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30周年之日，不断有朋友问我，对此有何感想，这使我忆往事，思来者。
彭真每每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的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当时我想，这部《宪法》是在彭真主持下并倾注大量心血，为时两年完成的。他还参加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他对《宪法》了如指掌，似无必要每每如此虔诚地照本宣科。
直至1989年“6．4”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大萧条，使我想起当初从未见过彭真委员长宣读《宪法》中关于加强中共党的领导的条文。我省悟到，他言必谈宪法的身体力行，向人们强化宪法意识，用心良苦，意味深长。1994年初，我被警察骗入牢房，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锁住时，耳边猛然响起“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一声惊雷。
尽管彭真从未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从未进入中共领导人的前10名。但是，彭真在十年的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国宪法规定的最高岗位上，每每高亢法治的至高无上，这才是他的最为精彩之举，他是真正的宪法大师。
彭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真是痛定思痛的彷徨与呐喊。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深陷囹圄之中，深入思考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毛泽东去世后，百废待兴，77岁的彭真复出，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其中，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员，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探讨如何加快经济立法，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这个重大的决策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当时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后，继续讨论至深夜，其中还有87岁的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先生。我散会出来时，天上飘着雪花，气温已降至零下十余度。1月2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召集地方人大负责人座谈经济立法，我散会出来，天已漆黑了。1981年，他曾高烧39度仍坚持宪法的修改工作而病倒了。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彭真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为，党的领导是原则性的，党自己必须守法是具体的，而司法就是具体的，其结论当然就是“法大”了呀！
早在1954年9月，彭真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副委员长，他发言指出：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法律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1982年，他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保证民主和法治实施的基本原则。
1988年3月，彭真离任。1989年5月26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彭真对“6．4”风波的表态，除了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又强调指出：这次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纯洁的、善良的、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把国家的事情、社会主义事业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我们有宪法和法律，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１
彭真在晚年多次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党员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２
倡法治而羁法网
在毛泽东的忌日，回首往事。1919年4月，我的爷爷俞颂华（上海《学灯》杂志主编），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1920年，俞颂华（27岁，北京《晨报》记者），与瞿秋白（21岁，翻译）去苏联采访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领导人；1937年4月，俞颂华（上海《申报》总编）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其彻夜长谈。1957年，31岁的父亲在反右运动中死于非命，我四岁；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我13岁；1969 年，我17岁下乡务农八年。在毛泽东去世的次年，我回到北京当工人，1979年加入中共，读夜大学法律专业，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首届经济法专业，之后从事经济立法工作。
1994年，在我从业立法十年之际，因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宣传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建设取得成效却反被其陷害，我被抄家挨打，各方司法人员连续非法作案，我被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判刑三年，后来又说是认罪可以减刑一年，被我拒绝。
回首在无法无天的1966年，彭真的脖子上悬挂着沉重的黑牌子，被万人揪斗。28年过去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却在有法可依的1994年，我倡法治而羁法网，人治的荒诞闹剧仍在重演。1997年1 月，我刑满释放；三个月后，95岁的彭真走完了开创我国法治建设而殚精竭虑的后半生，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发愤之所为作。
新世纪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大发展，我国号称已成为法治国家了。但如今，我已53岁，冤案13年来，求告无门，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母亲积郁而成肺癌去世。我作为刑满释放犯则无处就业，成了无业、无收入、无保障的三无人员，就连国家对城镇特困居民实行救济的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费（1997年为 200元，现为300元）也被警方剥夺了；我每年因交不起数千元的住房物业费和冬季供暖费，年底时要与屡屡上门逼债的管理人员抗争一番，2006年元旦期间为此还动了武，在推推搡搡中我的手指被划破而流出了血，才把两位青年力壮的工人喝退，我为拖欠款使他们无法交差而致歉意。
回首毛泽东时代，虽有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然其高峰期一过，社会相对宽松，人们低收入而高就业，生活比较安定而有保障，人际关系简单，社会较稳定与公平。反右运动过后，右派分子大都还有公职和工资。“文革”风头过后，我在农村，到生产大队部（即为村委会）的合作医疗站看病只需挂号费五分钱，到镇上的人民公社（即为乡政府）的医院只需一角钱，如今我已看不起病也就不看病了。当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的农民互助制度，我所在的村有二千余人，每人每年交一元作为统筹基金，由大队部管理，在合作医疗站的专职赤脚医生（中专水平）看病，全村的医疗费用如果超支则由大队部全部承担，广大农民的生老病死有保障。
随着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各地政府不断大规模圈地来招商引资，进而又演化成官商联手寻租渔利，侵害了广大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一些地区的农民依法维权上访近十年来，被打被抓，劳改劳教，但却前仆后继，持之以恒。新世纪以来，一些上万失地农民的维权带头人慕名找我，他们的不屈不挠使我深为感动，我责无旁贷，奋力帮助几起共涉及十余万失地农民利益的老大难案，取得一点进展。彭真播下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种子，在我心中开花结果。
温故而知新
往事不堪回首，痛感“文革”冤狱不仅是历史，今日仍时有发生，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这是长期以来“左”的人治习惯势力使然，这一黑色幽灵不可能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殆尽，其历史惯性十分巨大。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是有法不依，世风日下，社会矛盾日趋严重。
中华民族经历了5,000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人治已根深蒂固，传统习惯势力积重难返。我国开始向法治社会转型才20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要改变人治的传统观念和司法习惯，建设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明进步，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努力奋斗。从理论成果到实践应用，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们的安居乐业，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我们这一代人更须加倍努力。
（于200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30周年）
注释：
１彭真，用宪法和法律统一思想，1989-05??-26，《彭真文选》
２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89-?06-21，《彭真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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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不公已更为严重（续篇）
我的《彭真委员长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的启示》一文完成后，几位朋友对此提出意见，来信如下。
法治建设被异化
无论是在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时期，当时社会的法治观念都要比现在的强，尤其是十几年来，各地方政府大都演变成经商的政府，进而又官商勾结，利用行政权力掠夺民众财富，引发各种官民冲突。人们起来依法维权，当地法院却又成了政府违法行政的屏障，民怨沸腾。我们所在的北京，官商勾结大肆圈地，天天发生向百姓夺房夺地夺利的恶性事件，受害的弱势群体却上告无门，这已不仅仅是《彭真……读宪法》一文中结论的“人治习惯”问题了。
从1949年以来，缺的不是法治建设，而是执法的机制。近年来，不断发布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兴建各种豪华的公检法大楼，都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如直接宣布我国为原始森林，有权力的人是老虎狮子，而梅花鹿和小兔要么知趣不要进来，或者就准备好每天不停地奔逃，直至被吃或者累死。（一位朋友的意见）
1949年，共产党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把过去的一切统统推倒，重新开始，正如李慎之在参加开国大典时赞赏胡风的名言“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新社会，问题是废除了旧法统却未建新法统，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几年以后，李慎之成了右派分子，胡风成了反革命分子而坐牢20多年，他们才开始反思社会的制度问题；30年以后的1979年，我国的政治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才开始搞法治建设。20多年来，我国发展宪政民主法治建设，尽管还很不成熟，很不理想，甚至发生进一步却又退两步，今不如昔，甚至不如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异化现象。如今，我国的各种法律法规已很完善，几乎应有尽有，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迅速发展，达百万人之众。人们依法维权打官司，请律师要钱，到法院起诉要钱，给了公家还要给私家，给少了不行，给多了也未必能赢官司，费尽周折却常常损失更为惨重，反遭受更大的侵权，结果适得其反。法律往往成了人治的工具，成了权钱交易的利器，致使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加难以保障。但是，宪政民主法治建设在我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已成为历史潮流。（俞梅荪答）
法治由来与综合治理
法治固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是唯一的。失道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然后法。我国古代社会是多重的，不是单纯的人治，也不是单纯的法治，因而其治理也是多层面的，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决定怎样做罢了。
现代社会的学者，多是浮躁的漂浮于问题的表面，不去深入研究我国社会及其历史，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只是急功近利地满足当前社会的紧缺并随意批判古人，拿外来的标签一贴了事。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嘛。因为他们像晁盖那样想的是弟兄们暂时痛快地吃饱饭喝足酒（这固然不可缺少），而不是像宋江那样想到弟兄们未来到底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总不能停在此，一辈子做个盗贼吧，总得有个安稳的归宿吧，尽管宋江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但终究是去尝试出路了。
智慧的考察应该尽可能地全面系统长远，使万事万物是其所是、各得其所。否则，就应声明自己是瞎子摸象，以管窥天，一偏之得，让明眼人再眼是眼和鼻是鼻，各归其位，复其本真。仅仅有法、遵法、循法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跳出了所有法律的眼光来制定的法才是真法，因为他看到的是人，真实的人的“法”，那不过是人的生命运行的轨迹罢了，法律条文不过是其轨迹的表述而已。
《彭真……读宪法》一文的立意和叙述都很好。但是，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明察才行，那样的法治才到位，否则司法执法不准确不公正，冤枉人则必有报应。当然，假借法律名义陷害人的也不少。蚂蚁走过有脚声，因果丝毫不爽，毕竟天下无冤狱。（另一位朋友的意见）
20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是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期，进入了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机制的冲突、对峙和并存的胶着状态。法治的优势未能发挥出来，人治的弊端仍在起作用，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1989年“6．4”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致使法治建设畸形发展，制标不治本，致使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问题更为严重。如今，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国人的共识，社会发展的必然。（俞梅荪答）
（于2006年9月19日）
——原载《议报》2006-09-18。0927又作修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