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天佑中華民族社稷
共產邪魔攫取天下全權為己獨用：盜「人民」，「中國」，「中華民族」正統之名竊「國家」、「政府」之政權。
人類歷史上，文明形式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兩種。
在東方中土文明中，「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補天」，「三皇五帝以德化世享太平」，神傳文化，名不虛傳。自此以下，歷朝歷代，明君聖帝無不敬天順命，仁德治國，順應民心，更兼有那雄才大略者，如漢之武帝，唐之太宗，清之康熙，修文德，具武功，治國安民，開拓邊疆，威服四方，光輝赫赫，千古帝君，萬世人師。
而西方文明，先有古埃及，古巴比倫為文明之根，中有古希臘造文明之源，四方征戰亞歷山大帝國曇花一現，後有古羅馬興而得文明之體。凱撒帝，查理曼，路易王，光華耀後世。
西元1580年前後,伴隨著地理大發現,西歐人以自己的宗教狂熱和對香料、黃金的瘋狂追求為動力，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海外擴張運動，擾動著整個世界。如果說，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是人們宗教熱情下的宗族戰爭，在當時的人們心目中「上帝」和「神」的意志和地位還保有獨一無二的崇高性；那麼，在古代和近代世界史交接之時進行的擴張、征服和侵略則逐漸完全演變成一種世俗功利性的人類行為，捲入其中的人們無不在心目中以金錢，權勢為「最重要」的東西。而傳教士的宗教傳播行為也只不過是這歷史濁浪中附帶的修飾性產物。
西元1500之前的「文藝復興」，以及其後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出現和發展導致了「政治革命」的出現。這裏所說的「政治」，其實是現代人類對當時的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為了各自的世俗利益和權勢進行爭鬥的行為的特定描述。「政治」現象一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就與「革命」聯繫在了一起，也就是說跟暴力血腥聯繫在了一起。東方人的祖先把「兵器」視為不祥之物，實不得已而用之。而甫一出現就跟暴力血腥相匹配的「政治」，當是整個人類的不祥之物。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也確實如此。在東方，「政治」一詞早已出現，1700多年前的漢朝賈誼在其《論積貯疏》中，即曰：政治未畢通也。此「政治」該指君王與官吏治理國家、社稷而施行的各種措施。而在現代漢語中，「政治」指稱的範圍極廣： 政府、政黨、集團或個人在國家事務方面的活動。這已經不是原來「政治」內涵的原始意義，而是「政治」不斷惡性膨脹擴展其自身的範疇範圍，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之後，繼續在迷惑人類，使人類認識不清「政治」醜陋的歷史真面目的一種漂白化說法。
在「政治」因素侵入人類社會之前，西方社會的國家政權權力來源就是「君權神授」，東方社會的社稷祭祀大權是祭祀權所有者承天應運的自然表現，如非如此，妄想奪取或已經奪取社稷祭祀大權的人，便為反逆亂黨，乃是禍根孽胎，罪大可致誅其九族。即便是「明正言順」之君，如不能敬畏天命，仁德愛民，順天意而行，「天意」欲亡之，其必亡之，正如夏桀商紂。
「政治」侵汙人類之初，乃是西元1500年左右西方的整個人類社會逐漸敗壞之時，宗教之教義不斷被強行歪曲，為觀念敗壞的人們去利用宗教參與世俗權力爭奪而找藉口；神職人員則熱衷於社會地位，權勢和宗教聲望，以鼓吹「十字軍東征」，通過武力征服異教徒和非教徒、強迫皈依宗教為能事；而世俗社會中的幾乎所有君王，貴族，官吏，以及下層農民，手工業者，商人等等普通百姓之思想道德觀念無不受「人文主義」，「科學」，「工業」，「改革」及「革命」等事物中的敗壞因素的衝擊，影響及污染，社會生活及思想觀念逐漸發生惡性的敗壞。從下到上，人們開始在社會上公開表達自己對金錢，財貨，權勢和社會地位的狂熱欲望和表演著瘋狂的爭奪，甚至赤裸裸的直接欺騙和搶劫。「海外擴張」、「全球征服」、「戰爭殖民」，「黑人奴隸」和「鴉片貿易」正是自西元1500年到西元1900年期間整個西方社會對整個人類社會進行嚴重破壞和貪婪掠奪的罪惡行為的歷史產物。
思想觀念和道德的敗壞導致各種各樣的敗壞性的人類行為和敗壞性的內部社會現象。在英倫列島，國君拿「君權神授」當兒戲為自己的貪欲和罪惡開脫；社會民眾完全藐視「君權神授」的神聖法則，為了達到維護自己利益的目的進行戰爭，毫無節制地暴動，可以毫不猶豫地砍下查理一世的腦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出現和對抗乃是「政治」這一敗壞因素的首次社會物化表現。將在西方社會內部和整個人類社會不斷興風作浪的社會腫瘤——「政黨」，作為「政治」這一人類癌症的特殊產物終於出現了。
一言以蔽之，「政治」乃是人在違背和篡改「神」對人的教誨，屏棄人先天自有的「神性」的過程中，人們對世俗名利的貪婪和欲望聚合在一起去影響、衝擊和操控整個社會、民族、國家、集團和個人的各種表現、現象和事物而導致的結果總和。
正如陰性的生靈喜歡陰性的環境，西元19世紀的西歐社會，人類道德墮落、人的行為規範紊亂、實證科學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更加強制性地破壞著自然、 「政治」因素逐漸滲入附體於人們思想觀念之中、操控「政黨」這一類腫瘤不斷吞噬著社會的正常自然的肌體，共產邪魔恰好現身於此時，這並不是歷史的偶然。只有在這時，共產邪魔才有條件先成其靈——「共產邪惡主義」，再造其身——「共產邪黨」，最後強行侵佔於天地之間築成其巢穴——「共產邪惡主義國家」。
共產邪魔的圈地築穴行動在歷史上其實進行得並不順利。西元1871年，西歐法蘭西民族遭遇普魯士軍隊的侵略，社會大亂。於是，一夥社會流氓乘機聚集在西歐大都會巴黎進行叛亂暴動，共產邪魔立刻從誘騙西歐工人從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革命」的邪惡事務中伸出一爪來，將這夥流氓當成寶貝似的抓在手中，妄想利用社會流氓為自己築巢計畫的實施出一把力。流氓就是流氓，竟也心甘情願地為其所用，於是，共產邪魔封其一名號，美其名曰：「巴黎公社」。而在短短的72天之後，「巴黎公社」就連同它的那一夥流氓在人類歷史舞臺上煙飛雲散了。當然，在其最後的「生命」裏，這夥流氓竟然還想劫持著巴黎跟它一起殉葬，焚燒官署，推倒民宅成了其醜惡「生命」過程中的最後一筆。
共產邪魔的第二次大圈地行為發生在西元20世紀初葉。其時，西歐發達地區已經沒有了它築穴的可選之地，它只有靠自我「修正」才能維持自己在西歐地區的存在，苟且偷生著。於是，共產邪魔把眼光探向了東方，探向了腐朽的沙俄帝國。就是要其社會的腐朽，它才有機會砸爛當時已經存在的社會結構，在沙俄帝國的土地上按照它自己的意願構築其自己的巢穴。西元19世紀80年代，共產邪魔將自己的邪靈送到了沙俄帝國，又於西元19世紀90年代迫不及待地糾合起了其在沙俄帝國的「共產邪黨」——「布爾什維克」。當其稍一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得當」，共產邪魔就火燒火燎地發動1905年的了「蘇維埃革命」，最後以慘敗告終。在沙俄地界的首次圈地嘗試失敗。
發生在西元1914年——西元1918年的全球人類首次自我大屠殺給了共產邪魔難得的機會。還是在沙俄帝國時期，沙俄社會的人們對戰爭的反感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和平」成了人們心目中最珍貴的禮物。沙皇和其後的後續政府沒有能把這份禮物及時送出去，終於導致了早已等待不及的人們對兩者的失望,導致人們的倒戈相擊。共產邪魔抓住這一機會，猛鑽一空子，搶過禮物，人模人樣地送到了沙俄百姓的手中。人們懷疑之餘，竟也感到一絲驚喜。就憑這一點，共產邪魔就誘騙沙俄百姓，在反西方國家「神聖」的聯合剿殺的過程中，為了達到延續共產邪魔自身生存的目的，逼人出物出力。千歹萬歹，總算把共產邪魔的“蘇維埃政權”這一門面支撐了下來。在沙俄的圈地終於成功了。
自此以後，沙俄百姓一直受到其頭上的共產邪魔的嚴密控制，血腥壓迫和殘酷迫害，直到西元1991年共產邪魔的這一巢穴因自身的腐朽而崩潰之後，沙俄百姓的後代們才逐漸擺脫共產邪魔的這一可怕夢魘。
「政治」連同它的「政黨」不僅僅願意為共產邪魔所用，而且當其他的惡勢力出世禍亂人類時，它也心甘情願的為虎作倀。這一點在20世紀的德意志，義大利和小日本的法西斯力量出現時得到了極好的證明。
混世魔王希特勒的納粹黨又稱為「德國國家社會工人黨」，而納粹Nazi是德語Nationalsozialismus（意為「國家社會主義」）的縮寫。從其名稱就可知道，希特勒納粹本身就帶有共產邪魔的血脈血液。歷史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希特勒納粹黨早期的發家過程中，希特勒就是以共產邪魔的某些「主義」、「原則」和「理想」的雜碎來欺騙德意志的中下層社會民眾，騙取信任和支持的。其於「政治」，更是玩得「爐火純青」，所謂以「三寸不爛之舌」而致「謊言千遍即成真理」，能使德意志之民眾如癡如狂地「沉醉」於其「演講」所煽動的「政治」狂熱氛圍之中。這西方社會惡魔希特勒的「驚人政治演講才能」與東方社會共產邪魔毛黨魁的「超人政治陰謀權術」乃是一「惡」一「邪」，「交相輝映」，人類社會飽受它們所帶來的沉重災難和可怕惡果。
但在希特勒這樣一個混世魔王的內心，卻也同西方正常社會的各界人士一樣，遏制不住對共產邪魔的天然厭惡和反感。只是它的厭惡和反感只要有恰當的機會，就會以仇恨的形式摧毀性地表露出來。西元1939之前的西方民主社會之所以一再對惡魔希特勒的無恥擴張侵略保持綏靖政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幻想能利用惡魔希特勒對共產邪魔的極端反感，借惡魔希特勒之手毀滅築巢于沙俄「蘇聯」的共產邪魔體系。這也即後人所講的「禍水東引」。只是由於惡魔希特勒的胃口太大，手段又太過於邪惡，妄圖先把全部西方民主國家吞入肚中，還要滅絕本來對共產邪魔並不熱心支持的「蘇聯」斯拉夫人才肯甘休，逼得西方民主國家連同斯拉夫人都對它進行徹底的死命抵抗。才使得共產邪魔又一次鑽到了空子，左右逢源，不但免去了滅頂之災，而且獲得了惡性膨脹的絕好機會，在「蘇聯」鞏固了其巢穴，在其巢穴的西方和東方又分別建立了新的巢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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