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希望之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 联结收听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李乐：今天所要进行的是《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可能有听众不太清楚《九评》是什么样的书，它是2004年11月《大纪元》所推出的一系列的社论，有九篇评论，所以叫《九评》。
《九评》推出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讲，他会觉得你把共产党讲透了！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就是像头上的天，天跟你讲什么，你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可是你又觉得怀疑，所以永远搞不懂共产党。
李唐：所以《九评》出来之后，让很多人真正认清了共产党，而且它引起了很大的后续效应。
李乐：中国共产党从小就开始教育人民，入团、入队、入党，从小就灌输这种政治观念。
李唐：当他们一些人看到《九评》之后，才发现他们过去原来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底下。听众朋友不要觉得很讶异：一个人怎么可能被骗到这种程度？在中国大陆的确是这个样子！看了《九评》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些技俩的人，就应该稍有体会，中国大陆的人民是如何在一个被封锁讯息，或者被扭曲的历史社会当中生存。所以一旦看了《九评》之后，我想他们的生命当中另外一扇窗因此打开，他们看到了真相。
李乐：阳光透了进来。
李唐：所以一些人就开始发动退党。
李唐：接下来开始来谈《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从它起家之后一连串的暴政。第一部分要谈到的是《土地改革 ——“消灭地主阶级”》。
(朗读)
一‧土地改革 ——“消灭地主阶级”
建国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 1，扩大到 3.1比1。
(朗读结束)
李唐：我们之前提到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在比较后期，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农村状况。今天这一段要提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不久之后就开始的土地改革。它土地改革的方式，不是说有一个法令或制度在，然后依照法令一步一步去做。
比如我们看到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虽然有一些人对于台湾的土地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来说，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农村改革或土地改革，相对来说是持着一个比较肯定的态度，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后来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相对均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被视为是很重要的经验。联合国也曾经想要在其它国家推动像台湾土地改革这个经验。
台湾土地改革经验是一步一步的，相当有制度的做法。比如说一开始是“三七五减租”，就是说一开始并不立即把地主跟佃农的关系一下子打掉，先减轻地租。“三七五减租”之后，再来是“公地放领”，先把国家所有的但是用不到的地放领出去，给私人地主带头做示范。最后才是“耕者有其田”，私人的土地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因为你自己耕种种不完，就必须拿出来，让佃农也成为小农，有他的土地；但是不是叫你无偿拿出来，国家会补偿你的。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富有，补偿的方式就是以四大公司的股票来补偿，所以很多的地主在拿到股票之后，从原本的农业生产者变成工业生产者，用这样一个方式把台湾从农业生产逐步的导向工业生产。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有一定的制度，然后一步一步去做，但是中国共产党做的土地改革，就不是这样。
李乐：是暴政的土地改革。
李唐：没有错！事实上它是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用斗争的方式去做，鼓励无田的农民去斗争有田的农民，用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去做。
李乐：讲到斗争，我想到一本小说《天仇》，作者那时加入红卫兵，到一个偏远地方去看改革的时候，有人就跟他讲：你知道笋子也可以杀人吗？作者就说：笋子怎么能够杀人？就是说那个地方很穷，可是乡村的干部逼迫你就是要找一个富农出来，大家都很穷，哪里有富农啊？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吃粥，所以大家只好找了个家里的粥可以再加一颗蕃薯这样的人，把他拿出来当成富农。
李唐：他多一颗蕃薯，所以他就是富农了？
李乐：就把他绑在竹子上面，你知道笋子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地上，等它慢慢的长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被笋子撑，不是说肢解，但就是被笋子给戳死了。
李唐：天哪！他们连杀人的手段都能够弄到如此的残酷，真的是无法想像！
李乐：所以为什么后来作者要逃出来，因为他看到太多太多口号跟现实不同的地方。
李唐：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共的土地改革没有任何的制度、没有法令，就是鼓动贫农去斗争富农。当然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地方的贫农因为人性未泯，他根本不想要去批斗，也不知道如何去批斗。所以在很多地方共产党是怎么搞的呢？它会先收买在乡村里面的所谓流氓无产者，比如像地痞流氓、叫化子，或是社会上的一些人渣，先把这些人找来，他们叫做骨干。
李乐：变成骨干了！
李唐：把这些人找来诱之以利，给予补助，叫他们去动员其它贫苦的农民，成立所谓的贫农团或者农民协会，开始威风凛凛的到处去找富农来斗争。有一些贫农在党的挟制底下，党喊什么，他们就喊什么，没有是非标准。干部说这个人是恶霸地主，他就跟着喊恶霸地主。然后就完全由贫农来发动，富农的生命就完全系于贫农之手，贫农如果说他是恶霸或怎么样的话，他就完蛋了，就倒楣了。
李乐：贫农有时候不会讲，比如说他觉得善恶有报，不可以这样。
李唐：有的就用诱之以利的方式，如果诱之以利也没有用，他们还有别的方式。有些有良心、有本分的贫农一开始根本不肯说地主的坏话，而且也没有什么坏话可以说，那就会有干部去做工作。
李乐：“做工作”的意思是什么？
李唐：去劝他、去启发他、去提醒他，教他怎么样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把一些芝麻小事说成很大的事情，如果说不听劝的话还会被骂是顽固份子；再不听劝，他又开始找他的亲朋好友去劝。一个很老实的农民在这种方式底下被逼得没办法，他就只好依照干部讲的话随便讲一讲，想说交代一下就可以了；结果他随便一、两句交代一下，干部马上就说抓到了这个地主，抓到了这个富农的把柄了。他就说：喔，某某贫农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坏。
所以那时就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当时的地主或富农“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就是说贫农在党的干部要求底下随便讲了一、两句，就像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你说它不是屎，它也一定要是屎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或者是把农民找来开诉苦会，天天开，大家就在那边相互加强，找地主的恶行劣迹。我们都知道人多嘴杂，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越讲越多，本来是一件芝麻小事，慢慢的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地主哪一个不会有一些大坏事或小坏事，都一定会有嘛！慢慢的就这样子被讲出来了。
举例来说，有个贫农说他找他的地主借钱、借粮；不肯，这是恶行。你同意借，但是没有借那么多，这也是恶行。你按照他的要求如实借给他，因为收了利息，这也是恶行。你借给他，利息很低或者不计利息，但是你有一次催他还款或者还粮，这也是恶行。他第一次借了没有还，你也没有催，第二次又厚着脸皮来借，那你没有逼债也没再答应借他，这也是恶行。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恶行，搞到后来，就揪出了恶霸地主的高帽子一戴，开始斗他了。因为有一些地主是受过教育的，读了一些书，有读书人的风骨，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就先用自杀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生命
李乐：你刚刚提到它“做工作”或动用你的亲朋好友来胁迫你，我觉得在目前的大陆还是有这样的方法。我们之前提过圈地运动，现在不是在热开发区，热大学城吗？因为那个地价是整个翻上来的，翻了好几倍，所以它就要那个地。可是因为法规有规定，这个地如果是属于良好的农田的话是不能够随便动的，或者是说必须要农民同意之类的。
那他们怎么样“做工作”？比如今天你是农民好了，你不答应签字，你不答应让出权利。你不肯让是不是？没关系！你李唐的妹妹在哪个地方工作，它就把她找回来，它们就找了好几个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回来“做思想工作”；如果这几个人的任务没有达成，那他们可能在深圳、在上海的工作就不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吃公家饭，所以是坑泄一气。
李唐：就是用这种方式，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它动员你的朋友或每天在你的耳朵旁边嘀咕嘀咕的让你受不了之后，你可能讲了一、两句话交差，或者你最后被逼的受不了你只好答应。所以共产党对于它想要达到的结果，它事实上是不择手段，它一定要达到的。
李乐：你想想看，比如今天你妹妹来说服你，说：哥哥你今天不签字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工作没了，我家里还有小孩，而且还会给你补助，你就签字了吧！就每天这么做。
李唐：在这个土地改革时期，地主的生命真的是朝不保夕，你会被杀或者不会被杀，完全没有个准。那时候要杀人，区长拿起笔就去勾，会勾谁？完全没有标准的。
当时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区委书记召集几名心腹晚上开会研究要枪毙哪些人，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书记念一个名字，大家讨论讨论说，好！这个人该枪毙！然后就勾起来了，就几个人在那边开会，第二天这个人就完蛋了。如果说念了名字之后，有人在区委书记前面说了两句好话，比如听说这个人做过几件好事。那区委书记就说：那去调查一下，过两天再说吧！这个人就没有被画勾，他的小命就留下来了，留下一线生机了。
所以所有在牢里被抓的地主的生死都掌握在区委书记的那只笔上，而且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标准，就是有了一句话，可能就留下了小命；但是同样的，有人一句话，他的小命就完蛋了
李乐：所以这样应该会造成送礼或者走后门这样一个习惯吧？
李唐：这个一定会形成的！而且一定会造成所谓的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这样一种恐怖效应，会死谁完全不知道。
李乐：我可能要先去贿赂谁谁谁，避免我被杀掉。
李唐：对，但是贿赂之后会不会被杀，其实有时候也很难讲。
李乐：我先贿赂再讲。
李唐：不贿赂大概是绝对没有一线生的；贿赂虽然会死，但是还是有活的可能。
李乐：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挨整吧！
李唐：是啊！在整个土改时期，在《九评》里面提到大概死了十万个地主，根据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女士的研究，国际权威公认的数字大概是两百多万人。
李乐：两百多万？
李唐：对，两百多万个地主。那我们看到，这个土地改革的成效是什么呢？好像有一些贫农真的是拿到了土地，好像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呢，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对于贫农的运动，最后就是人民公社出现了。这些农民在土地改革过程当中，杀了这么多地主得到了一些土地，但是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又充公了，这些农民就变成了所谓的公社社员，就是为集体耕作，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李乐：所以那时候就要统销、统购？
李唐：对，后来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就统销、统购，因为属于公有财产，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为国家所有，农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财产。所以你看，这个土地改革，事实上根本就是鼓动贫农去斗争富农跟地主，这叫做借刀杀人，最终是这个党要占有所有的土地资产，但是它先发动贫农去斗争富农，然后再从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身上去下手。而且对于农民的控制更严了，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朋友讲过，农民的小孩只能够再做农民，事实上就变成世袭制的，变成封建制度的再现，农民根本就是农奴嘛！
李乐：所以最近不是在讲说农民还是农奴？
李唐：事实上是农奴！在改革开放之后，曾经用过一些所谓的家庭承包制，就是说土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是它可以让农户以家户为单位去承包，只要规定的份量上缴完后剩下都是他的，所以又曾经出现过几年的好光景。但就像上次在节目中跟各位朋友介绍的《中国农民调查》、《我向总理说实话》这两本书中所描述的，我们看到了，其实中国农民在那之后，好光景不过几年，又落入了甚至比解放前还要更悲惨境地。
李乐：今天时间到这边必须做一个结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