在监狱里同他睡在一个被窝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为他被关了十年。还好后来我安排他们见面时﹐他还是认出来了﹐只是大家对说“胖了”。
据我所知﹐张五常本来要安排小凯做“接班人”﹐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误会﹐此议泡汤﹐改从中文大学挖来王于渐教授。九七后王于渐做董建华的智囊﹐深得董的信任﹐最近出任香港大学常务副校长。
1993年1月﹐小凯从澳洲莫那什大学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新年前夕﹐他在家里举办一个“派对”﹐邀请了当时在香港的大陆学者﹐并且进行了小型的讨论﹐他们中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常清﹑国家计委的王建﹑荀大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孙潭镇等﹐还有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高长。其中的王建﹐因为提出“国际大循环”名噪一时。
在香港期间﹐他也忙着出版记录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中间出现一些挫折﹐但是最终还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留下一个记录。小凯不会自我宣传﹐这本书的出版也寂静无闻﹐希望他这次逝世﹐有关出版机构能够“炒热”这本书﹐使后来被欺骗的一代﹐能够重温文革历史而认识中共的真面目。
从刚认识小凯不久﹐他就一直要我学用电脑﹐无奈我在这方面愚劣无比﹐一直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到九七年到美国后才“逼上梁山”﹐但还是困难重重。在美国﹐又同小凯重逢﹐那是他从波士顿来纽约开会的时候。他回澳洲后就很少联系了。
小凯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正行”是经济﹐他不但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也对对中国的民主政治相当关心﹐有时还会用中文在香港政论杂志写一些稿﹐非常的难得。在评论到中国政治时﹐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心﹐没有在权贵与经济利益面前点头哈腰。
听到他得癌症的消息﹐非常吃惊﹐真是“天妒英才”﹐厄运降临到这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后来看到他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期望﹐也佩服他的毅力﹐也希望能出现奇迹。可惜﹐最后小凯还是走了。
文革“老三届”这一代最明亮的一颗星消失了﹐希望他的才华和良心不会跟着走﹐现时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一颗良心和“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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