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劉國凱先生在其文集《草根蟬鳴》中，對我在《關於李一哲思潮》一文中對楊曦光的歷史貢獻的評價，有過批評（p434）。近日，曦光故去，我們都很難過。但國凱在他的紀念文章《"造反派" 公案未了，楊曦光你不能走 》中，顯然仍然包含了對我的批評。我和國凱對曦光幾十年的友情，是感情。但文革史的研究是科學。科學與感情是要分開的。讀了國凱文，我仍然堅持《關於李一哲思潮》對曦光歷史貢獻的看法。
先把此文列在下面，最後，再談談曦光。
關於李一哲思潮
（此文發表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中國之春》，後王希哲略有校訂）
值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發表二十周年前夕，我收到了前廣州民刊《人民之聲》主編劉國凱先生（筆名金玉山）寄來的一篇文章《略論文革造反派》，此文發表於去年十月號的《北京之春》。
劉先生的文章很好，歷史地、恰當地評價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我很欣賞，但對極左派、極左思潮的評價以及認爲李一哲大字報是極左思潮的哺育物，則似不妥。文中是這樣說的：“‘極左思潮’哺育了一代民主戰士。震動全國的七四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事件，便是鮮明例證。李一哲三人及他們的戰友，都是文革中廣州造反派裏的中堅分子。”
對劉先生的這個論斷，實話說，我有些意外。是不是所謂“旁觀者清”呢？作爲李一哲思潮的作俑人，我記得，它正是在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和揚棄中形成的，讓我回憶一下那時的情況。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極左還是反極左是中國政治鬥爭的焦點。那時在中央，毛澤東、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王若水一派鬥爭著；基層不少人士包括我本人，也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報刊投去，鼓吹反極左。某晚，在中山大學東門外，我與王意堅（中大八三一頭頭）激烈地辯論極左還是反極左的問題。當時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是在與他爭奪對廣州造反派的理論控制權。然後，我組織了李正天、郭鴻志、陳一陽撰寫給人大的公開信《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大規模地在街頭挑起了公開的辯論。
這場辯論，決不是一場形而上學的，于人民毫無意義的上層權力鬥爭，實際上，它決定著今後中國的發展方向，它爲後來的“四五運動”作了輿論準備。它兆示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敗落以及我後來稱之爲“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即獨立的、自覺的現代人民民主運動的興起。
我們可以從後來的四五的實踐來證明它：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無論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參加者只可能是反極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楊曦光、魯禮安等人代表的“省無聯”、“北決揚”。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這八年時間裏，楊曦光們仍發展著極左思潮，沒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話，他們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運動，不可能並肩與曹志傑、王軍濤、陳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們只可能是“四五”的敵人，是毛澤東、華國鋒、江青鎮壓“四五”的堅決支持者。道理很簡單，他們的綱領就是要打倒周恩來，而李一哲及其同志、同情者則要保護周恩來。
李一哲與“省無聯”、北決揚“都出身於造反派，爲什麽會有這樣的涇渭？
一九六七年秋冬，在經歷了造反、奪權、鎮壓、運動的高潮、低潮叠次起伏以後，中國的造反派已經對文革最終的目標發生了疑惑。他們不明白爲什麽跟著‘兩報一刊社論“和中央首長講話”亦步亦趨地前行，奉獻了巨大的熱誠甚至青春和生命，而最後又被告知，他們犯了錯誤，理應受到鎮壓和批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向哪里？他們開始獨立地思考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問題來。
首先發生了廣泛影響的理論思考的結果是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我們的使命》及“北決揚”魯禮安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與叛徒考茨基派》等。他們的理論特徵認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徹底剷除新的官僚階級，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沒有官僚的巴黎公社式的“中國人民公社”制度。而周恩來是右派，是這個官僚制度的總代表。他的力量太強大了，毛澤東不得不一再地在周的面前迂回、退讓，並把紅衛兵、造反派作爲他每次退讓的犧牲品，替罪羊。
這個理論在其總方向上與毛的文革理論並不衝突，因此它被視爲“左”，但它畢竟突破了毛的理論框架，一下子把中共的內部矛盾毫不掩飾地暴露並推向了極點，這就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權。它遭到了毛、周派聯合起來的撲滅，也是理所當然的。於是這個思潮又被視爲“極左”。它是造反派探討文革，並突破官方文革理論的産物。
《中國向何處去？》閃耀著革命理想主義的光芒。它有如一陣狂飈掃蕩著彌漫全國的“看破紅塵”的頹氣。它那一往無前、誓不回頭的志士仁人的氣慨以及它的力度，它的文采都是空前的，開闢的。楊曦光是李一哲的先行者。
李一哲思潮的特徽又是什麽呢？“省無聯”“北決揚”敢於突破中共理論框架探討的勇氣，曾經鼓舞和啓發了李一哲。王希哲、陳一陽於“七三”、“七二四”布告後亡命武漢，還曾專赴浠水拜訪“北決揚”理論家，《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作者馮天艾。楊曦光則因入獄，無緣相見。
然而李一哲終究沒有繼續向左去而是掉過頭來向右走去了，爲什麽呢？這主要是一九六八年後的廣東發生了三件大事： 一，林彪、黃永勝的幾名部將爲穩定他們的基地，在廣東許多區縣（包括海南），大肆屠殺群衆。而這一片片恐怖的血腥，都是在“落實無產階級專政”的“左”的旗幟下進行的。
二，廣東各縣城，尤以廣州爲首，發生了風起雲湧的複退軍人要求恢復附加工資運動。李一哲介入了這場運動。這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工人經濟主義運動被撲滅後，中國工人階級再一次自覺地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的運動。它深刻地教育了李一哲：文革極左的經濟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産主義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
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寶安、惠陽、中山等毗鄰港澳地區，在學大寨運動中，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知青逃亡潮，不少公社男丁逃亡一空，知青逃亡率達90% 以上。
王希哲本人在惠陽考察這一逃亡潮時，亦被疑爲偷渡知青，押入淡水、樟木頭收容站一個多月。這些偷渡客，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大都是貧下中農或他們的子弟。這無情的事實開始使他朦朧地感覺到：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充分給個人以發展天地的經濟制度，現代資本主義對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擋的。
然而，李一哲並沒有突破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框架，相反，他們仍然忠於這個框架並竭力企圖表現對它的忠誠。他們仍然希望建立一個完美、理想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來。他們相信這個制度會如列寧所說百倍地優越于資本主義，關鍵只在於說服毛澤東。於是他們寫文章《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在他們的文章裏，雖然已經提出了一些現代民主憲政的綱領性要求，然而，他們卻絞盡腦汁地去馬、列、毛的著作裏尋章摘句，把這些要求說成是本來就符合領袖們的教導，只是後來史達林沒有作好。奇怪的是，他們又居然能在大圍攻中把官方的“理論權威”論敵駁得啞口無言。
對文革中垮臺的共產黨的大批老幹部，李一哲與造反派一樣，認爲他們是一批理應受到人民衝擊的官僚，但他們並不贊成“四人幫”爲取而代之必欲置他們於死地的做法。因爲他們感到，與其讓一批滿嘴胡說八道的暴發戶、新特權階層、新官僚上臺使國家繼續朝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極左走去，還不如讓那些“對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官僚重新上臺，穩定和發展國民經濟，現階段對人民略爲有利。因此，在文章裏，他們毫不掩飾地爲老幹部直言，爲周恩來說話，並公開地向“四人幫”宣戰。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廣州造反派大字報再次上街，卻沒有人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沒有人公開回應江青、王洪文的點火，攻擊老幹部“還鄉團”還鄉，這與李一哲作了造反派頭頭們的大量工作，並把一些已經跳出來或準備跳出來的造反派頭頭置於自己的理論影響之下是分不開的。
正因爲如此，當毛澤東、中央文革嚴令以趙紫陽爲首的廣東省委批判“李一哲反動思潮”（注意：不是極左思潮，他們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時候，共產黨的老官僚們卻普遍表現出對李一哲的同情。這也能夠說明，爲什麽趙紫陽一手組織了全省對李一哲空前的批判，另一手卻在實際上保護和向全國宣傳了李一哲！
需要指出的是，堅持極左立場的部分造反派頭頭（以王意堅爲代表），這時卻緊跟廣東省委炮轟李一哲，繼續成爲中央文革兇惡打手！
可見，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極左思潮的養料，但它不是“極左思潮”哺育出來的。劉國凱先生在這點上可能研究不夠，搞錯了。
有人會問，既然方向不對，爲何後來無論“極左思潮”的代表如楊曦光或李一哲思潮的代表都走進了一條共同的爭取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戰線裏去了呢？
如果從共產黨的眼光視去，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憲政，自然是極右（共產黨有意忘記了，一九四九年前，他們就是喊著這個口號，發動了二十幾年的“動亂”，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才取得政權的）。楊曦光先生這二十多年來，有沒有對他當年的“中華人民公社”極左思潮有所反省，我不清楚。從他現在的文章看來，應該是有的。這不奇怪，因爲他現在面對的是共產黨專政機器的壓迫。就算是沒有罷，就算是他今天仍堅持著他一九六八年“紅色中華人民公社”罷，這也並不妨礙他和他的同一思潮的朋友們介入民主運動，特別是“六四”以後的民主運動，或成爲其同盟者。共產黨理論有一句成語：形左實右，極左必然最終走向極右，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看香港第四國際託派是怎樣一貫堅決地站在大陸民主運動的一邊，就可以理解極左與極右的關係了。
李一哲思潮，他的走向極右，更好解釋一些。我們看民主運動的歷程，從李一哲大字報到“四五”，它們一開始就是右的。共產黨官僚在文革中的地位也是右的。因此，鄧小平們是歡呼“四五‘的，決不會罵它是什麽”動亂“或”自由化“。甚至，直到民主牆運動初期，鄧還眉飛色舞地向外國人介紹西單的這堵牆，說它“好得很”。
但是，蜜月很快結束。民主運動很快就意識到：在幫助官僚們打敗了他們的極左敵人後，官僚們是不能允許任何人對國家政治提出進一步的，根本性的民主改革要求的。現在這台機器回到他們手裏了。這是官僚的特權所在，命根所系。
如果剛剛獲得平反的民運不願或不敢承受新的壓迫的話，他們就只能俯首貼耳，甘心地作爲使用完結了的工具，退出舞臺（李一哲四人就是這樣分裂了），就象當年的造反派在毛澤東、中央文革手裏，作爲炮灰，作爲籌碼，作爲只配爲他們的“偉大戰略步署”賣命，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再呼再來，再揮再去的工具一樣。
然而，歷史是不能重復的，人格意識已經蘇醒，便不能使它再昏醉下去。如果說以毛澤東之尊嚴，尚不能逃脫在他最後的一年裏，人民對他的打擊，鄧小平又有什麽力量克已複禮，障百川之東下呢？於是，我們看到了近十幾年來一幕一幕的衝突：民主牆，學潮，更大的學潮……終於，鎮壓發生了，槍聲響了；坦克開過來了；體制被突破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無不勝的坦克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昨天總還算表示擁共的人們趕到了反共的一邊去了！如果說，十幾年
前，魏京生大字報倡言反共，還“和者必寡”的話，“六四”以後的民運，則以與共産主義理論決裂爲時尚，以反共爲特徵了！
“六四”的槍聲也傳進了監獄。我爬上窗口，從窗臺縫中摳出收藏的釘子，在牆上刻下了幾句詩：
黑雲亂來露金甲，滿城何事雨天花？
長安卷去火正急，金水撲來坦克車。
拼將飛灰不死鳥，留得民氣憤怒蛙。
燕趙慷慨悲涼地，又見撫屍哭叛徒。
第二天，監獄當局傳我問話，要我談六四的看法。我說；“共產黨的監獄把王希哲改造壞了。把王希哲從一個不反共的人，改造成反共的人了！”
關於李一哲思潮，我就先談到這裏。我希望聽到劉先生和其他朋友、文革史家們的批評意見。
劉國凱先生除了寄文章外，還有一封信。他說： “當初，在你剛入獄的時候，，我們從良民百姓的善良願望出發，以爲這是中共巨頭爲了儘快獲得他們的所謂‘安定’局面，而擺出的嚇人姿態，一俟局勢‘穩定’，你們會大大提前釋放的。然而，我們錯了。我們對中共的兇暴遠遠沒有充分的估計。你們不但年復一年地深陷大獄，其間還發生了‘六四’大屠殺約在八五年，胡耀邦主政時，曾露出一絲轉眼即逝的光彩。我們都以爲你有提前出獄之望，不料風雲突變，連胡本人都被打入了冷宮，七九民運囚徒們的苦海無涯了。”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實話說，在獄中那漫漫十幾年的歲月裏，我還沒有爲自己的什麽錯誤哭過。今天，讀到劉先生的這幾句話，想想我們當年對共產黨的天真，想想我們因爲這天真付出的代價，也不覺有淚盈眶了。算了，算了，還是把淚擦幹吧。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
注：武漢“北、決、揚”即武漢“北斗星學會” “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揚子江評論”。統稱“北、決、揚”。
★★★
好，最後談談我對曦光今天的看法。
一個在歷史上提供了自己的思想，造成了相當影響的人，與一般作家不同，他對自己後來思想的轉變，一般是應該作出交代的。例如，我作爲“李一哲集團”執筆人，我們原來是主張“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後來我又是怎樣揚棄“社會主義民主”，接受憲政民主並爲之奮鬥的呢？我在我的自傳《走向黑暗》中作了交代，那是我在獄中讀完馬克思《資本論》四卷本後的心得：偉大的馬克思。這部書對我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是我從“光明”走向“黑暗” 的分水嶺。如果說過去我還是被共產黨驅迫著走的話，那末在此之後，我則是自覺地向“黑暗”走去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中所寫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等，實際上，不過是我這段時間讀《資本
論》的筆記罷了。決定我思想變化的主要幾點是：
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它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個自然的過程。因此，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抑或中國的社會主義，無論建立它的動機多麽崇高，試驗多麽偉大，在自然的經濟運動規律面前，它們都是要最終失敗的。
二，“一國社會主義”或“數國社會主義”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謂國際資本的鎖鏈能不能在其薄弱環節被打破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市場問題，一個決定于現代國際化大生産的世界貿易網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生産（除非它堅持小生産）不可能脫離世界市場。史達林設想的二個平行的不同經濟體系的世界市場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長期存在的。強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終要把行政強制的“社會主義市場”吸引過去，淹沒過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來組織生産和交換(即所謂“改革開放”，並進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來改造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這樣，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專政職能的基礎是經濟管理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這個職能由組織生産的資產階級來執行。共產黨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官僚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黨官僚是這個國家生産的計劃者和組織者，它就當然掌握了專政的職能。這個專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專制的，秘密在於它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産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産和分配，就在於它一開始就是用強制才建立了這個違背自然規律的經濟制度。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哪怕一個真心希望民主的“開明的”共產黨領袖，也是無能爲力的。而正因爲他越開明，他的結局也就越悲慘！
（《走向黑暗》第十九章“冰川下的春潮”）
但曦光原來是一個毛澤東公社理論的崇拜者，他問，“中國向何處去？”，然後他大聲疾呼應該按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巴黎公社似的“中華人民公社”去：“試看明日之中國，必然是“公社”的天下”。那確是當年造反派的最高理想。楊曦光是造發派理論的集大成者和最後，最高峰代表人。三十年後，他再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楊教授已經西裝革履也是一位西方憲政民主主義者了。
這個變化是怎麽發生的，他似乎從來沒有明白告訴過我們。1990年（希哲還在獄中），曦光在他的《“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一文開首，提到了兩個評價他的《中國向何處去？》歷史貢獻的人，一個人是劉國凱，一個人是王希哲，而他判定劉國凱是“水平最高”的。言下之意，當然希哲對他的評價是水平不高或較低的。這無所謂，我關心的是，他是怎樣對自己的思想轉變作交代的，但就在這篇他最應該作出交代的《中國向何處去？》歷史回顧專文裏，我找不到有任何交代。相反，文中他似乎還非常肯定這篇22年前的“少作”，看不出有什麽對自己歷史批判的眼光。又過了7年，1997年，我在哈佛費正清中心作文革史研究，曦光從澳洲來，我們相約在哈佛後門燕京飯店小酌，我又當面問到了他何時轉變？如何轉變？的問題，甚至問他，如果四五他在天安門，他站在哪一邊？是站在周恩來一邊，還是站在中央文革一邊？是站在“工人民兵”一邊，還是站在爲周恩來送花圈的群衆一邊？曦光不正面回答，顧左右而言他，我也作罷。
曦光後來叫了“小凱”。楊小凱教授在西方經濟學理論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中，作出了傑出貢獻，更以此舉世知名。但我還是懷念36年前的曦光。我認定，楊教授的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沒有他作，別人會作。但36年前楊曦光的歷史貢獻，沒有他作，別人作不出來。他作了，他成爲了中國文革反叛的異端思潮的發源，這是他的任何後人都無法企及的。
唉！他死了,英年死了。又是一個“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天哪！天哪！
2004年7月15日
於美西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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