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2日讯】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中国“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大陆自由撰稿人周勍谈食品卫生恐怖真相
以报告文学“民以何食为天？──通过食品安全和造假看专制国家对世界的危害”，获得2006年度德国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中国自由撰稿人周勍先生，日前在德国参加颁奖大会后，途经巴黎做短暂逗留期间，应巴黎“自由谈”沙龙邀请，以大量的具体实例，就中国社会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做了一次内容翔实的演讲。
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报告文学奖，也是以德国首都柏林为基地的唯一的国际性文学奖。该奖旨在鼓励报告文学体裁的写作，引起公众对其独特成就的重视，为报告文学作者提供经济、道义和象征意义的支援。中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就是2004年的一等奖得主。周勍的报告文学能入围该奖，正是因为他在作品中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即：走进真实，以真相来揭穿专制统治下的谎言和恐怖。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里强调的是如同吃东西不小心会生病一样，说话不慎就会惹祸，即专制社会常见的“因言获罪”。但是现在，无论你怎样小心，甚至你花高价买来的食品，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比所谓“病”更严重的、想像不到的祸端。
周勍通过历时两年，跨越多个省市的实况调查和访问，揭示的真相是骇人听闻的。那些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几乎“无食不毒”的社会现状，让“自由谈”沙龙在座者愕然、悚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憾。
“酒肉穿肠过，祸根腹中留”
据12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自中央电视台的报导，北京工商局日前破获了18家生产不含大豆成分的黑心酱油工厂。这些工厂用含有砒霜、铅、水银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掺入盐和水制做假酱油，其中最严重的细菌含量超标86倍。这些假酱油已大批流入北京市及周边市场。
同一报导称，在发生了系列毒鱼事件之后，中国有关方面自11月起，停止向香港供应淡水鱼。12月上旬，深圳突然停止所有海产品进口香港。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大陆毒食品的恶性泛滥，是与贪污腐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谎言盛行的社会现状同影相随的。
周勍在调查中回顾了近十年来因“吃”而引发的一桩桩重大恶性事件：
1996年6月，云南省会泽市工业酒精勾对假酒案，157人致残，36人死亡。
1996年6月27日至7月21日，云南曲靖地区会泽县发生食用散装白酒甲醇严重超标的特大食物中毒事件，192人中毒，35人死亡，6人致残。
1997年6月底至7月上旬，云南思茅地区发生群众自行采食蘑菇中素事件，共有255人中毒，死亡73人。
1998年2月，山西省朔州、忻州、大同等地区连续发生多起重大的假酒中毒事件，有200多人中毒，夺去了7人生命。
1998年，江西省发生因食用装过有机锡油桶中的猪油后，近200人中毒，3人死亡。
1999年1月，广东省46名学生食物中毒；同年6月，某省一医院接受了34人中毒事件，中毒原因都是食用带有甲胺磷农药残留的蔬菜。
1999年在全国城运会发生51名运动员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食物中毒事件。
1999年8月，广东省肇庆市近700人因食用掺有液体石蜡的食用油中毒。
2001年江西省永修县有5000多人误食野菇中毒，至少10人死亡。
2001年，广西陆川县20人食用河豚鱼干中毒，2人死亡。
2001年11月1日到1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瘦肉精484人中毒。
2001年9月4日吉林市学生豆奶中毒，中毒人数6000多名。
2002年，湖南郴州市桂阳县团结村100余人食用毒蘑菇中毒，先后有5人死亡。
2002年长春3000多名学生食用变质豆奶中毒。
2002年5月湖南省陵水县文罗镇压中心小学37名学生（8-14岁），因误食含有剧毒的有机磷农药甲基1605和灭无磷的香瓜集体中毒，经及时抢救转危为安。
2002年6月13日在广东省中山市78人因食用机磷农药残留的通心菜而中毒。
2002年7月8日，海口市40多名游客的副溶血性弧菌中毒。
2003年2月，辽宁沈阳一名女子吃红枣中毒死亡。
2003年3月19日，辽宁海城学生豆奶中毒，毒倒3000多名，3人死亡。
2003年4月，传染性毒SARS席卷全国，直接经济损失以千亿万群众人民币计。
2003年6月6日，广西玉林市师范学校、环西学校、育英高中、新民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中毒人数87人，此事故由非法添加“吊白块”的粉丝所引起。
2003年7月3日，一些不法厂商用“毛发水”兑制的有毒酱油流入市场的76吨已被市民买走，剩余9吨当场查封，并称“毛发水”中含有砷、铅等有害物质，且在配兑酱油时加入的酱色中，含有可致人惊厥甚至可诱发癫痫症的4-甲基咪唑。
2003年7月28日，广州发现大米中黄曲霉素B1超标。查处了3家劣质大米生产加工窝点，当场查封了劣质大米300吨。
2004年2月，卫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21起，448人中毒，14人死亡。其中，家庭食物中毒9起，40人中毒，9人死亡：集体食堂食物中毒10起，403人中毒，3人死亡；其他场所发生食物中毒2起，5人中毒，2人死亡。学校发生的食物中毒9起，399人中毒，1人死亡。
2004年4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100多名儿童受害，10多名儿童死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并没有得到扼制。周勍的报告文学于2004年9月发表在中国大型“报告文学”刊物后，因其直接揭露社会“黑暗面”，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被有关方面列入了“内部机密”。迄今为止，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仍然频频发生。
避孕药养殖“速成”海鲜
周勍说，价钱越贵的的海鲜越是不能吃的，这在中国的餐饮界人士中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正常情况下，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应该是2年左右，而现在同样大的一只甲鱼的生长期只需短短的两、三个月。其原因就是农民在养殖过程中贪图暴利。他们在整治鱼塘塘底的时候，除了要整治泥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上一层“环丙沙星”或避孕药。这些药品可以加速甲鱼的生长，也是一种促长剂。这种甲鱼就连当地养鱼的人自己都不吃。
实地调查中，周勍在广州的一个饲养甲鱼的池塘，偶然遇到农民正在放水清塘，等水放干后，发现塘底还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可见这种现象的严重程度！
据权威机构统计，以前中国大陆男性精子浓度是五千万到一亿算是正常，现在三千万都算正常了，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
周勍指出，不安全的食品不但严重的影响着成年人的生育能力，而且在儿童中出现了大量的的性早熟。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集体无意识地慢性自杀。这并非危言耸听，据英国考古学家证明，曾经鼎盛一时的西罗马帝国，就由于长期使用铅制器皿饮食而导致其覆没了。
中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其恶劣而又危险的农副产品曾引起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多次抗议：
2001年初，奥地利的“绿色和平组织”紧急对本国商场内所有的水产品进行“毒物”检测，发现本国消费者在食用后引起过敏反应的部分虾仁产品中含有违禁物质氯霉素，而这批惹祸的冻虾仁则来自中国舟山。
2001年11月，有90多批次出口欧盟各国的中国水产品检测出氯霉素和其他药物残留超标，欧盟官方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此类产品的禁令。
2002年1月，一直把中国称为自己“菜地”的岛国日本，却把该月定为中国蔬菜检查强化月。在日本媒体经常见到这样的标题：“中国产的冷冻菠菜残余农药超标180倍”、“从中国进口的蔬菜就象在农药泡过的一样”。
据有关报导，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仅为23%，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家农产品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已达到80%以上。
含有高致癌物的陈化米成为“民工粮”
陈化米成为“民工粮”，这让每一个了解内情的人都会感到良心的抨击。周勍不无忧虑地说，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民工，欠工钱已让他们欲哭无泪了，而今又爆出工地老板为节省开支，用含有最强致癌物黄曲霉素的陈化粮供他们食用，更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所谓陈化粮，就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只能通过拍卖的方式向有特定资格的饮料加工和酿造企业定向销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胡小松说：黄曲霉素的毒性是氰化钾的十倍上下，毒性非常强，再有，黄曲霉素进入人体以后，它对肝脏的损害非常强，更可怕的是它能够引起肝的癌变。
这种含有强化性致癌物的陈化粮，是城市农民工和学校等能构成大宗团体购买能力的单位人口的主要食物，“民工粮”因而得名。和其他大米相比，“民工粮”颜色发黄，手捧着闻闻，还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工地食堂在加工“民工粮”的时候，还会采用特殊办法“处理”。其关键就是浸泡加揉搓，这么一搓一泡，民工粮黄色没有了，难闻的霉味也淡了许多，而且一粒粒的米还白白胖胖的，可谓旧貌换新颜。记者暗访一个粮贩得知，一车皮捎回400袋来，很快就卖没了。另一个粮贩每天能卖出四五千斤“民工粮”。记者暗访某工地老板，这位工地老板说，他的工地上有民工300多人，自从改吃“民工粮”后，用在买米的花销明显减少，而且买“民工粮”还能拿到回扣，这样算来，靠着“民工粮”，老板每个月至少能从民工的嘴里抠出5千元来。
根据调查，从在北京和天津发现的情况看，民工大米的主要来源是东北，集中在辽宁辽东和黑龙江的五常。另外，北京有本地的民工米。这些民工米有些来自国有粮库，有些来自拍卖陈化粮的企业。另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报导，记者仅在北京六里屯一个粮油市场的现场就发现了百吨陈化粮，其中一个店家称其每月需要30吨。据保守估计，北京每年被民工吃掉的陈化粮多达万吨。
据相关研究，“民工粮”所含致癌物的潜伏期是15—20年。也就是说，这些每天吃陈化粮的民工其实每天咽下的很可能是高致癌物。
周勍痛心地说，这些“民工粮”不但“咬”疼了食品安全的神经，而且使我们制度和良知的缺陷裸露并凸现于公众面前！
瘦肉精是害人精
周勍讲述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中部的一位省级官员陪同国家主管农业的最高官员去一个养猪专业户家参观，发现猪栏里有一种猪的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另一种猪则是普普通通的。这位高官好奇的问其原由，农民答曰：好看的猪是喂了瘦肉精的，屠宰后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是专门为城市的市民准备的，而外表一般的猪则是留给他们自己吃的。高官惊问：知不知道“瘦肉精”害人？答曰：知道。城市人有公费医疗，没事的。
瘦肉精是一种β2-受体激动剂，90年代初国外曾用于饲料添加剂，后因人的不良反应而被禁用。国内养猪户不顾农业部的规定，为了使猪肉不长肥膘，在饲料中掺入瘦肉精，猪食用后在代谢过程中促进蛋白质合成，加速脂肪的转化和分解，提高了猪肉的瘦肉率。
由于“瘦肉精”能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使利润率达到275%，在销售市场十分走俏，一些商贩便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还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
据有关医生介绍，瘦肉精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服用大量盐酸克伦特罗将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在周勍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些案例：
浙江省的一位母亲，她在高考的前三天为女儿炖的含有“瘦肉精”的乌鸡汤。使女儿丧失了这次关乎着自己一生的考试。
1999年4月，上海两名运动员因食用了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的肉品，在尿检中出现阳性而被禁赛。
2002年7月2日，解放军某部队发生一起严重的中毒事件，该部队有80人在食堂午餐后引起集体瘦肉精食物中毒。这是发生在中国管理最严格且戒备也最森严的军营！足见其危害之烈。
2001年1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集体食物中毒案，据事后统计，河源市共有484人服食了有毒猪肉。
2001年8月26日：广东信宜北界“瘦肉精”猪肉又毒倒530人，其中学生300人，群众230人。
2001年11月17日，北京首例“瘦肉精”中毒案发生，陆续到协和医院就诊的14位中毒人员是午餐时曾集体进食过猪肝，随即表现出肌肉震颤、心悸、恶心呕吐等症状。
2003年10月21日，辽阳62人“瘦肉精”中毒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2004年3月14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约有近百名群众下午开始陆续到杏坛镇医院治疗……
由于瘦肉精”只有成规模施用才能获得暴利，所以大超市所买的猪肉就更可怕。世界著名品牌“家乐福”就被查出猪肉中含有大量的“瘦肉精”，这要是在其本土上的话，主管部门一定会让其倾家荡产的。这也是“桔在江南为桔，到了江北就变成枳了”的新版本。
为什么“瘦肉精”事件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难道有关部门不知利害吗？──沙龙朋友问道。
周勍回答说：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而现实是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徜若这种“八大部委管不了一头猪”的现状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人心污染恶于食品污染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食品安全高层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食物中毒例数至少在20—40万人；“约三分之一人的癌症是吃出来的。”
早在2004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根据一项调查报导，有82%的中国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调查发现，有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达不到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最令人担心，其次是假冒知名品牌的食品，也有人担心过了保质期却还在销售的食品。这项调查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至今仍处于蔓延的趋势，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们，被迫处于无所不在的“食品卫生恐怖”的阴影之中。
在沙龙讨论中，问题连珠：为什么中国这个具有“食文化”美誉的大国，会出现今天这样谈一种谈“食”色变，人心惶恐的现状？难道吃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开门遇到的头件大事吗？难道非法炮制者和从中牟利者都没有想到，他们或他们的亲友也会是毒食物受害者其中的一员吗？假如为了赢利，连自家性命都不顾了，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对此，周勍尖锐地指出：目前这种食品安全的现状，都是我们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透支使我们失去了底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也是导致食品安全日异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延续千百年的“小吃”，眼下已经成了令人作呕的怪物和毒物的代名词：面粉是高含添加剂的，水果是使用催熟剂、膨大剂的。甚至驰名中外的广海咸鱼品和四川泡菜，也爆出“敌敌畏泡制”的丑闻……
周勍分析说，目前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如此泛滥，原因就是那些“常在河边走”的职能部门，一直是在半遮半掩地玩着“放水养鱼”或“养寇自肥”的鬼把戏。而这种在食品安全领域里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的“捉放曹”，其实就是他们的财政来源！
周勍认为，中共能够统治50多年的社会基础就是“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和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靠吹牛撒谎造假等手段混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事实，也是他们选择撒谎的标本。民谣曰：“乡上骗县上，县上骗市上，市上骗省上，省上骗中央”。周勍说，对这种泯灭天良的撒谎综合症患者，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建立这种制度性保障，是“说真话能得好报，说假话就必须付出代价”的良性机制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并营造一种让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必讲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的机制和环境。而执政党和执政政府的榜样作用则尤为重要！
周勍总结说，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所承担的风险要比隐瞒大得多。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饶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应像抗击萨斯那样，不作为就走人。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都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再腆着脸奢谈什么和谐社会，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沙龙活动在沉重的忧虑中结束，与会者在思念故土和亲友的同时，真切地与他们共同感受着“寝食难安”所包含的深层危机。
2006年12月18于巴黎三味聊斋
●（周勍小档案：1965年出生于西安。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作家班。1989年曾因参与“六‧四”学运而被判刑两年，入狱后又因所谓“认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和企图越狱等罪名加刑8个月。
周勍曾访学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相关学术机构。现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家、民俗研究与口述史学者。曾任西安仓颉文化研究所所长、《民间》杂志编辑部主任、《经贸报‧深圳版》主编、《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现任《口述博物馆》杂志总编辑。）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