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22)第四部 劳教血泪 9

第六章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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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者的光芒

2000年底,新安劳教所来了六名特殊身份者,他们是从团河男子劳教所转过来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有很多“事迹”。

块头一米八三的东北学员武宣在东城区看守所因长期戴着只有死囚犯才戴的重达不知是三十多斤还是三十多公斤的脚链,一条腿已残,体重也从九十多公斤减到六十多公斤,瘦得竹竿似地跛着一条腿,在集训队被打得吐血还是不“转化”。

张德的妻子梅玉兰(真名)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被折磨致死。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越曾有连续十二天十二夜没睡的记录,连看守他的犯人都暗暗心惊,问他:“你到底能‘扛’多久?”他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的物质身体会跨,但我的精神永远不会”。

正在爱尔兰上研究生、回国探亲时被捕的李法明曾连续三个多月每天以“单腿蹲式”在楼道一动不动蹲到凌晨三点,还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很低的床底下,床板被他的身体顶了起来,十几个犯人再一起坐到床上去压,致使他脊柱受伤,腿部肌肉长时间失去知觉,他还被绑在床上被六根电棍同时电击……

九个月前,她刚从调遣处过来时,宋梅抽泣的话再次回响耳边:“那时她多漂亮!……。”她何止是“漂亮”,她浅浅一笑原来便可以美丽如许!

她终于用仍然生涩的声音给我讲了一个她一直压在心底的秘密。原来她上次“活”过来又被王兆整治得“死”过去后,经常做恶梦,梦见她跟一些人一起在满地脓血中痛苦地打滚,然后痛苦地死去……。  她本来就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这下更确定无疑,相信这梦是她无可逃脱的结局。那她还会有生趣吗?

我对她说:“师父从来都让我们‘以法为师’,没让我们‘以梦为师’,你相信那梦,就只有被自卑心真正毁掉!”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还能修炼吗?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当然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还没开始修炼呢,就算跟他们一样从头做起又何妨?师父不是讲过‘朝闻道,夕可死’的真正含义吗?修炼人没有身体垮了这一说,相信师父,相信法,这点事儿不是事儿!你不是还有十几天就该回家了吗?出去后一炼功,很快就能恢复!”

“可是我家里的大法书都被抄光了怎么办?”

“我还有。我给你一套!”

我们很快安排好了出去后的一切:我怎么跟她联系、通过什么方式将书给她等。她的电话号码我不敢写在任何地方,只能拚命记在心里,每天复习若干遍,确保不忘记。

刘淑英出去后顺利跟我联系上,我给她一套书和炼功磁带。她恢复的速度真是惊人,脸上很快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艳丽,加上那美灿如花的笑容,谁也想象不出她一年前刚被送到调遣处时那副吓人的样子。

她很快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劳教所写的东西统统作废。声明发表后,为免再次被抓,她毅然离家出走。我当时真没想到,她在经受那样可怕的迫害后,还能那么快就下那样大的决心。

从2001年元旦至2002年1月这13个月内,共有54700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的一天470人。有的被逼着写了“保证”的法轮功学员找不到能上网的功友,便将自己的严正声明写成大字报,署上名贴到闹市去。   警察天天盯着明慧网看。有人头天刚发声明,第二天就再次被抓。后来劳教所对期满释放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辅导期”从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三年,即释放出去后三年之内有“翻车”的,仍然罚劳教所警察钱。

现在明慧网每天仍能见到几十到几百份“严正声明”。这些声明有小学生的,有博士生导师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平平淡淡的,有字字泣血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严正声明”,可能很难想象这些声明背后所蕴藏的惊心动魄与生生死死。

目睹悲剧   

进了一班,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怪不得那么多新来的无声无息便被“转化”掉,原来她们不知何时起订了个规矩:来了就得写“保证”,什么时候不写什么时候不给睡,不管多长时间,简单得很。我在新安所时最长的记录是连续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据2001年7月出来的人说,后来这个记录上升到整整一个月。

有一个叫马荣的法轮功学员,在调遣处时曾在盛夏的高温中被连续绑在床上多达五十多天,整个背部、臀部的肌肉皮肤都腐烂,放下来时胳膊不会动,路也不能走。她被绑在床上时看守她的小哨还动不动跳到她身上骑着煽她耳光。可就是这样,她也没屈服,这使她在调遣处“名声大噪”,谁都认为她再遭多大罪也绝不会“转化”。谁知到了这边,她们熬她五天五夜,间或辅以殴打,主要灌输“理论”,她就没有“扛”过去。

还有一个学员,在调遣处被四五个警察踩在地上电,电流大得警察踩着她都身不由己起蹦,电完前面又像烙烧饼似翻过去电后面,电得她前胸后背全是黑圈她也没说个“不炼”,可到了这边同样没过去不让睡觉这一关。

  刚进一班时,由于我尚被视为未曾彻底“转化”之列,所以“转化”其他人员的事还不让我干。每有新的人来,班里的“帮教”人员轮流彻夜熬着她们不许睡觉时,我都用被子捂着头,像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天安门自焚”后不久,王兆被调到新成立的七大队当大队长,走时将一班几个她一直“重用”的“帮教”人员也带去。

原来的“帮教”人员走了,新来的管班队长不知我的“底细”,王兆走得匆忙,似乎也没交代,她便指定我也参加“帮教”。

这日劳教所又来一批新生,有两个被分到一班,其中一个叫何江。她二十多岁,老家是甘肃,我带她到水房洗漱时,她看我还和气,以为我是没“转化”的,便问我:“你刚来时怕不怕?”我说:“不怕,你怕吗?”她说:“怕,我怕被‘转化’。”

我暗叹一口气。我们来时,还没怎么听说过有“转化”的,所以还没有这种思想负担,而现在警察从调遣处那儿就开始告诉她们:你们现在硬吧,到了劳教所那边一样“转化”!比你能“扛”的有的是,你算老几?每个新来的都被安排在已“转化”人员的包围中,想我第一次听到胡秀英被“转化”后的胡言乱语,差点惊得从椅上摔下去,她们的压力能不大?

第一夜何江扛过去了,第二夜也扛过去了,但我看得出她思想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我的包袱一点也不比她轻。我知道“转化”对法轮功学员意味着什么。她的包袱沉甸甸压在我的包袱上,我一点也不比她好过。

第三夜前半夜,该我值班。这时她的眼睛迷迷蒙蒙的,似乎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只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坚持不“转化”。

耗到半夜十二点多,班长崔瑞终于不耐烦,对我们几个说,你们都去睡吧,把她交给我。我被调到一班刚一个星期,崔瑞也被王兆从三班调过来,从此免去食堂的苦差。去食堂干活虽然每天可加一分,却很累。那时崔瑞的分早就够评奖,再加就多余,所以她一直要求调回来,但一直没得到允许。这次因检举我炼功有功,王兆才成全她,还提拔她当了一班班长。

我如蒙大赦走向洗手间,准备去方便好上床睡觉。三天熬下来,我也困得实在不行了,要能睡过去,便可以继续像头埋在沙地的鸵鸟,暂时不管猎人的枪声。

楼道悄无声息,似乎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刚出洗手间,便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静寂。

惨叫过后,是一记重重的闷响,然后是脚步声、拖拉声、凳子倒地声、斥责声、骂人声……,种种声音交织一起,乱作一团。

我的心没有乱跳,全身的骨头却突然发软,两条腿险些支撑不住。究竟发生什么事?

扶着墙,我拖着发软的腿回到班里,看见何江躺在地上,已失去知觉,周围围着好几人,崔瑞正死命掐她人中,想把她弄醒。

那惨叫是何江发出的,接下来的闷响是她用尽全力一头撞在墙上。

我从班里出去后,崔瑞跟一班另一个新来的吸毒犯一起强迫何江贴墙“飞着”,想给她点“苦头”吃。三天三夜还不“转化”,崔大班长的“忍耐”已到极限。

  “飞”了几分钟,何江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即将被“转化”的巨大恐惧让她不顾一切做出一个决定:与其被“转化”,不如现在就自行了断!

于是她跟崔瑞要求上厕所,崔瑞同意了,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结果她一出门就长叫一声向墙撞去!

可是她没有撞死,只是晕过去,很快就被崔瑞连掐带踹弄醒。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她一通乱骂就走了,她照样又落到崔瑞手里。

她还是被迫一直站着,但那夜好歹扛了过去。到了第四晚,崔瑞说一班的人太“面”了,治不了她,将她交到二班几个“帮教”人员手里,请她们“友情帮教”。我进一班后一直在班里公开反对打人,一班的“帮教”人员还真没有打人的。有一次我找到二大队的副大队长谈打人的事,我说,队长总告诉我们明慧网造谣,可是劳教所有没有打人的现象呢?结果她说,没关系,只要一“转化”,出去后就不会说了。马荣遭那么大罪,可她一“转化”就表示劳教所的事她出去后绝不说。

二班“友情帮教”的人将何江弄到队长值班室。到了后半夜,崔瑞责令我去看看她写“保证”没有。

我来到队部。何江显然刚挨过打,正站在那里义正辞严对“帮教”人员说.“我就是想做好人才炼法轮功的,想让我‘转化’?‘转化’到跟你们一样动手打人?死也不会!”

“帮教”人员不理她,继续向她灌输那套歪理。

我坐下来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她已四天四夜没睡,前夜那一撞几乎将她的能量耗尽,这时她的脸上除了憔悴,还是憔悴。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抬头看她,发现她脸上的神色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听着那些人的“帮教”,两眼越来越迷蒙,越来越迷蒙,迷蒙到呈现一种愚蠢的神色……。

不好!我在心里拚命对她喊:“千万别听她们的!千万别听她们的!”

可是晚了。愚蠢的神色闪过后,她的眼睛突然放出那种我曾在赵英眼里看过的奇怪的光,接着她一下子怪笑起来。笑完后,她“恍然大悟”地对那几个对她大打出手的“帮教”人员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回可把我给打醒了!太谢谢你们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目睹一个人被“转化”的一刹那。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给你看,那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此:天使突然变成魔鬼;一个正常的人被逼得发了疯。

笑完后,她痛痛快快坐在桌子旁,要她写什么就写什么,“保证”`、“决裂”、“揭批”一气呵成,再也不扭手扭脚。后来她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一班的“帮教”能手,跟着最“老牌”的“帮教”人员天天去接见楼“帮教”那些“学习班”的人,为劳教所创造经济效益。

动不动就拿菜刀砍人的崔瑞此后号称她患了“新生恐惧症”。不管怎么说,何江的拚死一撞把她吓得够呛,她当然知道逼死人命是要负责任的。万一真出了事,警察说不定将责任推在她身上,让她当替死鬼。可是不把“保证”逼出来,她又脱不了干系,最起码是睡不了觉。那时,她还不知道“上面”有“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口谕”,只是按常理推断逼死人会担责任,她能不患“新生恐惧症”吗?每来一次新生,类似的恐怖故事便会再次上演。
人格分裂   

我就这样身不由己加入了帮凶的队伍,看着一幕幕惨剧发生。心痛到过不去时就咬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圆融”不过去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揭露这一切。   我觉得我的人格开始分裂。在意识的深处,我时常恶心,时常恐惧着我会在哪一天因不能将这分裂的人格统一而彻底精神分裂……。

记不得是哪天了,可能是三月中下旬,我被告知我将提前八天释放,作为对我“转化”的“奖励”。我不知这“奖励”的依据是哪来的,可能只是“论资排辈”,按进劳教所的时间先后,轮到我了吧。新年后劳教所曾提前放了一批,跟我一起来的古华因“转化”最早,就在那次被提前两个多月放了出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转化”的就被加刑,起步就是半年,这时已加了两批,一批是从团河劳教所转到新安劳教所来的六个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中率先到期的三人,还有一批是女所的,包括白莲和李文。

2001年4月3日,是我在劳教所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所有被提前释放的开完“评奖大会”便可直接回家。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照样奋力织着手里的活,这似乎已成机械性的习惯。对我来说,干活比“帮教”不知强多少倍,当然千方百计争取留在班里“劳动”。

入夜后,程翠将我叫到队部。王兆被调走后,程翠又被调回来当二队的大队长。

“我回来后一直想找你谈谈,可惜一直没时间。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写东西从来不用‘揭批’作标题?还有,我发现你用每个词好象都推敲得很仔细,话里有话似的,是你学理工科养成的习惯还是什么?”

我一边低头织毛衣一边说:“可能是习惯吧。”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

“我不想搞政治。”

我感觉她一直在看我,但我没有抬头,只飞快地织着。最后她叹气道:“我看你挺聪明的,什么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出去后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些,她像要最后“考验”我一把似地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再给劳教所做最后一次贡献,晚上就别睡了,给我看着从石家庄来的那个王博(真名)!第一个任务是让她先穿上劳教所的衣服!”

王博才十九岁,本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因炼法轮功一直关在石家庄劳教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谁也不穿劳教所的衣服。

4月3日那天一早警察假意找王博谈话,她一出门就直接将她架到北京。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什么东西也没带,穿双拖鞋就来了,当时她正来着例假,却连卫生巾都没得用。

我“奉命”去看守她时,她的神情已疲惫不堪。白天警察在队部强行给她穿了很多次劳教所的衣服,穿一次她脱一次,到了半夜还是没穿上。这时全劳教所已有984人,二大队一张空床都没了,所以王博只能待在队部,等隔天我们这批被释放的人走后再将她安排到有空床的班里。

看见她消瘦的小脸,不知怎么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白毛女》的插曲:“羊儿落进虎口里,苦日子怎么过?”

我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好几次想暗示她到了这里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听那套歪理,她却困得直往桌上趴。我除了说服跟我一起看她的人让她趴会,又能帮她什么呢?

熬到凌晨三点多,别说被折腾一天的她了,连我都开始犯晕。已睡了一觉的程翠精神抖擞出现在门口,一看王博还没穿上劳教所的衣服,满脸不高兴地让我们两个看守的人先回班里。

回到班里刚爬上床,我就听到办公室那边响起刺耳的训斥声和其他一些什么声音。十几分钟后程翠走过来,仍让我俩去守着王博。

王博已穿上囚衣,不再脱了。猛一下离开生死与共的功友,见到的不是比狼还狠的恶警,便是已背叛信仰的“犹大”,我感到她的意志力已快到了头。

天亮后,一夜未睡的王博终于按程翠的要求,身着囚服和借来的布鞋站在出早操的队伍里,一夜未睡的我心中没有一点即将回家的喜悦。在这地狱般可怕的黑窝里,王博的日子可怎么过?这才刚熬一夜,她就已经初具一年后中央电视台将她竖立为“转化”典型、新华社发表文章时所形容的那种“面色苍白、眼神呆滞、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雏型了,再熬下去她会怎样?

王博被“转化”后,帮助警察对同是法轮功学员的父亲进行诱捕,将父亲抓进洗脑中心。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一个名叫《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说王博一家在党和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教育、挽救”下“获得了新生”并“阖家团聚”。王博的父亲王新中(真名)从洗脑班逃出来后,在明慧网公开发表文章揭露中央台的造假内幕。文章说电视台的节目完全是捏造的,当时只是为了拍电视才将他们一家三人弄到一起,拍完节目后一家人立即被分开,王博的母亲留在劳教所,他和王博仍送回洗脑中心。一家人见面时王博曾对他说:“爸爸,我在劳教所极其痛苦。他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途中的火车上,我差点跳车,我不知道我在后面遇到的迫害是否能承受过去。到北京新安劳教所,他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爸爸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被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生不如死,有时我感觉像60多岁的人,在我精神当中死过好几次了……。”

王新中发表文章后再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生死难卜;而王博虽然被当作“转化典型”得到党的“关怀”,于2002年9月复学,但一个月后又被送到河北省洗脑中心关押,到2003年新年时仍走到哪里都有警察和“610办公室”的人“陪同”。

  换好衣服,最后一次在警察的口令下排队走向大门。沉重的电动门徐徐打开,马路对面一大堆人正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手持鲜花的先生和他身边的秦教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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