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5日讯】刘国凯先生在其文集《草根蝉鸣》中，对我在《关于李一哲思潮》一文中对杨曦光的历史贡献的评价，有过批评（p434）。近日，曦光故去，我们都很难过。但国凯在他的纪念文章《"造反派" 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 》中，显然仍然包含了对我的批评。我和国凯对曦光几十年的友情，是感情。但文革史的研究是科学。科学与感情是要分开的。读了国凯文，我仍然坚持《关于李一哲思潮》对曦光历史贡献的看法。
先把此文列在下面，最后，再谈谈曦光。
关于李一哲思潮
（此文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中国之春》，后王希哲略有校订）
值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表二十周年前夕，我收到了前广州民刊《人民之声》主编刘国凯先生（笔名金玉山）寄来的一篇文章《略论文革造反派》，此文发表于去年十月号的《北京之春》。
刘先生的文章很好，历史地、恰当地评价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我很欣赏，但对极左派、极左思潮的评价以及认为李一哲大字报是极左思潮的哺育物，则似不妥。文中是这样说的：“‘极左思潮’哺育了一代民主战士。震动全国的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事件，便是鲜明例证。李一哲三人及他们的战友，都是文革中广州造反派里的中坚分子。”
对刘先生的这个论断，实话说，我有些意外。是不是所谓“旁观者清”呢？作为李一哲思潮的作俑人，我记得，它正是在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扬弃中形成的，让我回忆一下那时的情况。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极左还是反极左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那时在中央，毛泽东、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王若水一派斗争着；基层不少人士包括我本人，也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报刊投去，鼓吹反极左。某晚，在中山大学东门外，我与王意坚（中大八三一头头）激烈地辩论极左还是反极左的问题。当时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在与他争夺对广州造反派的理论控制权。然后，我组织了李正天、郭鸿志、陈一阳撰写给人大的公开信《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规模地在街头挑起了公开的辩论。
这场辩论，决不是一场形而上学的，于人民毫无意义的上层权力斗争，实际上，它决定着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为后来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它兆示着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败落以及我后来称之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即独立的、自觉的现代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四五的实践来证明它：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扬”。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这八年时间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军涛、陈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们只可能是“四五”的敌人，是毛泽东、华国锋、江青镇压“四五”的坚决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纲领就是要打倒周恩来，而李一哲及其同志、同情者则要保护周恩来。
李一哲与“省无联”、北决扬“都出身于造反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泾渭？
一九六七年秋冬，在经历了造反、夺权、镇压、运动的高潮、低潮叠次起伏以后，中国的造反派已经对文革最终的目标发生了疑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跟着‘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首长讲话”亦步亦趋地前行，奉献了巨大的热诚甚至青春和生命，而最后又被告知，他们犯了错误，理应受到镇压和批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向哪里？他们开始独立地思考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来。
首先发生了广泛影响的理论思考的结果是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及“北决扬”鲁礼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派》等。他们的理论特征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彻底铲除新的官僚阶级，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官僚的巴黎公社式的“中国人民公社”制度。而周恩来是右派，是这个官僚制度的总代表。他的力量太强大了，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地在周的面前迂回、退让，并把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他每次退让的牺牲品，替罪羊。
这个理论在其总方向上与毛的文革理论并不冲突，因此它被视为“左”，但它毕竟突破了毛的理论框架，一下子把中共的内部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并推向了极点，这就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权。它遭到了毛、周派联合起来的扑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这个思潮又被视为“极左”。它是造反派探讨文革，并突破官方文革理论的产物。
《中国向何处去？》闪耀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它有如一阵狂飚扫荡着弥漫全国的“看破红尘”的颓气。它那一往无前、誓不回头的志士仁人的气慨以及它的力度，它的文采都是空前的，开辟的。杨曦光是李一哲的先行者。
李一哲思潮的特徽又是什么呢？“省无联”“北决扬”敢于突破中共理论框架探讨的勇气，曾经鼓舞和启发了李一哲。王希哲、陈一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后亡命武汉，还曾专赴浠水拜访“北决扬”理论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冯天艾。杨曦光则因入狱，无缘相见。
然而李一哲终究没有继续向左去而是掉过头来向右走去了，为什么呢？这主要是一九六八年后的广东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林彪、黄永胜的几名部将为稳定他们的基地，在广东许多区县（包括海南），大肆屠杀群众。而这一片片恐怖的血腥，都是在“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旗帜下进行的。
二，广东各县城，尤以广州为首，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附加工资运动。李一哲介入了这场运动。这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经济主义运动被扑灭后，中国工人阶级再一次自觉地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运动。它深刻地教育了李一哲：文革极左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
三，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宝安、惠阳、中山等毗邻港澳地区，在学大寨运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潮，不少公社男丁逃亡一空，知青逃亡率达90% 以上。
王希哲本人在惠阳考察这一逃亡潮时，亦被疑为偷渡知青，押入淡水、樟木头收容站一个多月。这些偷渡客，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大都是贫下中农或他们的子弟。这无情的事实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挡的。
然而，李一哲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如列宁所说百倍地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在于说服毛泽东。于是他们写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在他们的文章里，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然而，他们却绞尽脑汁地去马、列、毛的著作里寻章摘句，把这些要求说成是本来就符合领袖们的教导，只是后来史达林没有作好。奇怪的是，他们又居然能在大围攻中把官方的“理论权威”论敌驳得哑口无言。
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现阶段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广州造反派大字报再次上街，却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没有人公开回应江青、王洪文的点火，攻击老干部“还乡团”还乡，这与李一哲作了造反派头头们的大量工作，并把一些已经跳出来或准备跳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置于自己的理论影响之下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中央文革严令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批判“李一哲反动思潮”（注意：不是极左思潮，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时候，共产党的老官僚们却普遍表现出对李一哲的同情。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赵紫阳一手组织了全省对李一哲空前的批判，另一手却在实际上保护和向全国宣传了李一哲！
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极左立场的部分造反派头头（以王意坚为代表），这时却紧跟广东省委炮轰李一哲，继续成为中央文革凶恶打手！
可见，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不是“极左思潮”哺育出来的。刘国凯先生在这点上可能研究不够，搞错了。
有人会问，既然方向不对，为何后来无论“极左思潮”的代表如杨曦光或李一哲思潮的代表都走进了一条共同的争取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战线里去了呢？
如果从共产党的眼光视去，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宪政，自然是极右（共产党有意忘记了，一九四九年前，他们就是喊着这个口号，发动了二十几年的“动乱”，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取得政权的）。杨曦光先生这二十多年来，有没有对他当年的“中华人民公社”极左思潮有所反省，我不清楚。从他现在的文章看来，应该是有的。这不奇怪，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专政机器的压迫。就算是没有罢，就算是他今天仍坚持着他一九六八年“红色中华人民公社”罢，这也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同一思潮的朋友们介入民主运动，特别是“六四”以后的民主运动，或成为其同盟者。共产党理论有一句成语：形左实右，极左必然最终走向极右，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看香港第四国际托派是怎样一贯坚决地站在大陆民主运动的一边，就可以理解极左与极右的关系了。
李一哲思潮，他的走向极右，更好解释一些。我们看民主运动的历程，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四五”，它们一开始就是右的。共产党官僚在文革中的地位也是右的。因此，邓小平们是欢呼“四五‘的，决不会骂它是什么”动乱“或”自由化“。甚至，直到民主墙运动初期，邓还眉飞色舞地向外国人介绍西单的这堵墙，说它“好得很”。
但是，蜜月很快结束。民主运动很快就意识到：在帮助官僚们打败了他们的极左敌人后，官僚们是不能允许任何人对国家政治提出进一步的，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要求的。现在这台机器回到他们手里了。这是官僚的特权所在，命根所系。
如果刚刚获得平反的民运不愿或不敢承受新的压迫的话，他们就只能俯首贴耳，甘心地作为使用完结了的工具，退出舞台（李一哲四人就是这样分裂了），就象当年的造反派在毛泽东、中央文革手里，作为炮灰，作为筹码，作为只配为他们的“伟大战略步署”卖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再呼再来，再挥再去的工具一样。
然而，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人格意识已经苏醒，便不能使它再昏醉下去。如果说以毛泽东之尊严，尚不能逃脱在他最后的一年里，人民对他的打击，邓小平又有什么力量克已复礼，障百川之东下呢？于是，我们看到了近十几年来一幕一幕的冲突：民主墙，学潮，更大的学潮……终于，镇压发生了，枪声响了；坦克开过来了；体制被突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坦克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昨天总还算表示拥共的人们赶到了反共的一边去了！如果说，十几年
前，魏京生大字报倡言反共，还“和者必寡”的话，“六四”以后的民运，则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了！
“六四”的枪声也传进了监狱。我爬上窗口，从窗台缝中抠出收藏的钉子，在墙上刻下了几句诗：
黑云乱来露金甲，满城何事雨天花？
长安卷去火正急，金水扑来坦克车。
拼将飞灰不死鸟，留得民气愤怒蛙。
燕赵慷慨悲凉地，又见抚尸哭叛徒。
第二天，监狱当局传我问话，要我谈六四的看法。我说；“共产党的监狱把王希哲改造坏了。把王希哲从一个不反共的人，改造成反共的人了！”
关于李一哲思潮，我就先谈到这里。我希望听到刘先生和其他朋友、文革史家们的批评意见。
刘国凯先生除了寄文章外，还有一封信。他说： “当初，在你刚入狱的时候，，我们从良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这是中共巨头为了尽快获得他们的所谓‘安定’局面，而摆出的吓人姿态，一俟局势‘稳定’，你们会大大提前释放的。然而，我们错了。我们对中共的凶暴远远没有充分的估计。你们不但年复一年地深陷大狱，其间还发生了‘六四’大屠杀约在八五年，胡耀邦主政时，曾露出一丝转眼即逝的光彩。我们都以为你有提前出狱之望，不料风云突变，连胡本人都被打入了冷宫，七九民运囚徒们的苦海无涯了。”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实话说，在狱中那漫漫十几年的岁月里，我还没有为自己的什么错误哭过。今天，读到刘先生的这几句话，想想我们当年对共产党的天真，想想我们因为这天真付出的代价，也不觉有泪盈眶了。算了，算了，还是把泪擦干吧。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
注：武汉“北、决、扬”即武汉“北斗星学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统称“北、决、扬”。
★★★
好，最后谈谈我对曦光今天的看法。
一个在历史上提供了自己的思想，造成了相当影响的人，与一般作家不同，他对自己后来思想的转变，一般是应该作出交代的。例如，我作为“李一哲集团”执笔人，我们原来是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后来我又是怎样扬弃“社会主义民主”，接受宪政民主并为之奋斗的呢？我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中作了交代，那是我在狱中读完马克思《资本论》四卷本后的心得：伟大的马克思。这部书对我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是我从“光明”走向“黑暗” 的分水岭。如果说过去我还是被共产党驱迫着走的话，那末在此之后，我则是自觉地向“黑暗”走去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中所写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实际上，不过是我这段时间读《资本
论》的笔记罢了。决定我思想变化的主要几点是：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建立它的动机多么崇高，试验多么伟大，在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面前，它们都是要最终失败的。
二，“一国社会主义”或“数国社会主义”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史达林设想的二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即所谓“改革开放”，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专政职能的基础是经济管理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职能由组织生产的资产阶级来执行。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官僚是这个国家生产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它就当然掌握了专政的职能。这个专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专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是用强制才建立了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哪怕一个真心希望民主的“开明的”共产党领袖，也是无能为力的。而正因为他越开明，他的结局也就越悲惨！
（《走向黑暗》第十九章“冰川下的春潮”）
但曦光原来是一个毛泽东公社理论的崇拜者，他问，“中国向何处去？”，然后他大声疾呼应该按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似的“中华人民公社”去：“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那确是当年造反派的最高理想。杨曦光是造发派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最后，最高峰代表人。三十年后，他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杨教授已经西装革履也是一位西方宪政民主主义者了。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明白告诉过我们。1990年（希哲还在狱中），曦光在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一文开首，提到了两个评价他的《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贡献的人，一个人是刘国凯，一个人是王希哲，而他判定刘国凯是“水平最高”的。言下之意，当然希哲对他的评价是水平不高或较低的。这无所谓，我关心的是，他是怎样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交代的，但就在这篇他最应该作出交代的《中国向何处去？》历史回顾专文里，我找不到有任何交代。相反，文中他似乎还非常肯定这篇22年前的“少作”，看不出有什么对自己历史批判的眼光。又过了7年，1997年，我在哈佛费正清中心作文革史研究，曦光从澳洲来，我们相约在哈佛后门燕京饭店小酌，我又当面问到了他何时转变？如何转变？的问题，甚至问他，如果四五他在天安门，他站在哪一边？是站在周恩来一边，还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是站在“工人民兵”一边，还是站在为周恩来送花圈的群众一边？曦光不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我也作罢。
曦光后来叫了“小凯”。杨小凯教授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更以此举世知名。但我还是怀念36年前的曦光。我认定，杨教授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没有他作，别人会作。但36年前杨曦光的历史贡献，没有他作，别人作不出来。他作了，他成为了中国文革反叛的异端思潮的发源，这是他的任何后人都无法企及的。
唉！他死了,英年死了。又是一个“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天哪！天哪！
2004年7月15日
于美西海湾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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