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馬切鏤曲孜]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Ｔｒｕｚｚｉ﹐１９３５－２００３）去世快一週年了。鑒于與他共事九年﹐早就想寫點什麼來紀念他﹐至今終於動筆。
曲孜教授是康奈爾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生前先後執教于密西根大學和東密西根大學的社會學系。他去世後﹐《紐約時報》刊載了他去世的消息。馬切鏤是社會科學理論家﹐多產的作家和編輯。僅他的《社會學和日常生活》就賣了２０萬冊。他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他的追思會上﹐有人說﹐在“古狗”（ｇｏｏｇｌｅ）前﹐有馬切鏤。他的興趣包羅萬象﹐其中有社會科學理論﹑民歌﹑烹飪﹑巫術﹑馬戲雜耍﹑和邊緣心理學（ｐａ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他最具影響的研究。
１９７６年﹐馬切鏤共同參與了科學研究超常主張委員會（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ＣＳＩＣＯＰ）的建立。該組織的目的是客觀地從事超常聲稱的研究。在實證完成後﹐委員會公佈結果﹐不管結果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兩年後﹐他毅然退出該組織﹐因為他發現其他成員並不分享他對實證的重視﹐而是要把委員會變成反對超常聲稱的錘子﹐要把所有超常聲稱窒息在萌芽之中。
退出該組織後﹐馬切鏤開始發行自己的刊物《求索者》。１９８２年﹐他又成為科學探索協會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ＳＥ）的發起人之一﹐並長年擔任要職務。馬切鏤首創了“假懷疑”（ｐｓｅｕｄｏ－ｓｋｅｐｔｉｃｓ）這個詞。他自認為是一個經典的實證主義者﹐一個真正的懷疑者﹐懷疑這些超常聲稱的真實性﹐但他不是揭露者或者嘲笑者﹐簡單地否認這些聲稱。他指出學術界的大多數人出於自身利益﹐反對超常宣稱。馬切鏤認為科學家必須保持思想開明﹐以實證來對待自己不相信的事物﹐而不能象科學研究超常主張委員會那樣﹐成為科學的把門人。世界上沒有人能勝任得了科學的把門人這份工作。
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馬切鏤說﹐我相信﹐百分之９９的神秘研究都可被實證研究否決。但是﹐否決這些聲稱的人必須能夠勝任實證工作﹐必須在做完實證研究以後才說話﹐而不是不做任何調查前就一棍子打死所有超常聲稱。
我在１９９４年成為馬切鏤的同事時﹐他剛和他人完成了《警察的第六感覺》。在該書中﹐他們研究了心靈學（ｐｓｙｃｈｉｃｓ）對警察破案的聲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聲稱都被夸大了。他們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夸大的過程和方法。然而他們不願完全否決所有的聲稱﹐他們體諒在某些孤立的破案中﹐心靈學的作用可能是關鍵的。
由於馬切鏤的研究較偏﹐聽說馬切鏤的淵博起初還不以為然﹐一次偶爾和他聊起了中國﹐才發現他對中國的了解非同一般﹐不亞于任何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到圖書館一查﹐發現他只在１９８５年寫過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細讀這僅幾千字的文章﹐把中國特異功能的歷史和現狀描寫的透徹清晰﹐不得不從心眼裡佩服。
在一次聚會上﹐馬切鏤問我是否聽說過一個叫“ｓｉ－ｍａ－ｎａｎ”的人﹐我搜腸刮肚也想不到這個名字。幾年後中國政府組織反法輪功以後﹐我才把這個英文名字對上號——司馬南。由於網絡的發展﹐我對司馬南﹑何祚庥等的觀點逐漸了解。
馬切鏤後來說﹐他向我提這些人的名字﹐主要想了解一下這些人的背景。他相信這些人所反對的特異功能大都是假的﹐由於中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特異功能的聲稱很有市場。但是他也擔心﹐司馬南和何祚庥的觀點有絕對化的傾向。在科學上﹐沒有絕對真理﹐沒有極終真理。說話要留有餘地﹐對科學的認知﹐往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所有在美國教過科學方法論的人都知道﹐科學是有局限的。馬切鏤告訴我﹐他對超常規現象的興趣不僅因為他父親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雜技表演家﹐也不僅因為他從小在雜技﹑魔術中長大而會許多這方面的技巧﹐還因為科學和非科學並沒有公認的劃界標準。他曾在國家科學基金會審閱申請項目。許多課題都看似是科學﹑實際並非科學﹐或並非實用科學。然而﹐國家每年花費成百上億資金在這些項目上。而聽似非科學的超常聲稱卻在此競爭中得不到一席之地。
科學的昌明﹐依賴科學方法論的普及。從事科學研究的四大原則是實證﹑客觀﹑懷疑﹑簡約。反對超常聲稱研究的人常常違反了實證的原則﹐也有背懷疑的原則。懷疑系指科學家不輕信任何現成結論﹐而要不斷地調查研究﹐求證自己懷疑的確實性。保持懷疑的精神﹐讓科學家不把自己的研究結論當作永久不變﹑普世通用﹑或絕對的真理。相反地﹐科學家應該了解自己的研究結論是暫時性的﹐也許未來會被推翻或不再適用﹔了解自己的研究結論也可能在不同時間﹑空間中無法適用。
換句話說﹐有很多超自然的現象不是人類現在的科學水平所能解釋的﹐不能解釋的東西不都是偽科學。馬切鏤對此問題十分認真﹐他堅信實證是檢驗真偽的唯一標準。他拒絕任何簡單的答案﹐拒絕名利的誘惑﹐一生保持自己的思想真實和獨立思考。他不希罕故弄玄虛﹑矯飾和媚俗。他所反對是科學至上主義（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對於馬切鏤對司馬南和何祚庥擔心﹐起初我並不以為然。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瞭他的遠見卓識。司馬南自稱掌握了“科學精神”的利器﹐才揭穿了許多魔術的把戲﹑江湖騙子。然而揭穿這些騙局並不需要任何科學方法﹐他與柯雲路缺乏實證的口誅筆伐充其量算是脆弱的說教和無力的還擊。但是﹐豪氣干雲的司馬南成了官方媒體的英雄﹐以反特異功能起家﹐進而干起了科學把門人的事。
２００４年四川大學心理系副教授聲稱發明催眠戒毒法﹐司馬南在不做任何實證研究的情況下就斷定該催眠法更像巫術。他的主要論點都是“唯上”的﹐打出紅色科學家何祚庥和錢學森的旗號來嚇唬人。然而世人只知道何祚庥院士年青時在中宣部做官﹐不知道他在科學上有任何世界公認的建樹。錢學森院士也同樣並非沒有爭議。儘管他是中國的導彈之父﹐是名符其實的科學家﹐但他在“大躍進”的１９５８年﹐也曾經寫文章說﹐“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畝產四萬斤糧是可能的。即便在八十年代初﹐在黨中央對特異功能表態之前﹐錢學森對特異功能的研究也是推波助瀾的。在科學家的良知和榮華富貴之間﹐他往往選擇後者。
印度洋海嘯以後﹐何祚庥掀起了“不要敬畏大自然”的爭論。辯論雙方極力誇張對方的觀點﹐忽視雙方觀點中的合理因素。其實雙方並非沒有共同點。然而﹐過份強調與大自然作鬥爭讓人想起“人定勝天”的口號﹐想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悲劇﹑想起“五七”指示圍海造田的年代。“敬畏自然”決不是任其自然﹐而是讓人們順其自然地改造自然﹐造福人類。在這方面﹐在沒有科學的古代中國﹐“天人合一”的範例是都江堰和坎爾井。這兩項工程所凝聚的智慧﹐讓在“科學”指導下所建的三門峽大壩和三峽大壩﹐不能望其項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寵兒﹐每個政權又都有每個政權的佞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歷史才能做出最後的公正審判。科學不普及和科學被迷信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紀念曲孜教授的意義就在於他不懈地提醒人們這兩者都不是科學態度。
與馬切鏤同事﹐三生有幸。在他仙世週年之際﹐僅作此文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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