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6日訊】正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舉辦的中國文化節上，嘉賓滿堂。從題為「過去与未來之間的中國」藝術節3月底開幕以來，文學系列欣賞部分分別從中國大陸、北美和歐洲鄰國相繼請來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紅高粱》的作者莫言、《無字》的作者張洁和《塵埃落定》的作者，藏族作家阿來。4月7日晚，著名美籍華人作家哈金的到來，把文化節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對于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德國讀者來說，哈金這個名字并不陌生。今年50歲的哈金堪稱文學界的奇才。哈金1985年离開中國大陸，到美國攻讀英美文學。2000年，哈金以長篇英文小說《等待》一舉贏得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和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哈金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贏得此項美國文學最高獎的華人作家。2004年哈金的小說《戰廢品》再次榮獲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并被美國《紐約時報》書評評為「完美的小說」，榮登《紐約時報》評出的2004年「十大好書榜」，並入圍普利茨文學獎。《戰廢品》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突破了70万冊的銷售量。其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后不到半個月就一版三刷，登上各大書店暢銷書榜。2005年11月，德國平裝書出版社（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出版了《戰廢品》的德文版。
《戰廢品》用回憶錄的形式，講述了一個在朝鮮戰爭中被遣返的中國戰俘的故事。1949年當大陸剛剛 「解放」，身為成都黃埔軍官學校政訓班二年級學員的俞元被送入「西南軍政大學」，接受思想改造。畢業后，他被分配到駐防成都的180師任下級文職軍官。正當俞元滿心歡喜地以為可以留在母親和未婚妻身邊的時候，他所在的部隊1951年新年前奉命被調往前線，北上參加「抗美援朝」。只經過短期訓練的部隊帶著「美帝紙老虎一打就垮」的幻想，手里拿的是看不懂說明書的蘇聯武器，來到了朝鮮。俞元們到了朝鮮才發現美軍裝備精良、實力雄厚。成批的中國士兵在炮火中喪生，幸存者如同散落在戰場上的廢品一樣被敵軍俘虜。經歷了几年的戰俘生活后，俞元与其他上千名戰俘沒有選擇去台灣，而是選擇了被遣返回中國大陸。出乎意料的是，當他們回到祖國后，沒有因為他們對祖國的忠誠得到獎賞，而是被當作膽小怕死的逃兵受到了懲罰。輕則寫檢討，重則被送去勞改。此時，俞元的母親已經去世，未婚妻也斷絕了和他這個「廢品」的關系。從此，俞元真正開始了他的「戰爭廢品」生涯。
本報駐柏林記者方婷采訪了《戰廢品》的作者哈金先生。
記者：哈金先生，《戰廢品》這本書的主題背景是50年前發生的朝鮮戰爭，您是怎么想到要寫這樣一個題材的呢？
哈金：實際上我一直對這個題材感興趣。但是，真正動筆，還是出于一些實際的原因。以前，欠一個出版社一個短篇集。當時寫不出來，就想寫一個小一點的長篇，把這個事情了解了。但是，一寫起來，就越寫越長。而且，這是一個很嚴肅的題材。所以，就慢下來了，一點點做，把它做大了。
記者：這本書的原著是用英文寫的，中文版的發行情況怎么樣？
哈金：這本書的中文版名叫《戰廢品》，是在台灣出的，在香港也能夠讀到。目前在大陸還不能出版。因為，這也是一個比較敏感的題目。另外，我對這個題材的處理也不太一樣。我講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士兵的故事。這個士兵既不是共產党，也不是國民党，他是一個第三者，和哪方都不太一樣。他有他獨特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對于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太尖銳了。
而且，說起戰爭題材，大陸的很多作品一般寫的都是英雄和胜利者的故事。我寫的是一個失敗者的故事。書中的主人公，在戰場上打第一仗時，就被聯合國的部隊給抓住了，從此以后在戰俘營中度過了好几年。
記者：這本書的序言當中寫道，73歲的主人公俞元要把自己肚子上一個刺青給他一生所帶來的沉重，告訴他在美國長大的孫子和孫女。而這個刺青的故事貫穿了全書。它所講述的是一种什么樣的沉重？
哈金：對，這個刺青是故事中的一個情節，從一開始出現，一直到故事的結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這個刺青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他在戰俘營里被打昏的時候，被別人強給他刺上去的。而且，這個刺青在歷史當中，它的內容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每次在關鍵的時候，這個刺青都扮演著一個不同的角色，有的時候幫他的忙，有的時候給他找麻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刺青的沉重指的是它后面的故事的分量。
記者：在開始的時候，俞元的肚子上被刺上的是「反共」的字樣，為了返回中國，他又自愿地把「反共」的字樣改成「反美」。
哈金：故事里有個細節：改刺青的時候，俞元的領導就在身邊。醫生建議俞元把「反共」改成「反美」口號時，他也不敢說「不」，那么就算是半自愿的吧。
記者：這個「反美」刺青後來成了俞元在大陸生活的「護身符」。您怎么看待當代大陸官方媒体和民眾當中常見的一种「反美」心態？
哈金：其實，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的關系是利益關系。這個關系總在變化。從個人來說，一個人被一個國家和集体的心態束縛住以后，很難變過來。就像這個刺青一樣，一旦刺上，就很難把它改變，而國家与國家之間的關系可是隨時都會變化。我想，我們心里一定要清楚，作為個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感覺和想法，不能隨大流。
記者：您在書中寫到，主人公俞元最大的希望就是讓自己的孫子將來能夠當醫生，不是因為醫生的收入高，而是因為從事醫生這個職業，可以遵從人道主義原則，超越政治。而在中國大陸，現在拒絕沒錢的病人就醫的是醫生，參与摘取勞教所犯人的器官，甚至是從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活体摘除他們的身体器官，從中牟利的也有醫生。從這情況來看，書中主人公的愿望是不是非常理想主義？
哈金：這的确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職業的道德底線已經被突破了。如果一個醫生，你不去治病救人，在原則上你就不是醫生了。不管是醫生、律師還是老師，各個職業都應該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很多職業的道德標准應該是人類共同的標准，這個底線是不能被突破的。中國現在很多醫生還要回扣，簡直和商人是一個樣了。
書中的俞元，他還沒有失去做人的最基本原則，所以在這种前提下，他還覺得醫生是一個很好的職業。當然了，如果中國的醫生現在都腐敗到這种程度的話，這個社會就可想而知了。
記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的文風實驗性很強，很獨特，而您講故事的語言風格非常平實自然。同是在海外用非母語創作的作家，您們兩位的風格截然不同，這是不是和您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有關？
哈金：高行健可能是受到當代法國文學——新小說的影響。在英美文學界，我們比較強調講故事。特別是美國文學界，一直認為俄羅斯文學是傳統文學的正宗，基本上繼承的是俄羅斯傳統。這里也涉及到一個文學有沒有共同標准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共同標准的。小說的最高峰還是俄羅斯的作品。
記者：您有什么新的寫作計划嗎？
哈金：我剛寫了一本關于美國移民的小說，叫《自由的生活》，明年出版。
記者：希望能早日看到您的新作。謝謝您接受采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