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5日讯】2005 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王建民回答说：“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两岸的和平统一，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我认为不应该隐瞒历史真相，有必须回顾两岸协商的过程及各方当时的态度，让民众，特别是让那些反对台湾独立，时刻准备为祖国统一大业抛头胪、洒热血的“愤青”们清楚，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过的，谁在阻挠两岸民主、和平统一。这样，或许可以少一些战争的叫嚣，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历史机遇：一国两制下的错失
一、大陆的两岸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的对台政策，以1978军10月8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为标记。此前大陆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此后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但叶九条和郑六条，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方面的解读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条件，否则了民主统一的原则，否则了对等的原则，中央政府只给台湾留出名额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则。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二、历史的机遇：李登辉打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是国际上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小，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挤；二是国际社会要求台湾进行民主改革，而台湾的专制体制，成了民主国家批评国民党政府，进而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道义述说；三是岛内民主运动（即党外运动）的兴起。党外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台湾实行民主，摧生了民主进步党。党外运动受到岛内民众、海外华人知识份子的支持。许信良等一些党外运动和民进党领导人还与大陆互动，得到暗地里的支援或资助。
在外穷于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内承受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不可能而不敢与共产党进行党对党谈判。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在两岸统一的问题是被动的，故蒋经国的策略是坚持三不，以拖待变。
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掌控台湾政权后，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岛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双重压力下，进行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宪政的党对党谈判。
但这个年代，存在着进行交流谈判的最佳机会。
机会的出现，首先就是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经济开放后的大陆，以没夺农民的非权利分配，以及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台湾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让及此后争占大陆市场，使台湾社会不得不面对两岸经贸交流和两岸统一问题。
其次，九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于世界主要的国家均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工商企业界均强烈感觉到面对全球化时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外交层次，对台湾企业越来越依赖国际工商、技术、人员交流活动，提供政治、经济、人身的安全保护，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台湾不得不面对或是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
第三，当时台湾社会、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精英普遍有一种期待，期待以“邦联”的形式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双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谈判。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商谈交流。可见，是李登辉开启了两岸交流和谈判的大门，当时李登辉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大陆方面则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三、九二共识：各说各的的“共识 ”
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两会第一次协商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香港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两方虽声称是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谈判。但第一项议题就涉及到两岸邮件是国内邮件还是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两岸文书公证是国内文书公证还是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公证文书。因此，大陆提出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协商的前提。
在香港协商时，台湾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台湾后，海基会与台湾陆委员商议，鉴于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统领》，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中国”。因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改采机动方式主动说明《国家统一纲领》所揭示‘一个中国’之原则，并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要求大陆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台湾海基会主动接受“一个中国”，并根据《国家统一纲领》，表确“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要求大陆也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下子还真难为了大陆海协会，因为大陆当时乃至今日，始终没有制订过关于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的纲领性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见诸于领导人谈话。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将“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重在“原则”，而不在“一个中国”。
这种话语模式用于宣传非常有效，使绝大多数人至今搞不明白“一个中国”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什么区别，以为是一回事。但用于政治谈判，显然不灵，当谈判对手要求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时，只能拒绝。大陆海协会的立场就是：“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与大陆拒绝讨论和解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的态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动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其要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华民国已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为达至此目标，开展国家统一的步伐。
而海协会拒绝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却一再要求台湾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达成协议和继续协商的条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 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提出五种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会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建议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此，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八种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并“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引自大陆海协会文章：《两会商谈与对话情况概述》）。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来龙。
此后，当大陆在1995年抨击李登辉“一国两府”时，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首先对外透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大陆先是说“九二共识”只限于两会事务性协商，跟着于1997年则否认存在”九二共识”，最后宣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各自口头承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此反复，为2000年后，李登辉、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埋下了伏笔。，这种各说各的的共识，连存异求同都说不上，实在不配称之为“共识”。
四、理念差异：渐行渐远
与两会协商和《国家统一纲领》相呼应，李登辉于1992年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既而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府”。马上受到大陆官方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抨击，给李登辉的邦联建构，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纲领迎头一盆冷水。
2005年 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时，回答：“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按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的说法，大陆对台湾问题，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有先后和高低之分。
大陆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盟友和敌对国，不可能不知道苏联是十几个共和国的联合；不可能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由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组成的联邦；当时中国支持南斯拉夫联盟也是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把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一中两国”，猛烈抨击为“台独”、“分裂祖国”，并报以武力威慑，显然不是大陆“专家”、“学者”事后解说的“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简单。
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的统一错过了“历史机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理念冲突割裂“一个中国”。
把“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捆绑在一起，演绎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演绎的变异是反对“一国两制”，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扩大后的变异成了，主张大陆民主化，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就是反对“一国两制”这一原则，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苏东波”巨变，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当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强调是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并批评大陆不民主，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企图建构联帮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时，大陆海协会于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会，宣布中止了两岸谈判。
当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是这样声明的：最近，李登辉和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财，斥钜资进行沟通，以达到其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目的，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李登辉在近期的讲话中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鼓吹国家分裂，宣扬“两个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气氛。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上述作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汪辜会谈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这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作为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理条，给人的感觉是为中止两岸会谈找个“借口”而已。海协会单方面终止两会协商后，大陆开始以台湾为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台湾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大变，本土意识和 “台独”意识滋生 ，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放弃，海基会分别于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动致函海协会，敦促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与此同时，提出两岸协商结束敌对，缔结和平条约的政治主张。
大陆方面由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于1998年1月26日发表谈话，预以回应，唐树备说：台湾方面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两会在 l992年达成的共识是：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承认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同样适用于两会就政治谈判进行的程式性商谈。在这一商谈中，不必马上谈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大陆海协会则于1998年2月24日复函：“我会一贯主张应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以为真正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创造条件。我会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我会还主张，在上述协商开始前，应进一步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以加强彼此沟通。交流的具体层级和专案，我会愿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
两会随后于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复协商，促成辜振甫访问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会见大陆领导人。此次协商两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陆否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协商必须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台湾方面则提出对“九二共识”的诚信问题，坚持必须承认目前两岸分治的现实，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正式提出大陆民主化问题，强调大陆民主化是未来和平统一的关键。就这样，辜振甫把“一国两制”、“一党专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两种不可协调的政治理念抬上两岸谈判桌上。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1999年7月9日，即将离任的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摊牌，他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而非“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二是坚决拒绝大陆“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民主统一，以台湾“自由、民主、均富”的经验统一中国。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两岸之现实就是存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将两岸会谈称为国与国会谈。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会以“辜董事长谈话稿”的书面稿寄给海协会，表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即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表述现式，“特殊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以提升对话的层次，进而建立民主和平机制，追求中国未来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统一的既定政策。
大陆海协会即时以负责人谈会方式指责辜振甫：“谈话稿”别有用心的将1992年两会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这是枉费心机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协会致电海基会：贵会今日（7月30日）下午2：00来函及“谈话稿”，严重违背了1992年贵我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会不予接收，现予退回。随后大陆海协会又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