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希望之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 连接收听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李唐：今天在《九评空中读书会》里，我们继续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历史。
李乐：文革持续了10年。
李唐：对，文革10年。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把《九评共产党》里面这一段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为听众朋友颂读一次。
（朗读开始）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朗读结束)
李唐：我们在《九评》的内容中看到这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明文革的本质之一，这边有一段话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也就是从历次的暴力运动里面他们都各有一个明确的敌人，但到了文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敌人了。
李乐：那时候就很乱吧！
李唐：就很乱，大家就斗来斗去，彼此互斗，抓了就斗，文革的本质之一就是“乱斗”，没有任何的中心思想、没有任何的敌人。
李乐：对，那时候好像你要斗谁都可以。
李唐：在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516反革命组织”。
李乐：听起来像国民党的。
李唐：对，文革进行了一年就出现了一个叫“516反革命组织”，那“516反革命组织”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组织也没人说清楚，就开始反起所谓的“516”来了。我们看到韦君宜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说他后来才知道这是造反派自己反自己，也就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外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
李乐：就是人家讲：狗咬狗，一嘴毛。
李唐：对，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之下，就自己去制造敌人、自己去区分敌人，反正我就是要斗、就是要造反，只有透过斗、透过造反才可以证明我是真正忠于社会主义、忠于毛主席。所以搞到后来变的很荒谬，他说被打成“516”的这些人还要一个一个上台去坦白交待，而且要讲的煞有其事，有的人还会说我的介绍人是谁、我如何宣誓的、有上级，描述的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组织一样。
李乐：那后来他如何发现这是假的？
李唐：后来其实也没有人去翻这个“516”是真的假的，就是韦君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全部都是胡扯。
李乐：根本没有“516”。
李唐：对，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不久我看到了，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那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持冷”。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胡扯，就是造反加造反，斗到后来想要揪出更多的人、揪出更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然后这些年轻人就开始互斗，但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过去没有什么历史，没有的话就只好炮制，就炮制一个所谓的“516组织”出来了。
李乐：炮制一个虚假的罪名然后就开始互斗。
李唐：对，所以他说当时这些年轻人后来有的人当时就后悔了，他说他们单位里面一个被打成“516”的人就跟他忏悔，说：他到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他不干了。
李乐：他算有良心的了。
李唐：他才后悔他过去所干的这些都是胡搞瞎搞。
李乐：像《九评》中有提到，其实中共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它只是不出面。
李唐：对，当时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在共产党牢牢的掌控里面。我们听众朋友、或是大部分人对于红卫兵、造反派都很熟悉，知道红卫兵当时所谓的大砸抢抄，还杀了很多人，比如说像当时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就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没有什么罪状，只是因为他是校长。他说当时这些16、7岁的孩子，一时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开口闭口都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师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等。
当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资本主义文化，才十几岁根本也没看过什么资本主义嘛，在当时中国也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他们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但是他们就说反正学校里面念的都是，所以通通不要，就不上学了。但是后来很荒谬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学恢复了，大学恢复了怎么样呢？
李乐：再回去读啰！
李唐：对，是谁回去读呢？是这些高小，他们的小学分为初小跟高小，高小毕业生去读大学，然后这个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李乐：为什么小学生去上大学？这样的话程度应该接不上来吧？
李唐：对，但他们就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说过去谁谁谁才能读大学的，那个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要把它打倒。
李乐：就是意识形态。
李唐：对，完全就是为反而反就对了。
李乐：就等于炼钢一样。
李唐：我们有一句话叫“政治正确”，它要完全就是政治正确。那我们看见这么多红卫兵在搞，但是事实上红卫兵也是被利用的棋子。
李乐：被中国共产党利用的一个部分。
李唐：对，在《九评》中我们就看到了，它说：“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且各级委员会已经建立的时期。
李乐：为什么呢？
李唐：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要知道一下子在短短的几年间可以死几百万人，要能够一下子杀这么多人的话，事实上一定是一种制度性的杀人。就像纳粹在二次大战时期要杀这么多的犹太人，他都必须要以国家所握有的这种武力作为基础才可能，我们说虽然纳粹杀犹太人，但是他杀的没有毛泽东当政杀的人多。
所以说这种大规模杀人绝对不可能在这种失控的行为底下，我想失控的行为也许是很恐怖的没有错，但是死十几万人、上百万人就非常不得了了，对不对？你说一个人去打死一个人，他能有多少的力气？一天能打死多少人？那只有国家动用武力去杀人才有可能。我们看到文革死了7百多万人。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资料，像广西的青州，在文革时期属于所谓的重灾区，文革的时候死的人算是很多的，当时在文革的时候死了10,420人。青州这个地方在1967年元月，当时群众组织夺权了，这时候就好像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事实上在2月的时候解放军就进驻了，而且它是支援向左运动的。解放军进来了，这个组织就已经不是失控的状态了，军队都进来了。
3月的时候，各级还成立了指挥部，是临时的官方机构。5月的时候，各级政法机关实行了军事管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或者是说共产党，事实上仍然是控制的很紧，这种失控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
李乐：我觉得如果是大面积的失控的话，那可能连共产党都得倒台。
李唐：对，所以那时候主要的杀人者事实上都是这些干部、民兵、党支部的书记等等，他们都是大屠杀直接的组织者、指挥者。所以说造成最多人死亡的并不是红卫兵。
李乐：我觉得这样讲的话，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结。红卫兵16、7岁或是更小一点点，就算你是大学生，你算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好了，可是也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数量，虽然他们全国大串联，可是也不太可能达到那么大的数量。
李唐：对啊。而且我们后来看到红卫兵后来的遭遇也是很惨，就是很典型的叫做“兔死狗烹”，兔子拿到了，狗就可以把它吃了。到1966年底，连红卫兵都被共产党抛弃了，我们看到《九评》里面讲：“不少被宣布为连动份子而入狱”，什么叫“连动份子”呢？就是当时有一个组织被称之为所谓的“连动组织” ，这也是被冠上帽子的。所谓的连动就是最早造反的以北京中学为主的这些老红卫兵组织，很多红卫兵就被扣上是与连动这个组织有关的，所以他们是连动份子，然后就入狱了。
李乐：他们一定意想不到。
李唐：对，然后其他的就随着大批的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参加劳改了。
李乐：好惨！
李唐：对，这个劳改我们就看到韦君宜他自己也有把这段历史稍微说到，他说：“这些胡闹了2、3年的学生们，最后的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书这时候就是你想读也不让你读了，这时候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自己那样对待父母与师长是错的，明白了自己已经把青春白白的扔掉，但是难以挽回了。”
他说后来有一些人就把自己的苦写成了小说，比如梁晓生、阿成、石铁生、张亢亢、叶新（音）这些人，现在都有点名气。可是他们的小说里只写了自己如何的受苦，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老实的写出自己当年16、7岁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么样志愿变成无知的。我觉得这是历史一个很大的悲剧与历史伤痕。
李乐：之前我每次看到“邪灵”两个字的时候我都还抱有疑问，可是一直讲讲讲，从之前的不光彩起家史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讲的《三评－暴政起家》，如果把共产党比喻成一个邪灵的话，我觉得是蛮贴切的。
李唐：对，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在这边它所讲的就是一个邪灵附体，真的是邪灵附体！我们看到整个全国上下跟着它一起发疯了，那真的就是一个邪灵附体的一个景象嘛！全国上下跟着它疯狂，你看杀人、互斗已经到了完全没有理智的地步了。
李乐：已经到红眼的地步了，而且你不斗还不行，不跟着干还不行，那时候的声势就很浩大。我记得《天仇》的作者写到他二哥，他二哥在高中的时候写了一篇心里的话，因为这样就被抓去劳教，后来回来之后他二哥就开始不太讲话，就看很多书。后来他看到作者去搞红卫兵的时候，只是冷冷看着他，那时候作者还自己非常的兴奋，可是他二哥比他更早经过一些批斗什么的，他就了解了。
李唐：挨过整自己都知道了。
李乐：对，作者是到后来才渐渐思考到这件事情。
李唐：是啊！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们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就分两篇为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讨论，我们明天空中再见啰！
李乐：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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