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佑中华民族社稷
共产邪魔攫取天下全权为己独用：盗“人民”，“中国”，“中华民族”正统之名窃“国家”、“政府”之政权。
人类历史上，文明形式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两种。
在东方中土文明中，“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补天”，“三皇五帝以德化世享太平”，神传文化，名不虚传。自此以下，历朝历代，明君圣帝无不敬天顺命，仁德治国，顺应民心，更兼有那雄才大略者，如汉之武帝，唐之太宗，清之康熙，修文德，具武功，治国安民，开拓边疆，威服四方，光辉赫赫，千古帝君，万世人师。
而西方文明，先有古埃及，古巴比伦为文明之根，中有古希腊造文明之源，四方征战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后有古罗马兴而得文明之体。凯撒帝，查理曼，路易王，光华耀后世。
公元1580年前后,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欧人以自己的宗教狂热和对香料、黄金的疯狂追求为动力，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海外扩张运动，扰动着整个世界。如果说，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人们宗教热情下的宗族战争，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上帝”和“神”的意志和地位还保有独一无二的崇高性；那么，在古代和近代世界史交接之时进行的扩张、征服和侵略则逐渐完全演变成一种世俗功利性的人类行为，卷入其中的人们无不在心目中以金钱，权势为“最重要”的东西。而传教士的宗教传播行为也只不过是这历史浊浪中附带的修饰性产物。
公元1500之前的“文艺复兴”，以及其后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政治革命”的出现。这里所说的“政治”，其实是现代人类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为了各自的世俗利益和权势进行争斗的行为的特定描述。“政治”现象一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就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跟暴力血腥联系在了一起。东方人的祖先把“兵器”视为不祥之物，实不得已而用之。而甫一出现就跟暴力血腥相匹配的“政治”，当是整个人类的不祥之物。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在东方，“政治”一词早已出现，1700多年前的汉朝贾谊在其《论积贮疏》中，即曰：政治未毕通也。此“政治”该指君王与官吏治理国家、社稷而施行的各种措施。而在现代汉语中，“政治”指称的范围极广： 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这已经不是原来“政治”内涵的原始意义，而是“政治”不断恶性膨胀扩展其自身的范畴范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后，继续在迷惑人类，使人类认识不清“政治”丑陋的历史真面目的一种漂白化说法。
在“政治”因素侵入人类社会之前，西方社会的国家政权权力来源就是“君权神授”，东方社会的社稷祭祀大权是祭祀权所有者承天应运的自然表现，如非如此，妄想夺取或已经夺取社稷祭祀大权的人，便为反逆乱党，乃是祸根孽胎，罪大可致诛其九族。即便是“明正言顺”之君，如不能敬畏天命，仁德爱民，顺天意而行，“天意”欲亡之，其必亡之，正如夏桀商纣。
“政治”侵污人类之初，乃是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的整个人类社会逐渐败坏之时，宗教之教义不断被强行歪曲，为观念败坏的人们去利用宗教参与世俗权力争夺而找借口；神职人员则热衷于社会地位，权势和宗教声望，以鼓吹“十字军东征”，通过武力征服异教徒和非教徒、强迫皈依宗教为能事；而世俗社会中的几乎所有君王，贵族，官吏，以及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等普通百姓之思想道德观念无不受“人文主义”，“科学”，“工业”，“改革”及“革命”等事物中的败坏因素的冲击，影响及污染，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逐渐发生恶性的败坏。从下到上，人们开始在社会上公开表达自己对金钱，财货，权势和社会地位的狂热欲望和表演着疯狂的争夺，甚至赤裸裸的直接欺骗和抢劫。“海外扩张”、“全球征服”、“战争殖民”，“黑人奴隶”和“鸦片贸易”正是自公元1500年到公元1900年期间整个西方社会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严重破坏和贪婪掠夺的罪恶行为的历史产物。
思想观念和道德的败坏导致各种各样的败坏性的人类行为和败坏性的内部社会现象。在英伦列岛，国君拿“君权神授”当儿戏为自己的贪欲和罪恶开脱；社会民众完全藐视“君权神授”的神圣法则，为了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进行战争，毫无节制地暴动，可以毫不犹豫地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出现和对抗乃是“政治”这一败坏因素的首次社会物化表现。将在西方社会内部和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兴风作浪的社会肿瘤——“政党”，作为“政治”这一人类癌症的特殊产物终于出现了。
一言以蔽之，“政治”乃是人在违背和篡改“神”对人的教诲，屏弃人先天自有的“神性”的过程中，人们对世俗名利的贪婪和欲望聚合在一起去影响、冲击和操控整个社会、民族、国家、集团和个人的各种表现、现象和事物而导致的结果总和。
正如阴性的生灵喜欢阴性的环境，公元19世纪的西欧社会，人类道德堕落、人的行为规范紊乱、实证科学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更加强制性地破坏着自然、 “政治”因素逐渐渗入附体于人们思想观念之中、操控“政党”这一类肿瘤不断吞噬着社会的正常自然的肌体，共产邪魔恰好现身于此时，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只有在这时，共产邪魔才有条件先成其灵——“共产邪恶主义”，再造其身——“共产邪党”，最后强行侵占于天地之间筑成其巢穴——“共产邪恶主义国家”。
共产邪魔的圈地筑穴行动在历史上其实进行得并不顺利。公元1871年，西欧法兰西民族遭遇普鲁士军队的侵略，社会大乱。于是，一伙社会流氓乘机聚集在西欧大都会巴黎进行叛乱暴动，共产邪魔立刻从诱骗西欧工人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革命”的邪恶事务中伸出一爪来，将这伙流氓当成宝贝似的抓在手中，妄想利用社会流氓为自己筑巢计划的实施出一把力。流氓就是流氓，竟也心甘情愿地为其所用，于是，共产邪魔封其一名号，美其名曰：“巴黎公社”。而在短短的72天之后，“巴黎公社”就连同它的那一伙流氓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烟飞云散了。当然，在其最后的“生命”里，这伙流氓竟然还想劫持着巴黎跟它一起殉葬，焚烧官署，推倒民宅成了其丑恶“生命”过程中的最后一笔。
共产邪魔的第二次大圈地行为发生在公元20世纪初叶。其时，西欧发达地区已经没有了它筑穴的可选之地，它只有靠自我“修正”才能维持自己在西欧地区的存在，苟且偷生着。于是，共产邪魔把眼光探向了东方，探向了腐朽的沙俄帝国。就是要其社会的腐朽，它才有机会砸烂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在沙俄帝国的土地上按照它自己的意愿构筑其自己的巢穴。公元19世纪80年代，共产邪魔将自己的邪灵送到了沙俄帝国，又于公元19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地纠合起了其在沙俄帝国的“共产邪党”——“布尔什维克”。当其稍一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得当”，共产邪魔就火烧火燎地发动1905年的了“苏维埃革命”，最后以惨败告终。在沙俄地界的首次圈地尝试失败。
发生在公元1914年——公元1918年的全球人类首次自我大屠杀给了共产邪魔难得的机会。还是在沙俄帝国时期，沙俄社会的人们对战争的反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和平”成了人们心目中最珍贵的礼物。沙皇和其后的后续政府没有能把这份礼物及时送出去，终于导致了早已等待不及的人们对两者的失望,导致人们的倒戈相击。共产邪魔抓住这一机会，猛钻一空子，抢过礼物，人模人样地送到了沙俄百姓的手中。人们怀疑之余，竟也感到一丝惊喜。就凭这一点，共产邪魔就诱骗沙俄百姓，在反西方国家“神圣”的联合剿杀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延续共产邪魔自身生存的目的，逼人出物出力。千歹万歹，总算把共产邪魔的“苏维埃政权”这一门面支撑了下来。在沙俄的圈地终于成功了。
自此以后，沙俄百姓一直受到其头上的共产邪魔的严密控制，血腥压迫和残酷迫害，直到公元1991年共产邪魔的这一巢穴因自身的腐朽而崩溃之后，沙俄百姓的后代们才逐渐摆脱共产邪魔的这一可怕梦魇。
“政治”连同它的“政党”不仅仅愿意为共产邪魔所用，而且当其他的恶势力出世祸乱人类时，它也心甘情愿的为虎作伥。这一点在20世纪的德意志，意大利和小日本的法西斯力量出现时得到了极好的证明。
混世魔王希特勒的纳粹党又称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而纳粹Nazi是德语Nationalsozialismus（意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从其名称就可知道，希特勒纳粹本身就带有共产邪魔的血脉血液。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希特勒纳粹党早期的发家过程中，希特勒就是以共产邪魔的某些“主义”、“原则”和“理想”的杂碎来欺骗德意志的中下层社会民众，骗取信任和支持的。其于“政治”，更是玩得“炉火纯青”，所谓以“三寸不烂之舌”而致“谎言千遍即成真理”，能使德意志之民众如痴如狂地“沉醉”于其“演讲”所煽动的“政治”狂热氛围之中。这西方社会恶魔希特勒的“惊人政治演讲才能”与东方社会共产邪魔毛党魁的“超人政治阴谋权术”乃是一“恶”一“邪”，“交相辉映”，人类社会饱受它们所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可怕恶果。
但在希特勒这样一个混世魔王的内心，却也同西方正常社会的各界人士一样，遏制不住对共产邪魔的天然厌恶和反感。只是它的厌恶和反感只要有恰当的机会，就会以仇恨的形式摧毁性地表露出来。公元1939之前的西方民主社会之所以一再对恶魔希特勒的无耻扩张侵略保持绥靖政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幻想能利用恶魔希特勒对共产邪魔的极端反感，借恶魔希特勒之手毁灭筑巢于沙俄“苏联”的共产邪魔体系。这也即后人所讲的“祸水东引”。只是由于恶魔希特勒的胃口太大，手段又太过于邪恶，妄图先把全部西方民主国家吞入肚中，还要灭绝本来对共产邪魔并不热心支持的“苏联”斯拉夫人才肯甘休，逼得西方民主国家连同斯拉夫人都对它进行彻底的死命抵抗。才使得共产邪魔又一次钻到了空子，左右逢源，不但免去了灭顶之灾，而且获得了恶性膨胀的绝好机会，在“苏联”巩固了其巢穴，在其巢穴的西方和东方又分别建立了新的巢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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