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马切镂曲孜]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Ｔｒｕｚｚｉ﹐１９３５－２００３）去世快一周年了。鉴于与他共事九年﹐早就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至今终于动笔。
曲孜教授是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前先后执教于密西根大学和东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学系。他去世后﹐《纽约时报》刊载了他去世的消息。马切镂是社会科学理论家﹐多产的作家和编辑。仅他的《社会学和日常生活》就卖了２０万册。他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他的追思会上﹐有人说﹐在“古狗”（ｇｏｏｇｌｅ）前﹐有马切镂。他的兴趣包罗万象﹐其中有社会科学理论﹑民歌﹑烹饪﹑巫术﹑马戏杂耍﹑和边缘心理学（ｐａ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他最具影响的研究。
１９７６年﹐马切镂共同参与了科学研究超常主张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ＣＳＩＣＯＰ）的建立。该组织的目的是客观地从事超常声称的研究。在实证完成后﹐委员会公布结果﹐不管结果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两年后﹐他毅然退出该组织﹐因为他发现其他成员并不分享他对实证的重视﹐而是要把委员会变成反对超常声称的锤子﹐要把所有超常声称窒息在萌芽之中。
退出该组织后﹐马切镂开始发行自己的刊物《求索者》。１９８２年﹐他又成为科学探索协会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ＳＥ）的发起人之一﹐并长年担任要职务。马切镂首创了“假怀疑”（ｐｓｅｕｄｏ－ｓｋｅｐｔｉｃｓ）这个词。他自认为是一个经典的实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怀疑者﹐怀疑这些超常声称的真实性﹐但他不是揭露者或者嘲笑者﹐简单地否认这些声称。他指出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超常宣称。马切镂认为科学家必须保持思想开明﹐以实证来对待自己不相信的事物﹐而不能象科学研究超常主张委员会那样﹐成为科学的把门人。世界上没有人能胜任得了科学的把门人这份工作。
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马切镂说﹐我相信﹐百分之９９的神秘研究都可被实证研究否决。但是﹐否决这些声称的人必须能够胜任实证工作﹐必须在做完实证研究以后才说话﹐而不是不做任何调查前就一棍子打死所有超常声称。
我在１９９４年成为马切镂的同事时﹐他刚和他人完成了《警察的第六感觉》。在该书中﹐他们研究了心灵学（ｐｓｙｃｈｉｃｓ）对警察破案的声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声称都被夸大了。他们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夸大的过程和方法。然而他们不愿完全否决所有的声称﹐他们体谅在某些孤立的破案中﹐心灵学的作用可能是关键的。
由于马切镂的研究较偏﹐听说马切镂的渊博起初还不以为然﹐一次偶尔和他聊起了中国﹐才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同一般﹐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到图书馆一查﹐发现他只在１９８５年写过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细读这仅几千字的文章﹐把中国特异功能的历史和现状描写的透彻清晰﹐不得不从心眼里佩服。
在一次聚会上﹐马切镂问我是否听说过一个叫“ｓｉ－ｍａ－ｎａｎ”的人﹐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到这个名字。几年后中国政府组织反法轮功以后﹐我才把这个英文名字对上号——司马南。由于网络的发展﹐我对司马南﹑何祚庥等的观点逐渐了解。
马切镂后来说﹐他向我提这些人的名字﹐主要想了解一下这些人的背景。他相信这些人所反对的特异功能大都是假的﹐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特异功能的声称很有市场。但是他也担心﹐司马南和何祚庥的观点有绝对化的倾向。在科学上﹐没有绝对真理﹐没有极终真理。说话要留有余地﹐对科学的认知﹐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有在美国教过科学方法论的人都知道﹐科学是有局限的。马切镂告诉我﹐他对超常规现象的兴趣不仅因为他父亲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杂技表演家﹐也不仅因为他从小在杂技﹑魔术中长大而会许多这方面的技巧﹐还因为科学和非科学并没有公认的划界标准。他曾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审阅申请项目。许多课题都看似是科学﹑实际并非科学﹐或并非实用科学。然而﹐国家每年花费成百上亿资金在这些项目上。而听似非科学的超常声称却在此竞争中得不到一席之地。
科学的昌明﹐依赖科学方法论的普及。从事科学研究的四大原则是实证﹑客观﹑怀疑﹑简约。反对超常声称研究的人常常违反了实证的原则﹐也有背怀疑的原则。怀疑系指科学家不轻信任何现成结论﹐而要不断地调查研究﹐求证自己怀疑的确实性。保持怀疑的精神﹐让科学家不把自己的研究结论当作永久不变﹑普世通用﹑或绝对的真理。相反地﹐科学家应该了解自己的研究结论是暂时性的﹐也许未来会被推翻或不再适用﹔了解自己的研究结论也可能在不同时间﹑空间中无法适用。
换句话说﹐有很多超自然的现象不是人类现在的科学水平所能解释的﹐不能解释的东西不都是伪科学。马切镂对此问题十分认真﹐他坚信实证是检验真伪的唯一标准。他拒绝任何简单的答案﹐拒绝名利的诱惑﹐一生保持自己的思想真实和独立思考。他不希罕故弄玄虚﹑矫饰和媚俗。他所反对是科学至上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对于马切镂对司马南和何祚庥担心﹐起初我并不以为然。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司马南自称掌握了“科学精神”的利器﹐才揭穿了许多魔术的把戏﹑江湖骗子。然而揭穿这些骗局并不需要任何科学方法﹐他与柯云路缺乏实证的口诛笔伐充其量算是脆弱的说教和无力的还击。但是﹐豪气干云的司马南成了官方媒体的英雄﹐以反特异功能起家﹐进而干起了科学把门人的事。
２００４年四川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声称发明催眠戒毒法﹐司马南在不做任何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就断定该催眠法更像巫术。他的主要论点都是“唯上”的﹐打出红色科学家何祚庥和钱学森的旗号来吓唬人。然而世人只知道何祚庥院士年青时在中宣部做官﹐不知道他在科学上有任何世界公认的建树。钱学森院士也同样并非没有争议。尽管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是名符其实的科学家﹐但他在“大跃进”的１９５８年﹐也曾经写文章说﹐“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亩产四万斤粮是可能的。即便在八十年代初﹐在党中央对特异功能表态之前﹐钱学森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也是推波助澜的。在科学家的良知和荣华富贵之间﹐他往往选择后者。
印度洋海啸以后﹐何祚庥掀起了“不要敬畏大自然”的争论。辩论双方极力夸张对方的观点﹐忽视双方观点中的合理因素。其实双方并非没有共同点。然而﹐过分强调与大自然作斗争让人想起“人定胜天”的口号﹐想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悲剧﹑想起“五七”指示围海造田的年代。“敬畏自然”决不是任其自然﹐而是让人们顺其自然地改造自然﹐造福人类。在这方面﹐在没有科学的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范例是都江堰和坎尔井。这两项工程所凝聚的智慧﹐让在“科学”指导下所建的三门峡大坝和三峡大坝﹐不能望其项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宠儿﹐每个政权又都有每个政权的佞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最后的公正审判。科学不普及和科学被迷信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纪念曲孜教授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懈地提醒人们这两者都不是科学态度。
与马切镂同事﹐三生有幸。在他仙世周年之际﹐仅作此文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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