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在共产党铁血专制统治下，经过近60年惨绝人寰的政治恐怖，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气节的确遭受到了空前的摧残。许多人在铁血独裁政权的淫威面前，指鹿为马、黑白颠倒、有奶便是娘。于是，共产党独裁政权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能被他们欺骗和威逼利诱，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伟大民族精神被他们泯灭殆尽了。
2000年10月我被迫到北京谋生后，北京市国安局竟在我身上投下巨大人力物力，想收买我给独裁政权当走狗，让我做他们在中国民运阵营内的卧底。真是瞎了他们的狗眼！
我是个中国人，我自幼就崇拜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宁肯让共魔扼倒，决不向尘世低头。今生就不怕它法海，毋宁饮泪望天恸哭”。
我是个湖南人，自幼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屈原忧国忧民，自刎汨罗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想天下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要想中国永远专制独裁下去，除非湖南人死光！……
我今天要向共产党独裁政权公开宣示：你共产党独裁政权就是一边摆上一座金山，一边架着一把屠刀，要我放弃反抗专制独裁，追求自由民主也是不可能的！你虽拥有铁血恐怖的独裁政权，但我“胸中有正义，胜过手握雄兵百万”。我就是有生之年看不到在中国大陆结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我也愿意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而遭受普罗米修斯般的磨难，直至比张志新更惨绝人寰的死亡！
以下是五年来北京市公安收买我给独裁政权当走狗的实事经过。
2000年4月，我被湖南省湘潭市第二中学的腐败分子、主管后勤的副校长黎光逼得再次去扫厕所。我不得不再次停薪留职，与湖南衡阳市的民运朋友林叶子到湘潭县易俗河镇去开办幼儿园。
我们接手的幼儿园是当年轰动全世界的易俗河镇红灯区一个妓院改成的。老板伊雪莲是一个刚出狱的鸨母。她与当地公安是中国最典型的警匪一家。我们租下幼儿园后，伊雪莲继续在园内干介绍买淫嫖娼的罪恶勾当，并千方百计想把我和林叶子轰走。我向当地公安举报，结果招致伊雪莲喊来20多名流氓地痞的三次绑架和勒索、毒打。公安始终对伊雪莲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不予打击。只短短的四、五个月，我与林叶子血本无归，被伊雪莲赶出了幼儿园。
也是2000年中国新年后，湖南的民运朋友李文明和胡曙光如走西口一样悲壮地去了北京找生路。我被尹雪莲从幼儿园赶出，走投无路，只能给胡曙光、李文明打电话，希望也跟他们去北京走西口。
胡曙光、李文明视我为民运兄弟，要我立即上北京。实际上当时他们处境极为艰难。他们在北京跑房地产广告，半年多还没有一笔广告进账，而李文明、胡曙光都已花去了从亲友处借贷而来的近万元。须知，当时这近万元对于我们国内民运朋友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10月份，北京房地产广告己进入淡季，我将爱人和小孩打发回她们娘家后，怀揣500元来到了北京。共产党把我们逼得真比走西口更悲壮和凄凉！
在胡曙光、李文明的引导下，我在北京通过跑房地产广告，十分艰难的闯出了一条生路。回家过2001年中国新年前，我赚到了8,000元。
2001年中国新年期间，我得知了黑龙江省阿城市某乡政府办化工厂氯气泄漏导致528名小学生中毒、其中五名己死亡，政府不仅不依法承担责任，反而打压抓捕上访鸣冤者的惊天奇案。我自费、只身一人前往黑龙江省为此案受害者维权一个多月。我所搜集的黑幕证据材料达一公斤以上。这些材料后来部分交给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法律援助中心，部分存放在李文明处被他丢失了。
从黑龙江回北京重谋生计，己是2001年5月份左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中他强令要我去北京市公安局“谈谈”。他在电话中威胁说，如果我不去与他们谈话，就要将我赶出北京，不让我在北京谋生。
我怀着好奇和渴望与党卫队激烈交锋的心情如约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市公安局后门可能是一间小预审房间内，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两名男性便衣，非常严肃的与我谈了二个多小时。他们找我谈话的目的只一个：威逼利诱我给专制独裁政权当走狗，让我做他们在中国民运阵营内的卧底。他们公然恬不知耻地这样对我说：如果你拒绝与我们合作，我们不仅可以立即将你赶出北京，而且可以“挖个坑”把你“埋”了；如果你与我们合作得好，你在北京根本再不用跑广告，我们给你在北京买车买房一句话的事。我问怎么“挖个坑把你埋了”，他们举例说：在你口袋放一包毒品，然后办你个贩毒罪！
在第一次的交锋中，我确认他们是公安局国保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中的一人向我出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证，此人名叫ＸＸＸ，他的手机号码是-----------。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始终是ＸＸＸ为主与我打交道，他的这个手机号码也从未变换过。他的副手先后换了姓刘的、姓催〔崔？〕的、姓王的三人。
2001年，全国各地到北京谋生的民运朋友很多。党特为什么选中了我这个目标呢？
他们显然是经过认真的研究的：其一，我的经历、信念在国内外民运圈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他们以往所收买的那些人，在国内、外民运圈中根本没有可信度；其二，他们认为我家庭负担沉重，经济上绝对贫困，在北京谋生较其他人更艰难，易于受他们利益所诱惑；其三，他们认为我是在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民运朋友中很少有人还保有这个共产党的铁饭碗。他们以为我为保这个饭碗会向他们屈服。真是瞎了他们的狗眼！
他们还试图收买从湖南岳阳来北京谋生的穆文彬。后来穆文彬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很顺利。他基本放弃了民主事业的追求。但他也拒不给党特当走狗。我至今没听说他给党特提供了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在共产党的残酷打压下，国内的民运阵营始终是分散的，不能形成组织的力量和集体智慧。面对党特的可耻目的和威逼利诱，我当时只能独自思考和应对。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只要我不出卖民运朋友和秘密信息，我倒想亲历共产党的特务行径。
通过二、三次的谈话，几个月后，党特强逼我一定要签署一个《志愿书》。《志愿书》是四个大写英文字母代号，我现在己记不得是哪四个英文字母了。我很仔细的看了几遍这个《志愿书》，现在只记得其目的宗旨是“维护首都社会及政治稳定”。ＸＸＸ告诉我，这个组织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乃至公安部领导。
我在这个《志愿书》上签了名。党特交待我：必须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我加入秘密组织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严加惩处。
但从党特第一次约我谈话起，每次我都把具体经过告诉当时在我身边的民运朋友夏德凯（又名汪正坤）、胡曙光、穆文彬等人。我的目的有二，其一，如果有人向党特透了风，也好让党特觉得我不可信任；其二，以后有人可以证明我没有真正给党特当走狗。
加入这个党特的密秘“汉奸”组织后，他们并未对我进行特务培训，只是交待我：可以广泛的参与民运圈的活动，可以大肆骂共产党，以取得民运人士的信任。他们声称我的言行哪怕触犯了他们的法律底线，也不会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我一再要求他们给我出示这样的书面承诺，可是他们拒不给我这样的书面承诺。
在“加入”党特“汉奸”组织的五年间，我的确充分的利用了党特给我的安全承诺，使我放手做了许多反抗专制独裁、争取自由民主和维权的工作。
实际上，在我“加入”党特“汉奸”组织后不久，党特就识破了我的将计就计。2002年我在北京《广厦资讯》工作时，党特就威逼总经理罗生荣，要他立即将我辞退，并扣发我的工资。但罗生荣很有正义感，他反而把我当民族英雄看待。
我对许多民运朋友分析过：共产党虽是一个恶魔组织，但具体对付我们的每一个党特都只是一个人，而不是整个共产党。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是我们的死敌，但与我们直接接触的党特个人，我们都要把他们当作是良知可以唤醒的朋友。几年来，与我直接接触的党特ＸＸＸ等人，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良心彻底泯灭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能够“统战”他们与我们合伙欺骗共产党。
2003年“6．4”前的某一天，ＸＸＸ可能被上级逼得没有办法，一定要我去了解民运死硬分子王天成目前的思想动态。我被逼得找不出任何客观理由可以推辞，党特开车把我直接送到王天成的住处。
到了王天成家里后，我把王天成喊到一个最偏僻隐蔽的地方，在确认没有被窃听的可能后，我明白告诉王天成，是党特硬逼我来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动态的。王天成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四点“思想动态”，其中一条是对党特非法监视他感到极为愤怒。我照写后交给了党特，党特拿去上交后可能还立了一次“功”。
去年和今年，党特又要我多去了解李海、胡佳、高智晟、范亚范亚峰等人的思想动态。实际上党特从侧面告诉了我，这些人才是我最可信赖的民运朋友、兄弟。我除与李海见过几次面外，胡佳等人，我一直渴望与他们见面而至今未与他们谋面。
党特也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在我与民运朋友之间的挑拨离间。
2003年两会前夕，北京按惯例驱赶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胡曙光当时与我关系最为密切，他又缺乏斗争经验。两会前他关闭一切联络方式，以为这样才不会被公安赶出北京。于是党特象发了疯一样地硬逼我一定要帮他们找到胡曙光。我只得劝导胡曙光：我们的安全来自于我们没有触犯法律。如果我们犯了法，党特要抓人，你在国内躲得了？如果我们没犯法，又何必要躲起来？
胡曙光觉得我说的也有理，主动给党特打电话，表明他只是在遵纪守法的工作和生活。党特威逼胡曙光去与他们见面后，将胡曙光赶回了湖南十多天。据胡曙光告诉我，党特赶他回湖南时还特意对他挑拨说：是老周要我们把你赶回去的。太缺斗争经验的胡曙光据此一年多时间内真把我当成了“浦志高”。
我回顾这五年多与党特的交锋周旋中，仅凭我一个人的智慧，即使从技术失误的角度说，我都没有给任何民运朋友造成丝毫损失。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民运信息外，我也没有给党特提供丝毫有价值的隐秘情报。相反，我除了获得自己相对的安全外，还从党特那里获取了很多对民运朋友有用的信息。比如，有一次党特对我恶狠狠地说：要搞死李文明，王天成。我立即将这一信息反馈给了李文明和王天成。
在五年多与党特的交锋周旋中，我也直到2005年“6．4”前才得到他们发给的5,000元“奖金”。共产党在我身上终于落下了一个大笑柄：给誓死反抗他们专制独裁政权的死硬分子发奖金！
党特向我透露，有些干得好的走狗每年都能拿到20,000元“奖金”。给我发“奖金”时，他们还来了一个女领导，我对她肉麻地表白了一番“忠心”。我表“忠心”是希望以后得到更多的“奖金”，以及让ＸＸＸ得到表扬，让他们以后对我更宽松。对于党特的钱，我的态度是用欺骗的方法，可以照收不误只嫌少。后来这5,000元钱给我帮了大忙，让我买了电脑，去了一次安徽宿县做维权工作，还把湖南主要的民运朋友拜访了一遍。
2004年，党特要我积极与海外民运机构或人士联系，摸他们的动态信息。我一直很想与海外民运朋友建立密切的联系，可是我电脑技术差，加上网特封锁太严，我的邮箱给海外朋友既发不出信，也收不到信。我又不会电脑打字，只会手写板，到网吧去也不方便。直到现在，我与海外民运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年3月底的一天，党特带着电脑技术员还专门在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一间网吧教我怎样上海外民运网站。我几次向党特申请派我去海外“工作”，但他们从来就没有一天真正信任过我，他们终于没有蠢到派我去海外。
因为党特的干扰纠缠，我在北京的谋生很不顺利。2005年下半年，我被迫又回到工作单位湘潭市第二中学。此时我己欠学校好几千元停薪留职费无力交纳了。回学校后，我以反黎光副校长腐败相威胁，以我是党特在民运阵营的“卧底”为政治资本，坚决要求给我免除那几千元停薪留职费，坚决要求以后不再要我交纳停薪留职费，并且要求不上班，工资奖金照发。
我并主动具体地帮助学校的弱势群体，合同制园艺工人张春山，校办工厂工人杨习文，长期临时清洁工人冯少云，长期临时木工老杨等争取合法权益。
在北京市、湘潭市党特的协调下，我的目标实现了。在湘潭市第二中学认识我的同事和湘潭市许多民众心目中，我的确是反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英雄豪杰。在此我要再次对所有民运朋友说，既然共产党是流氓政权，因此我们也要极尽智慧和手段。
我回湖南后，湘潭市公安局国保支队Ｙ政委（女，50岁左右）亲自对我工作。她先后出资2,000多元，让我把湖南知名的民运朋友拜访了一遍。我回去给她写了一份《工作汇报》，前些时候己有人将此《工作汇报》公布在了网上。我向共产党汇报说：民运内部每天在争吵，一盘散沙；很多死硬分子都转而信佛教去了；但全省各地农民维权的烽火熊熊燃烧……。我对己有好几年没见面的湖南民运兄弟都表明了：我现在当共产党的“汉奸”了。但余志坚、刘石立、陈国金等老朋友都说：只有共产党才蠢到收买你当“走狗”。
许多民运朋友也许要问：明知我不可信任，在将计就计，党特为什么还对我如此用心呢？──他们至少希望能表面“安住”我这名反专制独裁政权的猛士、“光杆司令”。他们很了解，我这名猛士、“光杆司令”一旦发动攻势，必将给专制独裁政权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给他们个人的工作增添多大的麻烦！
现在应该是中国民运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了。我不需要继续当假汉奸了。如果共产党胆敢杀了我，我就甘愿当一名誓死反抗专制独裁政权的民族英雄。所以我今天要把五年来共产党收买我当走狗的流氓特务丑行公诸于天下！
（2006-08-15）
〔提供者：（温州）黄晓敏；此版应作者要求稍加修订过。〕
(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