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6日讯】正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嘉宾满堂。从题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国”艺术节3月底开幕以来，文学系列欣赏部分分别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邻国相继请来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红高粱》的作者莫言、《无字》的作者张洁和《尘埃落定》的作者，藏族作家阿来。4月7日晚，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到来，把文化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对于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读者来说，哈金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今年50岁的哈金堪称文学界的奇才。哈金1985年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攻读英美文学。2000年，哈金以长篇英文小说《等待》一举赢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和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哈金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赢得此项美国文学最高奖的华人作家。2004年哈金的小说《战废品》再次荣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并被美国《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完美的小说”，荣登《纽约时报》评出的2004年“十大好书榜”，并入围普利茨文学奖。《战废品》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突破了70万册的销售量。其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后不到半个月就一版三刷，登上各大书店畅销书榜。2005年11月，德国平装书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出版了《战废品》的德文版。
《战废品》用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在朝鲜战争中被遣返的中国战俘的故事。1949年当大陆刚刚 “解放”，身为成都黄埔军官学校政训班二年级学员的俞元被送入“西南军政大学”，接受思想改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驻防成都的180师任下级文职军官。正当俞元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留在母亲和未婚妻身边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1951年新年前奉命被调往前线，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只经过短期训练的部队带着“美帝纸老虎一打就垮”的幻想，手里拿的是看不懂说明书的苏联武器，来到了朝鲜。俞元们到了朝鲜才发现美军装备精良、实力雄厚。成批的中国士兵在炮火中丧生，幸存者如同散落在战场上的废品一样被敌军俘虏。经历了几年的战俘生活后，俞元与其他上千名战俘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选择了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出乎意料的是，当他们回到祖国后，没有因为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得到奖赏，而是被当作胆小怕死的逃兵受到了惩罚。轻则写检讨，重则被送去劳改。此时，俞元的母亲已经去世，未婚妻也断绝了和他这个“废品”的关系。从此，俞元真正开始了他的“战争废品”生涯。
本报驻柏林记者方婷采访了《战废品》的作者哈金先生。
记者：哈金先生，《战废品》这本书的主题背景是50年前发生的朝鲜战争，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题材的呢？
哈金：实际上我一直对这个题材感兴趣。但是，真正动笔，还是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以前，欠一个出版社一个短篇集。当时写不出来，就想写一个小一点的长篇，把这个事情了解了。但是，一写起来，就越写越长。而且，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材。所以，就慢下来了，一点点做，把它做大了。
记者：这本书的原著是用英文写的，中文版的发行情况怎么样？
哈金：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叫《战废品》，是在台湾出的，在香港也能够读到。目前在大陆还不能出版。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目。另外，我对这个题材的处理也不太一样。我讲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的故事。这个士兵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是一个第三者，和哪方都不太一样。他有他独特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太尖锐了。
而且，说起战争题材，大陆的很多作品一般写的都是英雄和胜利者的故事。我写的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在战场上打第一仗时，就被联合国的部队给抓住了，从此以后在战俘营中度过了好几年。
记者：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写道，73岁的主人公俞元要把自己肚子上一个刺青给他一生所带来的沉重，告诉他在美国长大的孙子和孙女。而这个刺青的故事贯穿了全书。它所讲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沉重？
哈金：对，这个刺青是故事中的一个情节，从一开始出现，一直到故事的结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刺青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他在战俘营里被打昏的时候，被别人强给他刺上去的。而且，这个刺青在历史当中，它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每次在关键的时候，这个刺青都扮演着一个不同的角色，有的时候帮他的忙，有的时候给他找麻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刺青的沉重指的是它后面的故事的分量。
记者：在开始的时候，俞元的肚子上被刺上的是“反共”的字样，为了返回中国，他又自愿地把“反共”的字样改成“反美”。
哈金：故事里有个细节：改刺青的时候，俞元的领导就在身边。医生建议俞元把“反共”改成“反美”口号时，他也不敢说“不”，那么就算是半自愿的吧。
记者：这个“反美”刺青后来成了俞元在大陆生活的“护身符”。您怎么看待当代大陆官方媒体和民众当中常见的一种“反美”心态？
哈金：其实，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利益关系。这个关系总在变化。从个人来说，一个人被一个国家和集体的心态束缚住以后，很难变过来。就像这个刺青一样，一旦刺上，就很难把它改变，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是随时都会变化。我想，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感觉和想法，不能随大流。
记者：您在书中写到，主人公俞元最大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孙子将来能够当医生，不是因为医生的收入高，而是因为从事医生这个职业，可以遵从人道主义原则，超越政治。而在中国大陆，现在拒绝没钱的病人就医的是医生，参与摘取劳教所犯人的器官，甚至是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除他们的身体器官，从中牟利的也有医生。从这情况来看，书中主人公的愿望是不是非常理想主义？
哈金：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职业的道德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如果一个医生，你不去治病救人，在原则上你就不是医生了。不管是医生、律师还是老师，各个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很多职业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标准，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中国现在很多医生还要回扣，简直和商人是一个样了。
书中的俞元，他还没有失去做人的最基本原则，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他还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当然了，如果中国的医生现在都腐败到这种程度的话，这个社会就可想而知了。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文风实验性很强，很独特，而您讲故事的语言风格非常平实自然。同是在海外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家，您们两位的风格截然不同，这是不是和您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
哈金：高行健可能是受到当代法国文学——新小说的影响。在英美文学界，我们比较强调讲故事。特别是美国文学界，一直认为俄罗斯文学是传统文学的正宗，基本上继承的是俄罗斯传统。这里也涉及到一个文学有没有共同标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共同标准的。小说的最高峰还是俄罗斯的作品。
记者：您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哈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移民的小说，叫《自由的生活》，明年出版。
记者：希望能早日看到您的新作。谢谢您接受采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