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１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她，很朴实的样子，不善于讲话。在她的发言中，我知道了她所做的事情，于是阅读了她的网站：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面的题词是：为死难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二十年余前，巴金老人开始写他的《随笔录》，并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我为之感动，曾写“伟大的良心”一文表示敬意，并希望由此唤起中国的良知。我虽依然保有对巴金老人的尊重，但是以后也看到了我思想的一些偏差。我把希望寄托于由上而下的精神启示，希望中国有人能代表民族的良知。这即所谓权威精神吧。自然我由开始即清楚“纪念馆”之事需要等此权力结束后才有可能；但是以后中国也没有产生伟大的“良知”，也没有对文革更明晰的思考。相反，89后中国人在经济的进程中却转向对昨天的漠视和遗忘。可能这是大多中国人在特定的政治历史中特殊的精神方式。我理解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历史、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多复杂而沉重的困难。我们既无法依从中国传统去思考；又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文明价值为判断参照。可以说人类从未有过中国近两个世纪如此复杂冲突重重的困境，人类对之没有文明经验的积蓄。而人的“良”与“知”——认知与道德——的能力亦有限，且而需要时间。中国人采取漠视和的遗忘方式，大约也是无奈。其比狂热和偏执要好，后者是通往毁灭的道路。但是漠视和遗忘毕竟有害，因为不能长久。阿Q可以同情理解，但不能成为生存的准则。阿Q的结局即是他精神方式的结果。其实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文革也是阿Q的另一面——其被赋予了未来和权力。人类不依据文明，丧失其公义法则，必然陷于灾难。文明基于人长久生存经验的积蓄，是之抽象和规范。漠视和遗忘表面是对已逝之事，深层则是否定文明的必要的规范和法则。中国人眼下奉行的哲学“活着”，即否定文明之限定，把人的存在交付人求生之本能和欲望。此说明中国文明破坏后的空虚之状态，人的存在已降底到极点——仅仅求生和占有。而中国社会不可抑制的腐败，与此正相一致。法轮功事件既显露了中国的危机，又说明人并不能依本能而存在。不是说“活着”不对，而是其不能达至使大多数人活着之目的。人最终会因不能忍受无制约的剧烈冲突而导致社会灾难。中国的危险不是它现在的腐败专制，而是其隐含着可能的崩溃。腐败是崩溃的必然道路，因为其是对大多数人的抛弃和掠夺﹐置他们于绝望和悲愤。社会、法律之公正，在于道义精神的建立和信守。如果我们不面对昨天，不给昨天以尊重和道义，我们的道义精神也就无从存在。道义不会凭天而降，其延于我们对昨天的证实和判断。我们漠视遗忘过去，实质是我们否认人文明的经验。而没有过去作证，文明也即失去它的根据。这也就是中国现权力倡导“精神文明”之不能成立的原因。文明发生生长于人生命的内部。此即记忆的意义。
中国人漠视和遗忘的直接原因来于中国权力的障碍。中国今天的权力是其昨天的延续，而对其昨天的证实就是对它现存的否定。因此，中国的权力不允许真实地证实记忆昨天。由是，他们使用了“光荣正确”、“错误”、“平反”、“恢复名誉”等一套词语，敷衍历史和人民。但是罪行不是错误，罪恶应该审判，而不是什么“平反”。文革是人类文明中的罪行，此历史真实不能为权力虚伪言辞所遮掩。但是，在中国其恰恰被遮掩了。76年后在民族意识中，中国权力之成立就借助于此。由而中国人存在的真实性被涂改和抹杀了，中国人的头脑丧失了真实生存的经验和记忆。由是中国社会和民族存在也就在虚假中。谁都知道这个权力和其所使用的成套语符是虚假的，而中国社会又必须强制地依其运行。因其虚假，人们对之也即敷衍漠视。于是国家社会的规范、道德、法律处于无效的悬浮状态，人们把生存交付本能和欲望﹐不会再有正直和信任﹐善意和希望。这即铸成中国社会不可抑制的腐败糜烂。如其继续发展，下一步就是革命与崩溃。
中国文明的重新确立，首先需要我们走出虚假，返归历史的真实。这就是记忆与证实。记忆与证实是中国文明再建立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回到历史，回到真实的存在和经验，我们才能确认什么是合理的生存，什么应是我们存在的法则和依据。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意义在此。但是，这于现今中国并无可能。由此中国当代痛苦歪扭的历史便成为中国人郁积的心理情结，堵塞了其精神和道路，并在此瘫痪。八十年代文化热潮说明中国对文明的需要；而其后黯然消失，则说明在中国权力的障碍下文明之建立实不可能。如果人的存在不能依于文明的形式，那么就只能转向本能和直接的欲望。中国的近二十年，这一脉络是清楚的。韦君宜《思痛录》，痛而又痛，而她最终不能把最后的话说出来。而韦君宜先生在她特殊的位置已经尽了最大的勇气和可能。这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人格悲剧之一例，可见权力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抑制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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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王友琴女士的工作是伟大的工作，实是因为她微弱的个人性。王女士的工作纯是个人所为，她无视中国庞大的权力体制（她开始此工作时尚在国内），也没有西方背景的资助，她甚至没用专家学者的头衔。她是作为普通人，依个人的良知和微弱的力量，毅然从事这一工作。她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因为是历史的“义工”，因此她保持了良知的纯粹性，能超然权势之外，直抵历史的真实。王女士所做的是中国文明所需要的最基础的工作，即记录证实文革的死难。王女士说：“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人并不仅仅是活着﹐其要有生命原则的建立和捍卫﹐否则人就可以被任意杀戮和践踏﹐包括我们自己。观看人类的历史，文明是由人的不幸、死亡，由对死亡的祭奠开始。正是由于人的不幸、死亡，人才需要建立人的价值、尊严、法则、信念，并赋之以神圣的意义。所谓文明的起源，即人所经临的困难和不幸。远的不说，二战后犹太民族的兴起即建立于他们集中营的苦难。正是他们对此灾难的顽强记述和述说，而改变了他们在西方文明中屈辱的历史。六百万犹太人的死难成为他们复兴的牺牲。文革是中国文明史最残酷的一页，其不仅是毁坏了中国文明传统，更严酷的是其摧毁了人性，将之颠倒为人对人的诋毁、摧残、仇恨、侮辱、杀戮——即使是在家庭和学校，权力赋其以肯定和荣誉。如果中国尚有未来，如果中国要重新奠立文明的法则，那么我们即要回到身后的死难，由那里更正被颠倒的人性。文明的索要甚为苛刻，必须经过鲜血死亡的验证，其意义和法则的至尚性方能成立。如此，人才可能敬崇遵循。这也就是祭祀和牺牲的意义，也即文明的普遍原则。基督，西方文明的基石，他的神性是由他的血和死难而体现的。基督徒要不断去教堂，就是要不断回到他的鲜血和死难，由此教义才发生意义。中国文明的恢复，首先是回到那些残酷的鲜血死亡，有对他们的记忆和证实，悲哀和祭奠，反省和思考，我们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和尊严，建立文明的规范和法则。人之建立文明，维护文明，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出于人存在本身的黑暗和残酷。是由于苦难和死亡人而确立文明。
王女士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记录文革的每一个死者，为每一个死难见证。由八六年在国内她开始这一工作。中国死于文革的人至少有数百万，而她——只身女子，以微弱个人面对中国数百万的死难，可谓精卫填海。十数年间，她走访了数百人，为《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记录铭刻了近千名死难者。不在于她做了多少，能做多少，而在她的精神，身体力行。她说：“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这就是微弱之个人面对庞大的权势和深重的苦难所建立的“人”的意义。我们面对昨天和死难，实际也是我们面对今天和未来；我们通过对昨天和死难的悲哀、纪念、反省、思考、识别、判断，而调整、规范、确立我们今天未来之存在的精神、价值、姿态和指向。我们尊重昨天的死难，就是肯定“人”的意义和尊严。人的现在未来植根于过去。人通过界定过去而界定现在，指向未来。假如我们把人对昨天的人文记忆抹去——哪怕不是全部，那么这个世界即刻就会疯狂。其实这就是“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王女士的工作沉重而痛苦,因为她每天得面对那些死亡和残酷的事情。如果没有毅然的勇气﹐道义的信念﹐爱的精神﹐难能做到。人性有其残酷和黑暗﹐但另一面人性也有不能抑制的对残暴黑暗的抵抗﹐对爱﹑光明﹑道义﹑尊严的要求和追寻。当人面对前者的时候﹐后者的意义甚至超过人的生命。这就是文明的来源﹐人类历史一刻也未停止对文明的努力和捍卫。舍身求义不是来于道德﹐而是人生命深处的渴求和需要。文明是困难的﹐它意谓人与黑暗﹑野蛮﹑残暴的顽强对抗。人类赋予文明那么多伟大崇高的言辞，投以那么多的精力财富﹐只是由于它的困难。一般地说，人们在文明中常常看不到文明的意义和难处﹐他们以为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但是文明从来不是自然的﹐而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努力。人类早期文明以人为献祭﹐即是其象征。人类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由祭司演化而来。祭司作为文明的第一种专职人员﹐其在生和死之间﹐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生命与自然、因与果﹐经验与未知﹐过去、现在与将来。他在其间建立文明的原则和运行的符号系统﹐作为人和社会的内外─意识与行为─指令﹔并在时间中世代传递﹔在传递中发展丰富﹐调整修补﹔既赋之以仪式﹐又需在持续使用的消耗中不断地恢复它们的意义能量﹐保证其文明的功能。祭司在文明中享有特殊的位置﹐但又以牺牲其世俗权力﹑财富﹑享乐﹑家庭﹑乃至繁衍权力为代价。因为文明的原则必须保证其充分的公义性和时间性。祭司的责任对象不是权力﹐不是个人，而是“道”。由于文明的扩展丰富和人文趋向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了越来越具体的分工和专业领域，有些行业甚至已经难能看到其与人类命运的关联，而本人也不会再有此意识。但是如果我们拉远一点眼光，我们就会看到，今天人类每一研究探索思考的领域，无不关联人类的生死存亡；“知识”的背后潜伏着那片久远的鬼魂之阴影。文革中﹐由于文明的基本原则的颠覆﹐所有的科学﹑艺术﹑知识﹑思想﹑教育﹑书籍都变得没有意义﹐而同其本人一起扫地出门。此教训至为深刻。在近两个世纪的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经历了惨痛的灾难。今天﹐我们在塌毁后的废墟上﹐即没有了传统﹐也没有学到西方。中国国家依极权权力而控制﹐人以求生欲望而生存﹐这是中国的基本状态（这里我说是基本﹐而不是全部）﹐也是它的潜在危险。不错﹐中国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它的非文明的人文状态﹐无视它蕴涵的危险和暴力﹐那就是放弃文明的责任。中国恢复文明甚为困难﹐我们有太多的破坏和残酷﹐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和仇恨。而中国也依然面临世界多重文明的冲突和困境。而人也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之有清楚的认识和决断﹐无疑我们依然会在困惑中。但有一点很清楚﹐经过长久的灾难和破坏﹐文明的基本原则在中国被颠覆了﹐善于恶﹐正与邪﹐诚于诈﹐真于假处于颠倒的位置。我们不对人和现实抱有幻想﹐但社会至此﹐即已显示危机。人类文明各有不同﹐但人性大体相同﹐人性对文明的基本要求相同。因此无论文明有怎样的分歧差异﹐但它们的基本原则有其一致。儒家有仁﹔基督教讲爱﹔佛教主慈悲﹐这都是对生命的维护﹐对人的保护和关爱。在社会群体间﹐制止人彼此间的侵犯﹑伤害﹑杀戮﹑侮辱﹐将人彼此的恐惧﹑疑惑﹑对立﹑仇恨传为友善﹑信任﹑互助﹑爱这是文明的首要功能。当毛把革命作为目的﹐把仇恨斗争作为原则﹐把暴力作为方式和手段﹐人类文明的根基便被颠覆﹐中国陷入无休止的人与人的敌视﹑恐惧﹑仇恨﹑迫害和杀戮。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纪念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和平的学校和村庄是怎么由此成为疯狂残害与杀戮的屠场的。这些文字提供了人由文明进入野蛮迫害杀戮的见证。记录文革就是使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使人回到文明﹐确立文明对人﹑生命﹑人的尊严的维护﹐并永久地维护它﹐使之不可动摇﹐并永远警惕那些煽动蛊惑﹐警惕仇恨﹐残害﹑破坏和杀戮﹐无论其以什么言辞理由。经过如此残酷的历史﹐我们才可以看到仁的意义。仁是与各文明及其传统一致的共同基点。49年后﹐共产党在中国所颠覆的就是“仁”这一文明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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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文明的命运相一致。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也正是中国文明的命运。事情的不幸不仅在他们经受了非常的迫害﹐更在他们精神人格的屈辱和毁坏。消灭一种宗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消灭它的教士；摧毁一种文明，就是摧毁它的知识阶层。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右、文革意义都在于此。在毛的权力神话﹐狂热的虚妄﹐及暴力破坏中﹐知识分子和其牵连的文化恰是他们的障碍，因此其成为革命的对象﹐由此他们经受迫害也就是自然了。但是如果仅仅是经受迫害﹐那么这不足摧毁一种文明的精神及整个知识阶层的信心和人格。最大的不幸和屈辱﹐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近代文明冲撞的失败﹐精神智性陷于恐慌混乱﹐丧失了判断和识别﹐他们不是阻止，而以极大的热情对毛野蛮残暴的反文明权力给予接受追随信奉﹐直至屈从驯服效忠。正是在这点﹐中国知识阶层的人格和精神被彻底摧毁﹐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羞辱﹔无法自圆此残暴权力对他们的蔑视践踏及他们对此权力的热情和忠诚﹔他们参预了这场集体野蛮和疯狂﹐并抱以天真的信仰和希望﹔他们成为了残害力量的一部分﹐且用自己的手侮辱残害自己。人怎么会如此愚蠢﹑卑贱﹑屈辱？如果人如此﹐何以为“人”？的确﹐这太无地自容了。因此人只好漠视和遗忘﹐因为每一次记忆都会重经他的羞辱和自我否定﹐没有人愿意经受此灵魂与人格的痛苦。漠视和遗忘实乃自然﹐只是人实际并不能真正做到﹐其只是鸵鸟的自欺。因为经历并不能由漠视而在生命中消失﹐其潜伏在生命肌体中﹐犹如疾病时时影响左右你。其实漠视和遗忘只是回避﹐但回避不是治愈﹐你只是不看它——软弱顺从地接受它的影响和支配。
人从来都不能依靠本能而生存﹐这是因为本能的微弱和不确定性。即使最最简单低级的生存也要为自己确立理由和价值﹐其通过符号的指令而确定生存的目的和集中强化生命的力量。因此中国人的生存怎样趋于本能也要有一个“活着”的“哲学”。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以上的经历﹐他们不能正视﹐并给以理性的识别和道德的合理判断，及对价值道德的重新规范─病愈的自我治疗﹐他们软弱顺从地被此痛苦屈辱的内在记忆经验所支配。而那一段经历正是他个人的精神﹑人格﹑道德﹑价值的彻底破产和否定。不难理解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沮丧﹑瘫痪﹑自我放弃的状态﹐萎琐成为其人格精神的主要特征。其实这正是“人”的摧毁和消灭﹐是反右和文革的最终结果。焚毁书籍﹐可以重新印刷﹔但是“人”的摧毁则难以修复。当然这些可以理解同情﹐是人的不幸和悲哀。但之后中国文化中却出现了嘲讽人的道义精神和责任感的时尚﹐反以人的萎琐﹑本能和无赖意识为价值。在中国刚刚经历了如此残酷灾难后﹐人们的心理精神智性尚无能力进行清醒反省和判断﹐且而在专制权力下中国真正深入严肃的思想文字并不能表述─比如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就不能在中国发表﹐却风行对人类传统人文精神和价值的讥讽唾弃。这值得重视。本质地说﹐它们的出现正是对专制权力的投机﹐其和中国社会的腐败相一致。事情就是这样简单﹐社会如果没有正面的道义原则与精神﹐其就是流氓和无赖的市场﹐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就将丧失他们正常的生活﹐成为被欺辱掠夺的对象。
人文范畴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并不是依靠体力﹑技能直接谋取自己的生活﹐他们致力于符号系统﹐并由此得到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类的所谓文明就是分离人的本能﹐由符号显示人的精神﹐推演人的认识﹐阐释事务﹐标示价值﹐确立意义﹐记录事情经验﹐预示未来﹐规范范畴﹑道德与规则。正是通过符号﹐人而确定行为﹑组织社会﹐联系过去和未来。因此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对象不是权力而是“道”─这里我们将之称为“良知”﹐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他们与其生命对象─“良知”─的关系。当他们被权力占有﹐而被剥夺思考﹑著述﹑言说的权利﹐他们的存在也即被占有剥夺﹔而当他们屈从权力﹐以权力的旨意为言说﹐他们就背叛了自己﹐他们的存在就成为屈辱。而这正是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而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而自己放弃良知的责任﹐他们也即同时放弃了他们存在的信念﹑秩序和意义。人的意义不是空洞的﹐而决定于他的存在。而人一旦没有意义信念的支撑﹐他的存在秩序便随之解体﹐由此人陷于萎琐和瘫痪状态。这是毛后很多知识分子的情况。至于另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意将萎琐﹑本能合理化价值化﹐他们一方面讥讽诋毁人文精神﹐一方面要求占有和被喂养﹐这是文化中的无赖人格。当然在专制权力下的中国文化中﹐他们只能的既得利益者和胜利者。
在长久的破坏和灾难之后─特别是毛的三十年﹐中国文明在它的国家和社会已经被彻底颠覆。人与人没有共认的意识﹑道德和行为规范﹔人际﹑社会的有机关系趋与消失。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人建立的群体共生的原则﹑意识﹑规范。任何人群的存在都是人与人于此达成的默契﹐此即社会的有机。而当国家﹑社会内部的这些有机因素颠覆﹐它们也就在解体和崩溃间。仅仅权力和本能并不能维持社会。这就是中国的危险。在此中国的危困之际﹐知识分子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由良而言就是建立以“仁”为本的原则﹑意识和规范﹐恢复人的健康的信念精神和社会的有机关系及秩序﹐使中国回到道义﹑理性﹑宽容的文明社会﹐适应“人”的存在和生活。良的建立需要知的保证。而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知性（就之大体）是失败的。两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即没有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系统﹑完整的认识﹐同时又走向对传统的盲目否定﹐失败和危机摧毁了我们的清醒﹑自着和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知性﹐其本身陷入了焦灼﹑盲目和混乱。中国文革之发生﹐于此有关系。由于文化的破坏和极权控制﹐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各个领域的知识依然欠缺﹐零星而破碎﹔而中国文化传统实际自五十年代后已经逐步中断丧失﹔对此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亲身所经﹐却亦没有直面的能力﹐对之有愤慨无耐却没有清晰深入的思考阐释。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并不缺少救国救民的热忱﹐正是由于他们理性知性的丧失混乱而走至如此悲惨的地步。没有知就不能有良的保证。是中国良知的失败没落屈从权力的状态﹐而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瘫痪人格萎锁﹐即无自信也无尊严。这是被征服的屈辱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具体的﹐总是在一定的对象﹑目的﹑秩序和方式之中。知识分子只有在对良知的责任﹑信念﹑继承﹑独立的思索和建设中才能重新得到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确定他们存在的位置和身份﹔才能建立个人的秩序和信心﹔如此他们才有分离权力的独立人格﹔如此他们的存在才是充实站立的具有尊严的“人”的存在。这是中国良知重建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个人自救重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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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孔子即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限定了士﹑道与权力间的关系。士可以服务于权力﹐因为文明需要权力以执行﹐但是权力必须代表并执行文明的规则指令。士的最终责任在道﹐不在君。挟君以行道，这就是孟子的精神。当权力背离道﹐士则舍身求义或乘桴浮于海。中国传统中文官制度科举都在制约皇权﹐使君成为文明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和偶像。这是中国古代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的原因。我这里提及此问题﹐是要说明不能将毛的极权和中国古代文明并论﹐中国古代传统属于文明的范畴，而毛则是文明的异端，二者不能并论；再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视之依附权力﹐中国传统中的“士”与“君”的关系，是人类古代社会的一种道义理性与权力的结合性的制约方式，其是历史中特定的文明形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优秀的道义传统。如果我们简单地用今日世界民主﹑自由的概念要求古人﹐这是对历史和文明的虚无。上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由“五四”走至文革﹐这本身即包括对虚无历史和文明的惩罚。中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具有很多的欠缺弱点﹐但是他们对于道义责任的承担不能否认﹐其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的文明遗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20世纪人类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社会已经完结﹐传统文明已经解体。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走向分散﹐分工进一步分化。集中性的权力和集约性仪式化的文化已经不再适应社会。权力越来越趋向于管理的机构﹐而不再具有道德﹑精神﹑文化的功能。中国处于转变的过程中﹐在此中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完成与权力的分离﹐他们需要独立地承担良知的责任﹐使道义和知识不再经过中国传统中权力的中介﹐而与社会建立直接的关系﹐形成与权力﹑财富相平衡的力量。中国眼下的社会﹐一方面是强权控制﹐一方面是内部的文明空虚﹐这是长期文化的破坏和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结果。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在各个领域分离权力的控制﹐承负良知的责任﹐独立地思考著作发出声音﹐逐步恢复中国社会肌体的文明因素﹐建设中国文明的未来。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觉也就由此完成。
王女士的工作对我们具有启示性。首先她是独立的精神﹐不依靠任何权力与势力﹐她个人直接面对历史和真理。她之如此﹐完全是出于她的良心和道义﹐“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这就是人对文明的道义的承担。如果说独立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人格﹐承负道义也正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今天，如果人们把人类的进步只看成是经济﹑科技的进步﹐而道义﹑责任﹑品质则是该被抛弃的陈旧观念﹐这是偏执﹐且将文明简化到这种程度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看到现代文明的进步，却无视资本发展的历史﹐无视两次大战﹐无视奥厮维辛﹐就不能谈论文明。历史教育我们经济科技的发展的同时﹐人类必须相应增长人文精神。没有道义﹑仁爱﹑和平﹑宽容﹑理性之精神与增长的经济与科技的平衡﹐人类必将走向毁灭﹐９１１预示了其危险。再王女士将她的工作建立于人的苦难和最基本的道义精神﹐即爱﹑同情﹑怜悯﹐对人﹑生命和尊严的维护﹐此正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的根基和原则。人类的某些发展总是会给人到来虚幻与妄想﹐人的理性和认识永远都是有限的﹐人永远都将面临迷惑与虚妄﹐人的能力和工具越增长﹐人也就越危险。两次大战﹐纳粹﹐文革是人类的教训。因此﹐牢牢地将文明扎根于此﹐由种种领域和发展中不断地回归这一点﹐这是文明的保障。还有就是王女士脚踏实地地持一以恒的具体工作。现代社会是利益的﹐追逐时尚﹐具有种种诱惑和投机性的社会﹐在寂寞被遗忘的领域默默地为道义和知识工作﹐难能做到。但是良知的意义就在其非利益非时尚。现代的社会﹐知识分子真正独立的人格与精神其实不是与权力的分离─因为那是容易的﹐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的﹐困难的是与势利和时尚的分离﹐因为那将你将真正独立地面对文明的困难和责任。王女士的工作所体现的这些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品质，其是中国文明的希望。
０２年６月－份１１月于伊萨卡
转载《民主中国》2002年12期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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