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中共才是“外国势力一手扶植的反华组织”

周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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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日讯】“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镇压异己,实行独裁统治的惯用手段之一,在华人世界,谁敢公开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革命”,这样组织如果还接受国外的经济援助,那就更是罪加一等,必定会被诬为“外国势力一手扶植的反华组织”。

乍一看,中共对他人接受国外援助如此咬牙切齿,给人一种表象,似乎它是从来不曾也不会接受意在改变中国政治社会现状的国外援助的,当然更不可能是什么“外国势力一手扶植的反华组织”。然而,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说确实存在什么“外国势力一手扶植的反华组织”的话,那这个组织恰恰不是别人,而是中共自己。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从产生过程和早期历史来看,中共完全是共产国际用金钱一手扶植起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以颠覆中华现存制度为目地的政治团体。近年来在大陆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革命史探谜: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以下简称《对谈录》)一文,就对这一史实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对谈录》的作者认为,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中共是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解说其实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了中共的事实在后,则去讲陈独秀、李大钊之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建党前的理论及思想准备期在前。其实,陈、李当时只不过是思想比较左倾的学者而已。当时即便西方知识界这个左倾也比较明显,如日本的河上肇就大大地传播了这个左倾的思潮。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想法,但他们有频繁的知识分子聚会和宣传活动。而这一点,被共产国际发现了。

共产国际之成立是独立于俄共的,其使命就是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它是超国界的组织。它要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造成经典的世界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所以,共产国际一直留心在中国找到组党的人。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心思,才找到陈独秀,给了陈独秀一个大推力。要知道陈那时,在北京已经不甚得意,倒不是因为他左倾,而是因为此人个性使然,所以陈是负气南下的。恰于此时,共产国际找他,你可以将心比心地体会陈的感觉,陈这个人很激越,爱冲动,特别是在负气之时,那肯定是立即上船嘛。更重要的是,马林告诉他,所有组建党组织的费用由共产国际出,这点很重要。陈收入很高,但这个人也很在意钱的,他并非是个大方的人。拿钱搞同仁活动,收几个弟子,扩大社会影响,他没有问题。让他去组织一个党,他当然第一时间就会盘算这个钱他不能出,而且即便他肯出,也远远不够。所以,马林讲费用由共产国际出,那陈还会犹豫吗?不可能啊。反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要在中国建支部,那相关的经费,就如同“项目资金”一样,在布哈林那些决策机构那里“立项”了,有着落了,一定要花掉的。所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国活动时很急切。所以, 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

  澄清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这就可以把在这个建党和随后到1927年夏天为止的这七年时间的事解释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共全靠共产国际给钱。就是讲不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活动,而是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因为干的是你共产国际立项的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讲IBM的代表处在IBM的资助下拓展了市场,这个讲不通。那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有生活艰苦的,但也有过得很不错的。这倒是很合常理的。至少管钱的家伙日子错不了。早先,就是陈独秀自个儿管,他日子就不错。后来米夫、王明、博古、向忠发之流,全是好日子。张国焘到广州去公干,也好吃、好住、好喝。出入豪门,往来华车。现在有些资料讲陈独秀一开始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想自个儿在广州办学校赚来的钱养党以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完全是在瞎讲,用不着这样去美化陈独秀。陈办学赚钱是自己的钱,可以用来接济亲朋和同道,根本不可能用于建党组党。两件事不能混淆一气的。

最近几年有些资料出来了,共产国际的拨款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注意到。很零碎,但大体上判断不会有错。即中共那个时期全靠共产国际给的钱活动,自身的筹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是职业革命家嘛,所以都等着领“工资”。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闹出内乱时,对所谓“托派”分子斗争,最灵的办法就是中断其 “工资”和费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因此,建党之后中共基本上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这个时期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变化了。这时候中共分成了两块: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暂栖身,这是一块;另一块就是去各地组织暴动,搞武装斗争。这两块,经费也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事实上,1927年几乎全年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组织下召开的。干你让干的事,当然你就得拿钱,否则又如何干得了啊。

就暴动这一块来看,当时中共倾全党之力主抓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同共产国际的经费有关。南昌起义的战略很清楚,运用兵变,南下广州,然后如同国民党北伐一样,在广州港口同苏俄的枪和钱接上头,再来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就是一锤子买卖,拿上当时几乎全部的钱压下去,结果赌输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作长期打算,一下输了,结果就溃散。虽然说贺龙有吃有喝有轿子躺,但那是他自个儿的钱,他不会拿来供给革命的,最多让他看的顺眼的人来陪吃几顿而已。但部队就一哄而散了。周恩来就一走了之,去上海,过党的“白领”生活,贺龙自个儿有钱也做不了职员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误打误撞,碰上了老朋友范石生,靠他的接济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义是靠拨的经费来搞的,是赌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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