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南郭点评:清水君是个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诚实正直的优秀中国青年;也是个作家，诗人，政治家，思想者，更是当代中国英雄!
清水君自辩词之三
三．法理的角度看：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从法理的角度，从犯罪的构成认定来看，我是否应该被原谅，是否应该被定罪？
（1） 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必须得到体现。
宪法是任何国家的最高大法，我国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基，其他一切法律条文与宪法内容相违背的，以宪法为准，有关法律条文自动失效或应被撤销修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至今，宪法始终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和政治权利，今年新修订的宪法又郑重地写入“政治文明”和“尊重和保障人权”内容，而其重要范畴包括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要尊重宪法，依宪法办事”，有关部门也把组织群众学习新宪法列为重要工作。
那么，我在海外发表文章，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体现，筹备党派，联系预备成员，是“结社自由”的体现；宣扬“爱国、民主、和平、统一”四大原则和“爱国、爱民、爱人”三大风格，也完全符合了宪法的精神！
这些言论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超越宪法之上，剥夺公民的这些合法权利！更不能“以权代法”、“以政代法”、“以党代法”。
因此，《刑法》有关条款，决不能同宪法精神相违背，决不能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也不能同中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相违背，不能同建设“政治文明”的大环境相违背！
即使我的文章有过激言词，充其量仅是“滥用了自由”，但过错不等于“犯罪”，过错言词完全可以通过正常 公开的辩论、交流程式得到修正，不需使用刑罚制裁！况且，我在主观客观上、被捕前后都认识到了错误，并努力改正之！今后也不再犯类似错误！
（2） 根据国际国外法规，我的言行完全合法正常。
我的过错言行，全部发生在我留学期间。我所居住、留学、工作的马来西亚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它 是个半宗教半民主半君主的国家，有华、巫、印三大民族三种文化。然而，它允许并贯彻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执政的“国民阵线”有代表巫族的 巫统、代表华人的马华、代表印人的国大党等十一个执政党组成，在野的“替代阵线”也有公正党、回教党、行动党、人民党等四个反对党组成，每当大选或候选， 两大阵线倾巢出动，为各自的候选人助阵，彩旗、标语、广告、手册漫天飞，报刊电视网路等民办媒体充斥了各方的竞争批判，双方领导人都深入选区“为人民服 务”，争取信任支持！
今天，“国民阵线”在大选中得到了全国八个州政权中的六个，“替代阵线”也得到了两个州政权！尽管双方在大选中竞争，力图“颠覆”对方的执政权，但无论怎样轮流“坐庄”，马来西亚的“国家政权”决不会因之被“颠覆”。
在马来西亚，现有十几个“大党”和几十上百个“蚊子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筹备、组织、注册党派团体， 只要能取得选民支持便能在某一地市区域成为“执政党”，而党派之间，甚至党内各派 ，均可公开批评对方乃至指责政府，即使有时明显是有“攻击”成分，也不致因之成罪，政府超然与政治之外，监管所有党派并不动辄问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 来西亚最大的执政党“巫统”发生内斗分裂，竟被法庭宣布为“非法组织”，总统马哈迪不得不抢先对手注册“新巫统”，才停止了作为“无党派政府总理”的尴尬 角色。此观点可见其司法独立之一斑。其人民因此活在敢说敢想敢写敢骂敢竞争的宽松环境里，安逸幸福。
我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华人要“入乡随俗”，我在大马期间，因为工作关系，采访、接触、了解了许多大马朝 野人物，熟悉了当地风土人情，并不觉得筹组党派、发表政论是怎样“大逆不道”、“罪恶深重”的事情，逐渐觉得“政治”就是“众人都应参与的事情”，终有今 日之祸。
至于我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美国博讯新闻网上。上面为我开辟了“黄金文集”，容纳我以“黄金”笔名发表的 文字、新闻作品；另有“清水君文集”，保存有我以“清水君”笔名发表的学术、宗教、评论、文化作品。而美国向来是以“民主、自由”著称与世，其“国家政 权”无论何党主导都强大无比，并不惧怕被颠覆。
依照美国法律也好，依照大马法律也好，我的政治言行都完全合法，没有人觉得那是“犯罪”，为何一到国内就“犯罪”了呢？
甚至，许多海外华人、华侨申请加入后，纷纷要求组织“爱民党美国总部”、“爱民党澳洲总部”、“爱民党 大马总部”，在当地注册，参加该国竞选，我也认为这是个“改变海外华人一盘散沙局面，团结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华人权益、为海外华人谋取利益”的好思路，遂 冠之以“爱民党”某国“工委会”名义，督促这一思路的实行。若能成功，将为我国统一战线作极大贡献，可以凝聚海外华人，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政 策，于中华民族之兴盛强大，功莫大焉。
行文至此，忽想中国共产党若能采纳这一思路，则功盖尧舜！但我不该未经国内申请人同意，便子作主张地把 许多申请人冠以“爱民党”某省“工委会”名义，虽并未要求和“指示”他们作任何违法事情，但将“组织构架设想”这样草率公布，令人信以为真，视为“洪水猛 兽”，则我害人大矣，思之后悔！
起诉书所指控之“唆使他们成立支部，发展党员”，其实情如此：我并未“唆使”他人“成立支部”，只是因 海外各国加入“工委会”之便，顺即为国内申请人妄加“工委会”之名，而他们除与我交流看法外，又有何“上下级关系”？何曾“发展党员”？相反，当我了解到一些“申请者”为在校大学生时，均劝其安心学业为重！
再依据我国早已加入的“公民政治、文化、经济权利国际公约”，依据国际社会海外诸国公认的政治准则，依据联合国宪章中的“保护和尊重人权”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冒天下之大不韪，陷爱国者于罪！
我国制定法律的原则是反对“主观归罪”。在海外，伏尔泰曾有名言：“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这句话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法律保障人权的共识！
我国法律也反对“因言定罪”，“因思想犯罪”。根据这一原则，司法机关绝不能用“意欲”、“意图” 这样的主观方式，为我归罪！况且，我国法律虽然原则上规定“我国公民在海外犯罪，我国有司法管辖权”，但在实际执行中，迄今尚无我国公民在海外“犯罪”回 国被我国司法机构追究定罪的。倘由我而开前例，特别是因“政治言行”而回国受审定罪，于我国国际形象不无影响；而海外之移民、留学生，多有受自由环境感染 而参与民主活动、发表过激言论者，因我之囚，对祖国有何观感？
对“党和政府”有何心情？从刑法的许多具体规定看：我的言行尚不构成犯罪。――刑法总则第3条规 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世人公认的法治原则。那么，法律是否规定不能筹备党派、不能发表评论、不能印刷私人名片与人交 换？是否规定不能批评执政党、不能对政府提出质疑、不能对领导人谏议和建议？皆无！相反，宪法已保障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
犯罪包括两个概念：一危害社会的程度较大；二法律明文规定应受处罚。二者缺一不可！而“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至于“社会危害性”，是指“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又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范畴，才视为“犯 罪”。我恳请有关领导考虑一个问题：
我在艰难的海外留学、兼职期间，学业、工作繁重，生活压力沉重，在经常食不果腹，一度靠采摘杜鹃花充饥的日子里，却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地上网评论、上书中央，提出许多前瞻性理论，希望建立“容忍蒙古、台湾、新加坡等在内的大中华民主联盟”，希望建立 “民主实验特区”，希望开辟“东北、西南两个出海口”，建立“中华民族两条生命线”，希望实行“双重首长、三权分立、停权留党”等民主监督体系；反击日本 反华势力，揭露捏造新闻丑化中国行径，要求日本认罪赔偿；批驳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上书台湾驻马“大使”，坚决主张和平统一，打击藏独、台独分裂言论； 两次上访台湾国民党领袖、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要求开除李登辉、国亲联盟、宋马搭档，促成马返台后劝李下野，国亲合作，坚持和平、理性方针；批判海外民运错 误言行，说服过激人士，反驳极端言行；坚持“对事不对人”，制止和反对中央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诬蔑丑化的网上言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劝服消解 “大汉民族意志党”——
即便筹备“中华爱国民主党”，也是因屡番上书不果，自忖一个人“人微言轻”，只有联系网友、交流观点、 形成共识，用“组织”的名义，对各界政府组织（大陆共产党、台湾民进党、国民党党等）和人士进行激励、督促、施压，才能取得应有的“重视”，促成大陆的统 一与民族更好的发展！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过激言词，对中国共产党批评有加，也是“恨铁不成钢”的爱民爱国心态，决无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之举！在回国 后，更是用实际言行化解海外对大陆现状的误解，并希望以自己为契机，促成海外民运与大陆政府的和解沟通！
纵使诸多美好愿望不能达成，我已早在网上公开宣誓过“决不参与政治、民主功成身退”，并与网友云飞扬约 定共同监督，“一人提议，共同退出”，而对“中华爱国民主党”这个虚拟的网路称号，也在“党章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限定为“不以执政参政为为目标的全民 服务团体”，并坚持理论探讨的方式，故被网上评为“爱民党是一个建议党”！
从我2000年撰写评论至今，网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没有为我带来哪怕是一分一毫的利益；从筹备爱民党到我被捕，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组织的“经费”或申请人交纳的“党费”——
无论是我，还是“爱民党”，都没有为自己某私利、留后路，都是自觉自主自动地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呼吁、建议、付出！
这一桩桩一件件，虽无大功，但略尽国民之责；虽有过错，但错不致罪。我――到底会对“国家和民族”有怎样的危害呢？“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国故，获罪至今？！”
――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轻微危害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出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坦白说，我不明白何以我在国外完全合法的言行，一回国便成为我“犯罪”的“罪证”？我更完全预见不到那 些宣扬“爱国、民主、和平、统一”与“爱国、爱民、爱人”理念的言行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危害，而是自信“政府”会体谅我的爱国之心，因而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回国！
我不理解我的言行是否已造成了“严重程度”的“危害”，事实上，那些海外网站被长期严密封锁，而我的政 治言论在博讯网更是被“多重加密封锁”（国内读者即便可绕开封锁进入博讯，也很难打开“清水君文集”，受其拖累，“黄金文集”也被加封处理。）国内读者得 以一睹我“清水君”言论的，只有办案人员和极少极少的电脑高手！网上言论自由、资讯繁浩，个别读者即使碰巧能打开我的文集也不会盲从偏信于我的言论，总是 会比较著看，能够吸引个别人申请加入的，只是因为我的文章立意纯正，确是为国为民有益于改革，决不会是因为我个别的“过激”言词！况且，许多网友能够与我公开辩论，“兼听则明”，真正错误的言行不会有市场！
即便是我的办案人员在详阅“大量”文章后也承认，“绝大多数文章还是比较客观平和的，只有十几篇有过激 之嫌”，而公诉人也证实“确实打不开清水君文集”，那么，我的言行，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危害？又有谁因我的言行而“犯罪”？又有谁（除了我以外），因我的言 行而“受害”？
面对既无“被害人”又无社会恶果的现实，即使有关部门认定我的部分言行“危害”了社会，也应该属于“情 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吧？况且，我确实是因为出于好心，才办了“傻事错事”，并不曾预见“危害”后果，也应该根据刑法第16条的规定“不视为犯 罪”吧？也许有关部门还疑惑我为何要回国联络几个“申请者”甚至会面？
事实是因为我回国后已身无分文，不得不联系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两三个“申请者”（往常我们聊天、通 信者）。告之他们我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回国定居，去上海创业，与家人团聚，结婚生子”，并向他们问好，暂借路费，而个别人士盛情邀我一见，“小住数日”， 还要为我介绍女朋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他们联系见面了！也许这很令人失望，但当时我确实是打算“安居乐业”，隐于平民生活之中！
我固有错，但错不致罪；我固无知，但今已改之，而今后亦不再重犯也！政府已因昔时之“宽松开朗”得我撰文盛赞，享誉于海外新闻界、民主界、留学生界，今若以严刑峻法苛责于我，未免有失仁者之心，大国之度也！
——刑法第二十四条：“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 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前面已简要提及，我之所以回国，是想“退出政治，归隐上海，孝亲敬友，成家立业”，原因是什么？
其一，我留学期间向父母亲友借了七万八千元钜款！我需要立即工作赚钱还债，特别是这些钱中许多来自父亲的退休金，母亲一直无工作，我过去没有尽到孝心，想回国弥补！
其二，我结识十余年的老友“冷天”（冷宵征）已成为一个较成功的企业家，在我毕业前夕，从山东打国际电 话邀我回国创业，并言及购地百亩，欲建影视城，搞文化产业，我欣然允诺！回国后到家乡，也是他开车接待，共商到上海创业。
其三，我年近三十，过去一直闯荡漂泊，没有安全感，很孤独，渴望早日成家生子，安享天伦之乐！但不愿在外定居，对国内“美眉”情有独钟，故“相亲娶妻”亦已成了我当时心头上的大事！
其四，搞“爱民党”风光则风光耳，但亦常被人非议、攻击，又有人常常“请指示”、“请发表看法”— —疲惫之极！想来诸君亦有同感，“我欲乘风归去”，我始终不愿以政治为职业，也不愿从中谋利，“质本洁来还洁去”，故有中止民主言行、归国返乡之事！
奈何此心不为外人所知，不为政府见谅，皆以为我回国是“发展党员、发动群众”耳？！我固不高尚，亦不卑 污，不敢说问心无愧，但亦可谓“闻过能改”，决不会“包藏祸心”，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国安”之际，奈何蹈于风流之地、自污羽毛乎？无非欲效古人“求田问 舍”之举，明吾无异志尔！
倘或不信，或可查证与我联系、会面之人，如冷天、阎文举、蒋纪峰、沈游、丁丹红、杨叶、陈晓鹏等人，他们或为我旧友，或为“申请者”，或为“网友”，无论见面或电话联系，都知我归国定居、成家立业之心也！
而江苏之蒋纪峰者，更多番表示要“介绍公司新招之女大学生”为我成家，而不断说动我前来“小住几日”， 他也是“申请人”之一，并被我冠以“工委会”头衔，然与我联系交往，纯为私宜，并未为“爱民党”发一言、做一事，我亦未曾要求他做任何事，他之借我路费， 盛邀一见者，纯为好奇心使然：何以网上著名理论家“清水君”先生者，竟是如斯年轻之小伙也！见面后还再三相询：“你果是“清水君”？那些文章当真是你所 写？“黄金文集”与“清水君文集”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之后不过是朋友之间吃吃喝喝，并相约共做生意而已！
所谓“约见预备党员密谋党务”之臆测，其实情如此：我则遇难他乡，不得不求助；他们则盛情挽留，一慰好 奇之心！如此“中止犯罪”，可原谅否？况且我不仅“自动放弃”，还能“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我在回国途中，不仅能够劝服别人的过激言行，还要求 网友“珍惜经济成就、共建伟大中华”，要求“申请者”“积极参与体制内改革”，表扬“中共十六大善政”，发表“回国后的感想”，被人误为“已被中共收买” 或“被国安用枪指着脑袋写的”，以致于竟有人多次问及“愿不愿加入政协？”
若我是阿谀之士，岂会下狱？若我是包藏祸心，又岂会主动自首坐以待捕？—— 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的犯罪分子，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如实供输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2003年9月3日，即我被国家安全机关跟踪监视半个月后，我来到上海，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丁丹江，她告诉我两名国安人员刚找过她家，说我已经被“通缉”，要求她协助找我，并留下了联系号码。
我这才知道我被“跟丢”了，被“通缉”了，但我没有立即逃跑，反而要求她通知有关部门：我住在上海昆明大厦某某房间，他们要求我就自首。之后我再致电丁丹 江，得知她已经打通电话，把我的意图转达了，对方只是劝她不要和我再联系了，没说别的！之后我在上海呆了三天，未见有关部门抓我“归案”，只好先回山东与 父母共度中秋节（在此要感谢有关领导给我与父母团聚的机会！）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自己到国家安全机关投案呢？一则我初到上海，不熟悉地形，只能“坐以待捕”；二则我当时还随身带有三见行李箱，怕私人物品丢失；三则我 多年未见父母，想与父母共度中秋节之后再回上海自首，在家乡自首的话熟人太多，影响较大，若回上海自首，如被捕，则家人以为我工作忙；如获释，则继续工作 （在上海三天 我已经联系上海《新闻早报》人事部应聘编辑记者）。况且，我被跟踪监视那么久，有关部门掌握我的行程及所有资料，要抓捕，随时可以进行，我主动通知有关部 门上门，也未见动静，当时只认为是政府“开明宽大”，不愿定我的罪，如果贸然“自首”到有关部门，岂不是有给政府“添麻烦”，“将政府一军”之嫌？故此我 宁可等有关部门上门时再自首交代。也许有关领导会失策于我的“幼稚”，但我当时的确是这种心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根本不适合搞政治；没有“阶级斗 争”、“敌我斗争”、“间谍阴谋”的概念，或者退出，或者失败，在所难免！
无论如何，2003年9月14日我去连云港旅游期间，当地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传销”之名查房时，我主 动掏出名片说：“我们没有稿非法传销，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爱民党创办人清水君，你们把我带走好啦，和别人没有关系！”
但在场的公安人员表示不知道我是谁，不清楚清水君是什么人，在后来他们向我查询是否有非法传销情节时， 我主动要求交代与爱民党有关的事情，他们闻所未闻、一无所知，后来根据我写的网址查询了一下，说打不开，是我自己讲述了“筹备”爱民党的事情，回国的过程 等等，才立案侦查，无怪乎当地一名警官还说我“你很明智”呢！
这算不算“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呢？何况，他们对我“留置盘问”两天，查证是否 “非法传销”，依照公诉人的说法：“留置盘问不属于强制措施，不算刑期”那么，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我已经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与“非法 传销”无关的“罪行”，不算“自首”又算什么？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尚能“以自首论”，为何不能对我认定？是因为案件由连云港移交常州办理交接中的 疏忽呢，还是因我的身份“特殊”，不能从轻发落而姑且如此呢？如果真的要“依法办事”，那么就应认定我的“中止”行为、“自首”情节，根据“危害情节轻 微”一节，免予刑罚处罚；如果能够“法外开恩”，也应该根据我归国定居，退出政治的心愿，给予我报效祖国，奉献才华的机会，不追究责任或赦免刑事责任。若 能如此，我必感谢政府，今后当谨言慎行！戒傲戒惰！
附：在押期间，我篆写材料，提供国家“和氏璧”流落东南亚的重要线索，并未打算据此“邀功”获赏，略尽 一国民爱国之责任也！然未闻下文，有关部门答曰：“难查！”。我疑惑之，问：何不上报？答曰：不知报何部门？吾实不知国家驻外机构是否已据线索查之？有关 部门当尽力也！此物实系中华民族之命运兴衰。若能寻回，实民族复兴之大礼也！
——刑法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这两条法律，令我百感交集。
其一是：若我爱国爱到那么“傻”，稍微听人一劝，以“政治避难”之名轻易获得“绿卡”，有外国政府“罩着”，则今日我之苦难皆得幸免，何用如此喋喋不休，洋洋万言为己辩护？
其二是：为何我国独立解放近百年来，外国人在中国尚享有如此之多的“贵宾”优待？从政治到经济到治外法权，“外国人”犯了罪，结果总是驱逐出境了事！我难以想像倘若外国人在中国强奸杀人，却只能被驱逐出境，受害者会是怎样地悲痛欲绝！
难道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是“低外国人一等”吗？无怪乎日本人现在还敢对中国口出狂言，羞辱华人，因为我们过去是“弱国”，对外国人腰杆硬不起来。只是，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强大了，有些事情不该变一变，为国人撑撑腰吗？
政府若贱其民，贵洋人，欲国人“爱国”，不亦难乎？
还有一条法律是这样的：——第十一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普通外国人都只能驱逐出境，而有特权的外国人，大概连“境”都“驱逐”不了了吧！呜呼，我感到一种海外华人所说的“做中国人的悲哀”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