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1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国刑事律师的职业环境和人身安全令人担忧。官方媒体承认，他们在刑事辩护案中面临三难，即“见面或约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另外，对律师的“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严重威胁着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有媒体认为，中国在为律师创造良好的职业环境、保证律师的人身安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记者邀请，美国纽约开业律师叶甯和电子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就中国刑事律师的职业环境问题作了一场讨论。
记者：中国律师，刑事律师的职业环境，听说比较差啦！有的律师，莫少平就起来说，比以往更为恶劣。实际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叶先生，您先讲吧。
叶甯：中共建政以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把律师都消灭了，这个职业呢，就在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是一片空白。那么1979年以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段所谓不乱反镇时期，那么这个作为不乱反镇时期在法治这个层面上，最大的成果就是它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79年颁布了刑法、刑事法、人民法院组织法，随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样以后呢，律师这个行业逐步得到恢复。但是，中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确实是在非常险恶的条件下执业。律师行业，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成为一种高危职业，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扼腕的问题。
记者：国内对律师，存在滥抓、滥拘、滥捕、滥收、滥拍这个五烂，这些看起来都是司法机关干的。为什么政府都不能够好好的保护律师啊？伍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伍凡：共产党不喜欢你批评它，更不喜欢你找一帮人给它打官司。可是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它专门利用律师去跟国民党打官司，它打赢了很多官司，所以它知道律师这一行啊。对于政权的批判，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它知道这批人就是知识份子中最精英的人、最会挑毛病的、最会利用法律、司法程序来和政府斗的，他们很害怕。
记者：网上有一篇文章，观点和刚才伍先生讲这个情况是一致的，就是律师工作对政府当权是最大挑战，这个当成是社会弱势群体和律师结成同盟，来挑战现存制度，这样分析问题，叶先生，您认为是不是触及到问题的根本了？
叶甯：确实是触及到了问题根本，他完全是就像伍凡先生刚才提到的，就是害怕中国的这一批最有头脑的，每天要接触大量社会问题的，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就是去成为弱势群体的头脑。因为这些弱势群体，如果没有一批知识精英和他们搀扶在一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抗争的过程当中，在方法的使用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毛躁的地方。律师本身就是，他的职业素质，就要利用法律，就是提供的一切有限的空间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合法权益。
记者：现在国内律师从事辩护有三难听说，会见难、阅卷难、调查举证难，这个阅卷的卷是卷宗的卷，这个会见的见是指会见谁啊？
叶甯：是指会见当事人、会见被告。
记者：这个为什么难呢？
叶甯：我想阅卷难的话呢，主要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当中，这个被告，律师的当事人，他是在人身被控的状态，律师要去会见他的客户、他的当事人，首先要取得监狱当局或者拘留所的同意。我们知道在美国一般的监狱，对律师他是有一个礼遇的，有相当多的州，他是律师会见客人24小时开绿灯、24小时放行。
记者：网上还有一些文章，反而是讲这个对律师展开教育整顿，是批评某些律师的功利化，这个商业化讯息。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啊！一定是要有助于维护律师的正常的职业环境。不过我也想问一问，中国的律师总的来说，他们的职业操守情况怎么样？就您所知的情况，伍先生。
伍凡：好坏参半啦！有好、有坏，都有啦。这个在任何一个职业里，尤其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机构去监督司法程序，包括律师的职业操守，现在都没有。这里面出一些批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啦！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律师的话，中国就更糟糕了。你不能因为说他有一些贪污的人，就通通一干子船打翻所有的人，是不合理的啦！有坏老鼠，但是也有好的猫啊！
叶甯：至于说律师这个行业，就是说这个商业化的问题，你如果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律师法律活动的商业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你不让律师商业化，你不让律师收费，你让律师怎么生存？当然律师，做为一个好的律师，他不能只是为了钱打官司，首先是应该为了司法正义、社会正义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权益。你要当事人你如果一旦请律师的话，你哪怕是最后发现这个官司，就是越大越没钱，这个当事人也越大越穷的情况下，没有钱交律师费的情况下，你也要给他保质、保量的打好，这才是一种职业操守的职业道德的问题。当然不能要求律师脱离这个商业社会的规律，律师不能生活在真空里。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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