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5日讯】余杰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自由主义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是站在前列的青年思想家、家庭教会活动家。
余杰先生今年3月15日至27日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邀请于来港访问讲学十余天。余先生在港期间参加崇基学院第二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活动并作五场公开演讲。演讲题目分别是：《桃源乐土的追寻：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重建》、《从骄傲的知识分子到神谦卑的仆人》、《如此我信》、《写作、评论、文化召命：保罗的重临》、《幽谷中的百合花：当信仰遇到宗教时》。另外还举行两场由独立中文笔会和立法会梁国雄议员办事处联合组织的公开演讲。讲题分别是《中国的苦难与作家的良心》、《余杰与长毛公开对谈》。
余杰在讲演中坚持批评中共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他批评中共当局下令军队用机枪、坦克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使数以千计的人家破人亡，从此使中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也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对政府的信任崩塌了。他指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改革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淘汰出局之后，中共内部就出现了人才逆向选择机制：优败劣胜，腐败、最无能的人，因为他们的把柄被上司抓住了，所以对上司最驯服，最忠心耿耿，也最受上司重用；从而导致了改革希望的破灭，腐败在肆无忌惮的漫延。他的著作在大陆被禁止出版和出售，他的行动受当局严密监视，并有被安全部门传讯和遭扣押的记录。
只要稍微关心中国大陆如余杰先生的人，都不能说他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基于此，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教授仍然邀请余杰先生参加六月在香港举办的神学培训，而且杨教授及其秘书霍小姐多次去信，请他推荐其他人士一起参加此课程的学习，于是余杰推荐了李柏光和张前进，并获得首肯。
可是2006年5月12日，在美国总统布殊与余杰、李柏光们会面8个小时以后，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姚西伊立即写信给余杰和李柏光，说“鉴于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我们认为目前邀请您来港已不适宜，因此决定暂时取消您于今年6月11日至24日来我中心做访问研究的计划。”
那么什么叫做“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呢？为什么这事件会让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觉得目前邀请他们来港“已不适宜”了呢？显然，该学院认为余杰和李柏光与布殊总统的会面“触怒了中共当局，并引发港府的危机，所以在强大的压力下取消此次访问计划”，可是香港中国神学院却不肯直率地向他们表达这种为难的状态，而是发出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不明不白的信件，其隐含意义仿佛是余杰和李柏光从事了什么不能见光的罪行，因此才取消他们参与此访问计划的资格。这对余杰、李柏光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对此余杰先生表示愤怒，他指该学院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香港崇尚自由的原则。所以他向该学院提出了抗议，并“要求香港中国神学院公开道歉；要求香港中国神学院赔偿相关损失”，我认为余杰的抗议是严正的、要求也是正当和合理的！
余杰说：与布殊总统的会见是光明正大的，不必用所谓的“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某些国际事件”来遮掩。难道仅仅因为与布殊的会见就让他们变成了“不适宜”的人士？大陆和香港有哪条法律规定了公民不能与布殊总统会面？《圣经》中有哪条经文规定了与布殊总统会面之后的基督徒就理应被排斥？布殊总统难道是中国政府的敌人，谁与他会面谁就成了敌人？
说得何等的好啊！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当令受诘者无地自容。请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教授、姚西伊代理主任敢站出来回答余杰先生的问题吗？让学术自由蒙羞，更让神蒙羞的杨庆球教授、姚西伊代理主任：你们将如何面对上帝？如何面对《圣经》？如何面对广大的基督徒？如何在神学研究机构继续混下去？
与布殊会面是罪行？即使是罪行，为什么胡锦涛与布殊会面可以，余杰、李柏光们与布殊会面便不可以？与布殊会面就算是卖国行为吧，那为什么允许胡锦涛卖国，而不允许余杰、李柏光们卖国？中共历来的逻辑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奇怪的只是现在竟把这逻辑搬到香港来了，而自以为享受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香港人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刻意回避布殊会见余杰等人的话题，亦可看出布殊此举触怒了北京当局，而使之十分尴尬、不满而且老羞成怒，所以北京当局向本港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是肯定的，这是共产党几十年一贯的霸道作风；但奇怪的是，打着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招牌的宗教精英也要屈从这种世俗权力、看京官脸色办事。正如司徒华先生所说：“香港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大陆了。”这才是最可悲、最可恨的。
呜呼哀哉，“一国两制”已死、“学术自由”已死、“信仰自由”已死！
14-05-2006于流浮山庄(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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