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2日讯】“国”是由无数的“家”组成,因而一个家庭的遭遇就像一滴海水能反映出大海的成分一样,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性质和文明程度。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那天起,每一个生活在其党以下的家庭的命运中都不可避免的充满了痛楚,辛酸,无奈还有恐惧。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次次对其党寄予希望,盼望着它能从自己的谬误中认识到给中国人造成的伤痛,真正改悔。但50年的残酷现实却让中国人的幻想一次次的破灭。
以下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家庭的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
(一)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噩梦
王志义和孙景华是中国黑龙江省呼兰县农村一对普通夫妻。年轻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王志义的大哥在北京商学院的食堂工作,王志义跑车顺道去看哥哥,哥俩在闲聊天时说起了苏联。王志义是个不问政治心很直的人,话赶话对哥哥说:“我听我们单位去过苏联的劳模说,苏联可好了。”话说过王志义也就忘了。不成想哥哥嫂嫂在商学院挨批斗了,专案组白日黑夜的连审带批,不断要他“交代反动言行”,某日,被斗得晕头,实在交代不出的哥哥,猛然想起弟弟说过的话,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王志义被“揪”了出来。一向老实厚到的王志义被污蔑成“叛国投敌”分子,便不由分说的被关进监狱。因此时的“牛棚”正需要大量的“牛鬼蛇神”,非得把你曲打成招,按有罪处理。
王志义的亲戚都是农民,他既不认识外文,也没去过外国,怎么一时间就成了“叛国投敌”的反动分子,他实在是想不通此事从何而来。单位看他硬顶,白天专政,晚上站在凳子上批斗他这个倔强的男人,他边流泪边喊:“我真没有叛国投敌呀!”因为认罪“态度不好”,在被关了4个月之后,王志义被抓走了。
单位来找孙景华,让她和自己的丈夫“划清界限”,孙景华低着头不答应:“他也没干啥坏事啊。”但王志义这次可真是绝望了,他想自杀。孙景华安慰丈夫说:“你没看别人死了的,还得背个“畏罪自杀”的罪名,那孩子们将来可咋办啊?还是挺一挺吧。”到了星期天,不管让不让探视,孙景华都领着三个孩子去看爸爸,在他们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却承担着使父亲活下去的重任。等再放出来时,王志义完全变了,只要外面有个什么动静,他吓得在屋里直藏。天天早上出门,都要嘱咐妻子:“我要是不回来,你别惦记。”这种惊恐的日子王家一过就是二十年。1989年,王志义莫须有的罪名被“平反了”,没有任何补偿,单位只是让他千万不要忘了“感谢共产党”。
(二)董家在文革之后的恶梦
如果说王家在文革中恶梦不断,中国百姓可能会见怪不怪,想着反正文革后会“平反”。但有多少人想过就连“平反”本身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政治运动,只要是政治运动,就必然会有政客和会钻营的人利用运动来打击别人。董家在文革后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一点。
董煜是宁波人,天资聪颖过人。中学时他就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有着过人的文笔和精妙的计算能力,文科理科无一不通。还擅长游泳和笛子演奏,是学校游泳队和乐团的主力。1978年大陆终于在文革之后两年恢复了正式高考,董煜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考试,在才子辈出的宁波以惊人的高分取得了全县第一名,宁波地区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比他分数低很多的人考上了北大、清华,他却名落孙山。一打听才知他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原因是“政治审查没通过”。
原来董煜的母亲姓傅,是一位教师,说话爽快。文革结束后学校组织教师政治学习时,学校里另一位老师也是个喜欢实话实说的人。看到江青年轻时的照片说了句:“江青挺漂亮的。”傅老师答了句:“要不能当演员?”当时华国锋当了主席,学习材料上有句话称华国锋为“最伟大英明的领袖”,那位老师又说了句:“这句话我不理解。”傅老师跟了句:“那不是比毛主席还要伟大了吗?”
文革后的漫画中江青都是白骨精的形象,但江青漂亮是大陆百姓心知肚明的事,要不毛泽东妻妾成群,她能在第一夫人的位子上做稳?至于谁是“最伟大英明的领袖”,只能说明中共的口号总是自相矛盾的。可就为这两句真话,两位老师全都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被新上任的书记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位老师被劳教8年,好在傅老师是贫农出身,又只是在接别人的话,所以没有劳教,但是因为被扣上了“反革命”这顶最可怕的政治帽子,董煜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作为一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受到了株连,恐怕比自己坐牢还要心痛啊!这就是中共的“拨乱反正”,实质还是你必须完全反对当权者所反对的人,而对当权者要百分百的服从。
那时董煜还是17岁的少年,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心灰意冷,只得当了工人。第二年高考,他已经不想参加了。家里人一再劝他再试一次,他才为了让家人满意,去参加考试,但是事先一点也没复习。但毕竟才智超人,一考就考过了重点线,可没想到时隔一年,政治迫害的阴影还没消散,他再一次被取消了录取资格。正当董煜与他的家人彻底绝望之际,一位普通大学的校长查看了董煜的试卷,发现他的解题思路非常新颖独到,于是强烈要求招收这个学生,这样董煜才考进了这所普通大学。
华国锋倒台之后又过了很久,傅老师才被“平反”了,但董家的精神创伤是难以弥合的。
(三)王家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全家蒙难
再来看看王家。王志义的罪名“摘帽了”,可在多年强大的精神负荷下夫妻的身体却被压垮了。两个人得了心脏病、血压又高,一发作起来心又是颤抖又是绞痛。王志义一次犯病后半身不遂了。后来又添了糖尿病,在严重时一天打4针胰岛素,平时一天打3针。孙景华的老胃病总是不见好,人很瘦弱,可她还得硬挺着照顾老王。
1996年8月1日,这个苦难的家庭出现了转机,通过修炼法轮功,孙景华和王志义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半年后,两个人能拉着小铁车子去买粮了。儿子、女儿、儿媳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一家人相敬相爱,其乐融融。1998年,老夫妻在老家呼兰西沈家镇西南村盖了两间平房。他们准备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他们万万没想到这迟来的好光景,又被中国当权小人打破了。
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又一次席卷中国大地。艰难挺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王家,这一次四分五裂,破碎了。家,不止一次被抄过;款,不止一次被罚过。小儿子因为到北京为法轮功被迫害一事上访,被非法追捕,然后有家不敢回。
2001年1月,老两口从哈尔滨市刚回到自己呼兰西南村的房子,西沈家镇派出所的警察和政府的人就来了,翻箱撬柜搜出了法轮功的书,连骂带嚷当着众乡亲的面把孙景华抓走了。一周后,孙景华的表弟和女儿凑了3000元钱,把孙景华救了出来,王志义亲眼目睹老伴被抓的场景,被吓傻了,7天里呆呆痴痴的不吃不喝,等孙景华到家一看,老王人瘦得脱了像,一句话也不会说,裤子被尿得湿到了腰。曹所长跟到了家,强令两个老人必须从村里搬走。万般无奈的孙景华借了2000元钱,在冰天雪地里搀着老伴被迫离开了能为他们遮风挡雨、躲避严寒的家。她已经记不清自己被迫搬了多少回家。
好心人帮着在哈尔滨市郊区租了间平房,屋子内半截墙结满了白森森的霜,炉子也不好烧,还没有水。王志义被像小孩一样包着棉被擡进来,12天后,他去世了,这个在文革中挺过来的汉子,却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离开了他眷恋的妻子和他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去世前他一直未能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偶尔惊乍着问起被通缉的小儿子:“小程呐?!小程呐?!”王志义去世这一天,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儿。辗转得到父亲去世消息的小儿子王程赶到太平间,匆匆给父亲磕了一个头,又在寒风中怆然离去,而在寒风中留下的是母亲那单薄的、无助的身影。
一年后,2002年1月22日,孙景华的小儿子王程、儿媳金耀明,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哈尔滨市动力区公安分局在租住的地方被非法抄家和抓捕。当年6月28日,大儿子王刚被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分局在单位抓走了,理由是王刚寄了封说明法轮功真象的信。孙景华只是接到电话通知:王程被判刑10年,金耀明被判刑7年,王刚被判刑3年。失去了老伴的孙景华又有3个亲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了监狱。
王刚,中等身材,沉默寡言,为人宽厚温和,从小老实。当一位邻居听说王刚被判刑,对孙景华说:“这么好的人我没见过第二个,你要去要人我和你一起去。”王程,1968年2月9日生人,结结实实的小个子,小时候调皮、贪玩,长大后心眼直、脾气强,沾火就着的急性子。修炼法轮功后变好了,还评上了单位先进生产者。儿媳金耀明,1965年10月21日生人,胖乎乎的,爱说爱笑,因修炼法轮功治愈了子宫癌。
金耀明现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刚、王程现被关押在呼兰监狱。
2003年11月份,孙景华和亲家孙淑芹背着包裹,打听着路,互相搀扶着到女子监狱看金耀明。自那以后,孙景华被告知:“婆婆以后不许来了,只许直系亲属看。”看不到儿媳的孙景华到呼兰监狱去看儿子,一掏拿出2张探视证(王程和王刚的)。登记的警察问:“都看谁?”孙景华回答:“都是儿子。”问:“犯什么罪?”答:“没犯罪,因为炼法轮功。”问:“你炼不炼?”答:“炼。”吼:“炼的不许探视。”那以后,孙景华儿子也看不到了。孙淑芹老人也因为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见自己女儿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四)董家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骨肉分离
进入大学后,董煜开始阅读各种哲学论著、《圣经》、佛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各种学说,希望能找到人生的真谛,但始终不能完全解释自己心中的疑惑。直到1996年得知了法轮功,并正巧在书摊上买到了一本《转法轮》,才感到找到了把一切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法,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工作中,董煜本来就以清晰的思路赢得了客户与领导的赏识,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又不记报酬,被公司提升为主任工程师。所以在他后来含冤入狱后,公司的经理和同事都很思念他,说:“一个知识份子能有什么罪?”尤其是经理,气愤的说:“如果有他在,我经营公司哪至于这么费劲?他那个专业可以少雇十个人!现在新雇这么多人,干出的活还老砸牌子!”
这是因为中共不顾社会安定,镇压法轮功。董煜看到美好的真善忍大法反被污蔑为邪教,于是仗义直言。但是他也因为敢讲真话,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在文革结束后被强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只是警察介绍现在中共的“反革命”罪被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改叫“妨碍法律实施罪”。要符合“依法审判”的要求就不能象文革前后那样因为人说句话就定罪,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警察想要判他好几年大刑证据不足怎么办?警察有办法,他们用高科技手段在董煜曾经签过字的被查抄物品清单中增添了几样他没有的东西,于是“证据确凿”。2000年董煜被捕入狱。
董煜的父母姐妹都在老家,他却必须按照监狱的规定,关押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北方某市。他的孩子却在他工作的城市上学。一家三代骨肉分离,想要探视都不容易。傅老师思儿心切整日泪水涟涟。儿子本来和他一样聪明,学习不错,可是刚上中学不久就失去父亲,变得抑郁寡言,又没人管教,成绩一落千丈,有时只考20多分。
董煜被抓时警察抢走了他的私人汽车,没开任何凭据。他和傅老师得知后很气愤,强烈要求把车要回来。傅老师不知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托了多少人,用了两年时间,才把车要了回来。但是新车已经变成了破车,里程表上多了10万公里,一直没做过年检。只为这一辆汽车整个过程财产损失10多万,其他被劫掠的私人财务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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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家庭,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是淳朴勤俭的农村家庭,一个是聪慧富裕的城市家庭。可是他们的遭遇却是出奇的相似,而且家里每代人都在受共产党的苦。
可见,50多年,中共何尝停止过政治迫害?一种迫害的结束只是另一种迫害的开始。不过是公开的“运动”还是暗藏的“斗争”的不同;被迫害范围大小的不同;针对特定人群的不同。即使自己此时感到没被中共迫害,迫害也在其他人身上发生着。而且今天斗我,明天斗他,后天可能就斗你,真是恶梦不断。而且在这块大陆,由于当权者的随心所欲,故事中的悲剧还在继续,此党的残暴本性可以说是“纹丝未动”。
人们从相信到恐惧,又从失望走向绝望的过程中共产党也把自己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要想彻底结束共产邪灵对世人的迫害,决不能寄希望于邪灵自己去“平反”某项迫害,只有彻底清除这个世间邪灵,长期受着邪灵控制与迫害的人们才能从恶梦中醒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