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早在“五四”时代，面对各种主义、思潮滚滚而来，青年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那个时候，也确实有一批知识分子这样做了，比如1917年3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太平洋》月刊，以“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为宗旨，重要撰稿人包括李剑农、杨端六、高一涵、李大钊、周鲠生、丁燮林等，他们从政治、经济到财政、法律等各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比如“大总统的权限”、地方自治等问题都有许多讨论。1920年，上海出版的《新人》杂志曾专门出版过研究卖淫问题的《淫业问题专号》，还发起了“废娼大同盟”﹔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也发表了人力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和关于解决人力车夫问题的讨论。在一个“主义”压倒“问题”的国度，这往往是人们不屑一顾的，认为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无效的。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思维误区，看不起这些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轻视对实际问题的细致研究和点点滴滴的逐步解决， 只崇拜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解决，对繁琐、复杂的社会调查，对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实证分析、寻找对策都没有兴趣，也不屑于这么去做，以致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常常是模糊的、朦胧的。现在，我们总说社会不公很严重、两极分化很严重，往往却拿不出有理有据、具体有力的事实来，而不是那些分散的、孤零零的、一鳞半爪的事实。
《南方周末》等媒体关于卖淫女苟丽之死的报道出来之后，那个对生活始终怀有热望、对丈夫充满爱的卖淫女苟丽，以及她最后惨死的命运，引起了舆论的相当关注，她留下的一篇篇诉说爱的日记，还有一千多颗心字型的折纸，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然而仅仅停留在同情上面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深入地思考悲剧发生的根源，探寻解决悲剧的可能性，正视今日中国存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回避真问题。苟丽之被害是一个偶然，她从一个本分的打工者沦为卖淫女却不是偶然的，她的命运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人身上以相似的方式重演。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她沦落风尘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令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撼的是，苟丽日记中发现的一张账单，其中详细记录了她一个月全部的支出项目，“吃饭110元，衣服18元，化妆品21元……”记者对她所有记录在册的支出进行过粗略统计，发现她每月的支出不超过270多元，她每天吃的没有超过4元，衣服鞋子等必需品没有一样超过50元，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价值150元的小灵通。一个卖淫为生的女性过的竟然是如此清贫的生活，她之卖淫并不是为了享乐，首先是由于贫困，而她日记中表达的对丈夫一往情深的爱恋，也正是今天商业社会的红尘滚滚中所越来越稀有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说，关注卖淫女，就是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卖淫女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社会病，这是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这样的不正常现象尤其严重。
我们从记者的笔端不难看到，读过中专的苟丽追求的梦想原本不过是一个乡村妻子的平常幸福，她嫁给一个喜欢她的男人，他们的家在陕西省宝鸡市的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贫困山区，陈家虽有30多亩旱地，但一年辛苦种地的全部收入也就2000元，勉强只能维持一年家用，村里的其他人家都是如此。对这样一个家庭而言，结婚办喜事欠下的3万元债务无疑是笔巨款。为了还债，他们除了踏上打工之路别无选择。苟丽在发廊先是洗头，再是落水做了“小姐”，很快就被收容教育6个月，她丈夫为此到处借债，结果是旧债未了，又添新债。她获释后，夫妻只相聚一天，丈夫就到北京打工和筹钱去了。苟丽再次重操旧业，而死在了同样是民工的嫖客之手。
苟丽本人固然要为她自己的选择负责，她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接下来，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个不公正的时代。按社会学家的概括，现在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或者是倒“丁”字型的，就是说在社会底部的庞大人口只拥有少得可怜的资源，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为生存、为温饱而挣扎。这样的结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刘作舟对未来深表担忧，“目前社会分配不公已撼动社会稳定，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已十分突出。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为0.458，2004年已接近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中国贫富差距未来10年还将继续拉大。”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的贫富不均的变化速度达到了35%，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真问题之一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在脑满肠肥的上流社会与朝不保夕的底层社会之间，在繁荣富足的东部沿海地区与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内陆之间，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和冷落的农村之间，已经形成了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鸿沟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在权力主导的畸形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是很难形成的。苟丽的命运之所以引起很大一部分的关注，就是人们对这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况深为不满，对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不幸者的同情。
苟丽的悲剧不是一个句号，它再次唤醒我们要关注真问题，关注真实的苦难，从具体的问题入手，探寻走向一个正常社会的可能性，一个正常社会就是摆脱了专制和奴役、摆脱了不公正与不平等的社会，是一切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不喜欢的社会， 是权势不能肆无忌惮的社会，是能够正视现实、以法治手段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一个容许公民说话、批评一切不合理、不正常现象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尽管也会有卖淫，也会有卖淫女的不同命运遭遇，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个一心爱着自己丈夫的女人，不必为了早日还债而选择卖淫。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没有比告别不正常社会更重要的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