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6日讯】我的好友封从德先生把“中国公民维权全球有奖征文大赛”的消息电邮给我，其意自然是要我踊跃参赛，因为他知道我文笔不错，前几年做穷学生时还专找有奖征文来写，赚些钱补贴昂贵的教材课本费。在朋友们的包涵下，我还真是屡投屡中，不是一等奖就是二等奖，至少也是安慰奖。这是事实，因为那几年我一直在校读书写给当时《中国之春》的五十多篇文章一分钱稿费都未得过。理由说是《中国之春》手头很紧，发不出稿费。看在反共大业上，连牢都坐过，贡献几十篇文章算什么呢。何况本人还特好面子，从来不好意思言稿费之事。及至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从余先生东窗事发才知道，原来中国之春也是有稿费可发的，只是被从余先生私囊了十几万。所扣下的稿费之钱甚至用来买“避孕套”一类的私人物品。很遗憾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革共产党命的人乃是一个革命性加毁灭性的严重打击。由于写给中国之春的几十篇文章皆是奉献给了民主运动，故一有机会我就找有奖征文而写，似乎有点上瘾，每次得奖，总还要在从德面前大言大吹一通，故从德知我癖好。自然发来了中国公民维权有奖征文的消息，但我现在工资很高，对征文的稿费自然不放在第一位，就像我这次在沙漠战场写了160多篇文章，一篇都不用卖钱，错过了大把银子，更何况这一篇有奖征文呢，虽然它的头等奖有500美元之多。现在写文章，真是乐趣放在第一位了。
但当我读完“中国公民维权全球有奖征文说明”后，我的心慢慢严肃起来。我虽然离开中国十几年了，没有亲自经历或见到公民权利遭侵犯的事，但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乃是流氓治国，各种残暴贪婪、为非作歹的事屡屡见于报端。基督徒、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死的事经常发生，几千万民工在城市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而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剥夺和侵犯，至于工作了几十年的人说下岗就下岗，那在今日的中国还算是比较轻的权利侵犯了。政府既是流氓，统治的方式又是残暴无常，中国公民可就遭殃了。可是维权有奖征文说参赛作品以纪实报道为主，这就给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增加了难度。但我觉得有一件和我胞兄有关的事值得一谈，而且我也曾介入其中，应该也算是纪实报道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89年天安门的事发生以后，我成了政府的通缉犯，并被投入大牢，从此我的胞兄虽未受到直接的迫害，却也真的是打入了共党的另册，成为说不出的受害对象，不过基本上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故在此我还可以略写几笔，否则很容易被误解为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喜剧之一是，胞兄在一所中学教书二十几年，教到他教出来的学生回校做了教导主任和校长，家兄还是一位普通教师。家兄说：这很好，说明我教出来的人很有出息，我的脸上有光，比自己做校长还舒服，何况学生们不还是一如既往地尊敬我呢？但是家兄的某些朋友不以为然，认为是其弟熊焱造成的政治缘故。
喜剧之二，中学里据说有各种职称级别，如中级教师、高级教师等。家兄有次来信说，他现在很是苦恼，县里头他的同届毕业的同学都已评了高级职称，就他本人未能得到。若论教学质量和成绩他是不输于人的。这个我自然相信，只是我总是站着说话，安慰他说，人生很短暂，什么高级、低级、中级不都是一样吗？并问他中级高级之间一个月差多少钱。家兄回答大约100多块吧！我就更有点理直气壮了，拍着胸脯说，嘿！那算什么？这钱我每个月帮你补上就得了。说话算数，我当然经常地在经济上适当帮助家兄一家。
隔了几个月家兄又来电话又来信，说一方面感谢我的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告诉我，这个职称问题，主要还不是钱的问题，是面子问题。每次去县里参加什么活动，在同行们面前真是矮人一等。我因为不在其中，自然于我是不疼不痒，而且我也总是极力避开我实际给家兄带来的不顺的事实。
上个月我与家兄通电话，家兄鼓起勇气对我说：弟弟，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说，只要给县里教育部门的领导送礼，我的高级职称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我打听到，这几个名额里有我的份。我这十几年还省吃俭用积蓄了万余元人民币，准备花出去了。我当时太忙，没来得及整理思路，心中的火气顿时就上升起来，我嗓音提高了八度，语气十分僵硬而又严肃，拳头也握得很紧。我说：宇峰兄，你犯了几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谁是你的领导？你们那些县区的教育干部不是你的领导！他们都是些腐败分子！你把腐败分子当作你的领导，你是胡说。什么叫腐败分子？什么叫腐败？如果你不知道，你就选一个七月大热天去你们学校的大垃圾堆里看一看，闻一闻，哪里有臭肉和苍蝇的地方，那就是腐败的意思。希望你从此以后，不要把腐败分子当成领导。
第二，你上次帮我打了一篇文章，我写到“词语和意象的颠覆”，你必须迅速在意象中把过去以为的领导干部这个词颠覆，他们都是腐败分子。（当然我在电话中口里还说得挖苦一点，他们都是xxxxx。）
第三，能给腐败分子送礼吗？
家兄恐怕是被我电话里的暴跳如雷吓了一跳。几分钟后，我的语气缓了下来，开始宽慰家兄，送礼做什么呢？没有必要嘛。家兄见我语言和缓了才接上话来。他说，我从未送过礼，也不擅长此道，只是这一次真的忍不住，主要还是你嫂子的主意，她说人家都是这样送的，我们家省吃俭用的目的不就是想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场吗？我后来通电话时间有限制，未能接上话就只好挂断了。
放下电话后，我回到办公室，心中其实很愧疚，因为我在电话中用十分的火气讲出光明正大的道理，家兄当然只能哑口无言。其实我很清楚我家兄，小时候一直是他领导我，及至我后来进了北京大学，十多年以来一直是我领导他，而我的领导方式基本上是三段论式，与实际生活还是脱节很多。若论请客送礼，我的哥哥简直是门外汉，一窍不通，而我倒是从小就会此道。我上中学时就把零用钱省下来，买一两瓶当时的礼品－－－补脑汁、虎骨酒送给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所求的倒不是为了要做班长，而是可以直接进老师房间倒开水泡茶喝（老师也愿意）。有时送给学校食堂大师傅，结果他们大勺一挥，我的菜碗里的红辣椒多出一倍，好在我很不小气，均分思想十分浓厚，不过心理上还是很满足的。后来上了大学研究生，进入送挂历的时代，我也总是买上十几幅挂历，逐个关键人物送去，具体目标比中学时要模糊一点，不过收获很大，我曾差点被共产党革除了，后来轻轻发落成党内严重警告，应该说与我会搞人际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说真话，共产党若不是把我赶出国门，以今日中国这样的风气时代和制度，我肯定是个大腐败分子。这点我心里十分清楚。但是上帝真好，真伟大啊，把我带出国门了。
我一出国门来到美国，这十分在行的请客送礼就永远无用场了，因为美国有一个不允许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制度。
而我的家兄从小就小气得很，自私自利，根本不知什么叫请客送礼，对世事也不甚关心，只钻他的专业，埋头教书，还乱七八糟的学了许多手艺。他是学数学的，教的却是英语和音乐。这么一个大老实人教了二十多年的书，省吃俭用攒了一万多人民币都必须用来送给小小中学的腐败分子，镇上管教育的腐败分子及至县里他的顶头上司、教育局一个屁眼大的小官－－－股长。中国人啊真是可怜。（有个小插曲，说某县教育局管人事的一个股长，家藏近百万人民币，有一夜家中来了小偷，偷走了三分之一，可是股长不敢报案，因为报了案，人们会说一个小小股长家中竟有现金三十万。县官们会官官相护，但毛主席知道了恐怕也会从纪念堂水晶棺中爬出来，一手摔出党证，一手摔出宪法，来管一管。）
隔了几天，我主动给家兄打电话，这一次我已把思路整理得清清楚楚，语气十分和缓，总结出了几点。
哥哥，我想了几天，觉得十分对不起你，因为我的事情实际影响了你，你所受到的迫害是一种看不见的迫害。第一要怪共产党王八蛋，第二就要怪我了，以你的才华，岂止是做那一点点事情，一点点什么中级高级啊！
但是哥哥，你明白吗？你从小不会搞请客送礼，到现在也还是不怎么会看风使舵，其实是你的福气，你在腐烂的社会和制度下，以不怎么关心世事，不怎么圆通而躲过了腐烂这一劫，你的心灵还是自由的，这才是你真正的尊严和权利。送礼，给腐败分子送礼，你虽然可以得到一个什么高级职称，但你的心灵自由的权利就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一定要拚命维护啊。就做人来说，可能你是弱者，但你是一位高贵的弱者，实际上却是一位真正的坚强者，因为你用弱柔捍卫了你心灵自由的权利。像你这种不打牌、不赌博、不送礼的人，今天的中国所剩无几了，你是稀罕的，我敬佩你。你知道，我是最会搞请客送礼的了，从小就会，但感谢上帝把我带到这个不必请客送礼、不允许行贿受贿的国家来，我把从小那请客送礼搞人际关系的天分变成了欢喜快乐、热情待人的天分。我们两兄弟都得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我一口气讲了几十分钟，电话筒那边的兄长没有多讲，传来了呜咽的轻微哭声，也许是我真正理解了他，他有了知心兄弟。
这件事情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层次来论，就是在一个腐败的社会和制度里，如何维护自己心灵自由的权利，拒绝腐败。中国古人喜欢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换成当今时代语言应该是“保持心灵自由的权利”，但古人较为空洞，在实际生活里乃是腐败分子多于不腐败分子，尤其制度腐烂时，制度里的人就像得了瘟疫一样，遍地腐烂，不腐烂还不行。今天中国大地上，以中央流氓政府带头，各级各层，无不视人民的权利为儿戏，大肆侵犯公民和生命权、劳动权、居住权、迁涉权、生育权、结社权、参政权，而且还要用腐败的风气和人气大肆侵犯公民的心灵自由权－－－这应该说是人的各项权利中最尊贵的一层。
如何维护公民的心灵自由权？一方面当然还要大讲特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根本的乃是要大家起来，改变腐败的政府和制度－－－这是真正的维权。
熊焱于伊拉克
二00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US Army Cha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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