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报导)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引起高层的注意，据香港媒体报导，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和公安部等部门已经向一些地方派出调研组，就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情况进行调研。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排查，信息预警，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以减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邀请贵州的异议人士曾宁先生和美国民间组织＂中国大赦＂主席张先梁先生就此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现在所说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显然是指各地方经常发生的一些抗议事件，甚至是这个警民冲突事件。清华社上月底播发了胡景涛关于和谐社会的讲话，他也再次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我先请问曾宁先生，您看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曾宁：中国大陆的最近这几年群体性事件越演越烈，规模越来越大，根本的原因，还是现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民众自己合理的经济社会包括政治诉求，但是作为目前中国的一党专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的话，它是不允许民众有自己的各方面诉求的，尤其是政治上的诉求，那么这种不可超乎的矛盾，是导制中国民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规模的愈演愈烈，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记者：有资料显示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就是这十年当中，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有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加的人数，也由大约七十万增加到三百多万，而且说它这组织化程度，甚至也愈来愈高。张先梁先生，您的观点呢？
张先梁：我认为这个群体事件，其实已经是中国人民维权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现在目前正处在一个积极变化的时代，中国政府它就是在经济上，搞了一个经济开放，但是在政治体制上却远远没有跟上，所以有很多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那些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看起来好像老生长谈，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维护人权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正因为中国这些问题都没有跟上，都没有配套，所以人民的诉求，他们心中的怨气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可以发泄，所以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建政以来，他实现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把中国人民所有的财产包括你住的房子，你申请的土地，都是国有化的，而人民所有的就是一个很低的工资，所以这么多年来，到了现在你用经济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你把人民就是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块土地，最后一个方式你都要掠夺去的话，那人民只有起来抗争，这也是官兵民反的这个显注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而且会愈演愈烈。
记者：确实，中国不少的群体事件都跟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系，有些问题都涉及到农村的争地，城市拆迁，企业改组重建，移民安置补偿些问题，那么现在中央有关部门也提出要加强处理群众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现在就已经派中央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和公安部，这些部门已经组成了调研组，吩咐一些省市，就处理一些群体性事件专题调研，曾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行动呢？为什么会由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部门来进行这样的调研。
曾宁：他这种作法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说做为现在中国这个政府，他把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变性成为一种治安问题，甚至是形式问题。所以说他由社会中央综合治理办公室和公安部来处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在认识上本身就进入了一种误歧，由于中国政府，他是把所有的土地资源，包括其他很多资源他都视为国家所有。
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所谓的“国家”，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共把国家等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因此将所有国家的资源和所有的财富财产，收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有。这样一来，做为执政党的，他和民众根本对立关系很矛盾，就必然导致一些冲突的发生。
记者：江先梁先生您的观点？你怎么看中国由中央综合办和公安部门一起进行调研，看怎么建立这种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机制？
江先梁：我觉得他还是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还是要维护党的权威，还是要用这种方式。所以他的目地根本上来说，还是把这些群体性运动抗争，公民的维权运动，把它压制下去，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
所以它这个纳入的范畴本身就是错了，它本来原来那就是一个信访办公室什么的，但是我们看这信访办公室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它就跟公安部联合起来，把情况都了解了以后，就保中央，希望中央最后关头是怎么采取整理的，就是用镇压的方法。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