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日讯】自由从来不会白白地从天上掉下来。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弱女子撬动“潜规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向卢雪松和宋飞两位年轻的女教师致敬：前者因为在其任教的吉林艺术学院向学生介绍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被停课乃至“取保候审”、“劳动教养”，后者因为揭露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黑幕而面临巨大的、无形的压力。她们都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然而，中国学界的腐败、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中国社会道德的滑坡，却需要由这两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女教师来改写，这究竟是我们的光荣，还是我们的耻辱呢？
我一向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勇敢，对于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区分，女性也比男性有着更加直接和敏锐的判断。她们靠往往能够依靠直觉接近正义，这不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过程。在中国有卢雪松和宋飞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在西方也有像法拉奇（Oriana Fallaci）和阿扬-阿里（Ayaan Hirsi Ali）这样令人尊敬的女性。她们给冰冷的世界带来温暖和光明，她们实践了柔弱胜过刚强的真理。她们呵护着文明的底线，她们捍卫着人类的尊严。
在表面上，西方世界似乎不存在像专制国家那样的“言论不自由”的问题——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也成为一条不言自明的社会准则。一名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因为表达了与主流社会背离或冲突的观点而遭致迫害和歧视，更不会像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样因为“过于聪明”、“蛊惑青年”而被大众投票处死。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隐秘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那就是深厚的“政治正确”的传统，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迷宫，那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某些“不可以批评”的存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不敢或不愿批评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世界的暴政，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暴君献媚。即便苏东剧变、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西方知识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翼势力仍然没有消退。
在近年来与之相似的一种新的表现，便是西方知识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倾向保持死寂的沉默——许多博学多才的西方知识分子，太知道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没有危险的、批评哪一些东西是有危险的，他们可以在咖啡馆里自由自在地、自得其乐地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痛骂小布什是希特勒，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完全是安全的。他们却不敢对伊斯兰世界种种可怕的现状说三道四，如文莱苏丹将皇宫变成妓院、阿富汗塔利班砸毁巴比扬大佛、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用毒气屠杀库尔德人、伊朗悍然研制核武器等倒行逆施的行为，罕有勇敢者挺身而出表示谴责。这些过于聪明的左派个个都心知肚明：那样做太危险了。
马蜂窝是不能去捅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因为写作《撒旦的诗篇》而遭到霍梅尼的死亡通缉令、不得不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东躲西藏，谁敢重蹈其覆辙呢？甚至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这些貌似公允的左翼人士仍然声称这是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酿成的惨剧，美国应当好好地反省。如此，他们便将真正的凶手轻轻放过了，却不吝在受害者伤口上抹了一把盐。这些固执而偏执的知识分子们明知玩弄“东方主义”把戏的萨义德在说谎，揭示第三世界国家“自我殖民主义”的奈保尔说出的才是真相，却乐颠颠地跟在萨义德的屁股后边，对奈保尔言说的真理不置一词。
在西方知识界普遍的犬儒主义之中，在“反美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有两个勇敢的女子站了出来。她们的身躯虽然瘦小柔弱，灵魂却高贵挺立。她们像中国的卢雪松和宋飞一样，向着那“不可以批评”的庞然大物说出了真话。与其说她们为美国辩护，不如说她们在捍卫自由价值。她们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或许女性真有某种一眼洞穿“政治正确”把戏的慧眼和直觉。这两个让我肃然起敬的女子，就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和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
法拉奇几乎成了当代新闻界的一个神话。在她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里，曾经采访过甘地、瓦文萨、基辛格、霍梅尼、卡扎菲、邓小平等改变了世界的大人物。她那尖锐的问题让某些貌似庄严的大人物们露出了“猴子屁股”，让许多高傲神秘的暴君不知不觉地将其丑态暴露于全世界公众面前。法拉奇严厉指控装腔作势的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是“以食死尸为生的土狼，是地中海地区的第二个墨索里尼。”作为蔑视暴政的正义的代表，她深知撰写此类文章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但她仍然写下这样的话：“我知道卡扎菲的支持者和仆人们会说我必须为此文付出代价。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我，如何伺机取我性命。过去就有人这样威胁过我。面对这种威吓，我的回答是：我可不害怕他。”此种超越生死的态度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法拉奇的采访经历中，她曾直接追问邓小平为何不将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并要求这个统治十亿人的大人物有一点礼貌，不要在女性面前吸烟；她还在霍梅尼面前毫不畏惧地指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两人唇枪舌战之际，她甚至将自己身上的披风扯下来，扔在这个固执的宗教领袖的脚下。这就是法拉奇，当她不畏惧任何事物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令人畏惧的事物便反过来畏惧她了。从基辛格到卡扎菲这些强悍的男人，都对接受了她的采访深感后悔。因为读者们阅读了法拉奇的采访之后，对被采访者的看法直线下降——这就是法拉奇的力量，这就是法拉奇的魅力。
有一次，法拉奇正在贝鲁特采访，“伊斯兰真主之子组织”发现了她的行踪并企图绑架她。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原谅过她对霍梅尼和卡扎菲“无礼”的采访，他们觉得她亵渎了真主，准备用暴力来报复。这天早晨，一位记者冲进法拉奇旅馆的房间示警。法拉奇身穿睡衣从床上跳起来，飞快地跟着朋友躲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她在那里打电话给一名维和部队的意大利将军求助，将军立即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前去包围了该旅馆，然后护送她回到维和部队的营地。事后她才知道，她先前居住的那个房间遭到了冲锋枪的扫射。
死亡的威胁没有让法拉奇改变其保守主义的立场，也没有让她保持沉默。二零零五年，法拉奇出版了一本名为《理性的力量》的新书。如果说四年前那本针对“九‧ 一一”的著作《喧嚣与文明》以情感与气势见长，那么这本《理性的力量》主要反映出作者冷静深入的反思。“九‧一一”之后，西方知识分子要么不知所措，要么装模作样地说是美国的“傲慢”遭致此攻击。法拉奇是少数挺身而出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西方知识分子。她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是人类文明的堡垒，是自由的摇篮，她要与这个饱受攻击的国度站在一起。
经过四年冷静的思考，法拉奇得到了最终的思考结果，那就是坚定、公开、彻底的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在《理性的力量》一书里，她毫不掩饰对伊斯兰教中的基本教义派的厌恶，她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服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战争。文明是需要人去保卫的，自由是需要人去争取的，正义是需要人去持守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却正在自掘坟墓。短视的西方政要们也对企图撼动西方文明根基的挑战毫无察觉或不以为然，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丧失警惕、步步退让，任由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坐大。懦弱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也没有勇气正视面临的挑战，只会讲些“对话”、“宽容”之类的空话。法拉奇在书中呼吁西方公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文明传统。因为一旦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自由，再要寻找回来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与《喧嚣与文明》出版后的命运一样，《理性的力量》一经问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卖出上百万本。法拉奇自己翻译的英文版也已在美国上市，销售势头强劲。对此，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片哗然，对法拉奇口诛笔伐、群起声讨，因为她的言论太不符合左翼阵营“政治正确”的标准了——难道伊斯兰国家不是弱势的、值得同情的“第三世界”吗？那些狭隘而阴暗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教徒们更是怒不可遏，二零零五年五月，意大利伊斯兰联盟主席史密斯就以“亵渎宗教”的罪名，向法院起诉法拉奇。法拉奇，这位已经身患癌症的老太太，像旧约中的先知一般，却在暴风雨中岿然不动。
与法拉奇一样，出生于索马里的荷兰女议员阿扬-阿里也是一位西方世界中少有的呼吁伊斯兰改革、反对虐待穆斯林妇女的勇敢者。阿里成功地逃离了那个非人的国度，在欧洲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一个难民。但她并没有满足于这种“一个人的自由”，她深知还有那么多的姊妹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要为她们说话——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伊斯兰世界中的妇女的声音，她们是人口数以亿计的“沉默的大多数”。
伊斯兰世界中妇女的悲惨遭遇，其实大部分的西方人士多多少少地会知道一些。但他们很少给予真正的关注，他们害怕惹祸上身。有些善于作秀的欧美自由派人士，口口声声说要为妇女争取基本人权，为本国的堕胎、娼妓、同性恋等事宜吵个不停，却罔顾伊斯兰世界中成千上万被虐待乃至被杀害的妇女的命运，仿佛她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似的。这些政客和学者们甚至恬不知耻地打着“尊重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幌子，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冷血和怯懦开脱。在这种可耻的观点的背后，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的思维：他们认为某些人生来就是奴隶，某些人生来就不配享有人的生活，那些帮助受压迫者的行为统统都是“文化侵略”。
二零零四年，阿扬‧阿里与荷兰人梵高（画家梵高的后裔）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揭露伊斯兰世界虐待妇女的电影。这部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穆斯林妇女血淋淋的惨痛遭遇，立即震动了整个欧洲，这是一个超乎西方人想像的黑暗王国。伊斯兰恐怖分子们顿时恼羞成怒，发誓要杀死制片人。不久，梵高果然遭到极端分子杀害。当梵高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脖子几乎被割断了。杀手布耶里在凡高的胸口上钉上一封沾满鲜血的信，指名还要向阿里“复仇”。凶手在信上说：“你的话里完全不掩饰你对伊斯兰的敌意，你应该将自己打成碎片。”
梵高一案震惊了一向安宁平和的荷兰社会，人们更为阿里的安危而担忧。荷兰警方先后破获了两起针对阿里的刺杀计划。荷兰人民从沉睡中醒来，上街游行抗议恐怖分子对自由价值的威胁，呼吁政府制订更为严格的措施来保护阿里的人身安全。三十五岁的阿里，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没有退缩。
阿里坚持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自于狂热的偏见，这样的宗教信仰是需要改革的。阿里自己有过如此的经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在动荡的索马里的一个伊斯兰家庭，她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割礼、拷打和强制婚姻——这一切都是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讲述了一种邪恶的信仰、文化和制度是如何戕害女性的肉体与精神的。这让我想起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看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女性和孩子就足够了。阿里在荷兰议会和其他若干公众场合，多次现身说法地告诉大家说：我曾经是一名性奴隶，这就是数亿穆斯林妇女的命运。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继续过此种可怕的生活了，人们必须行动起来致力于改变此种状况。
在阿里的倡议下，荷兰警方对境内两个城市中存在的虐待穆斯林妇女的案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在八个月内记录了十一宗谋杀案——这些穆斯林妇女都因为“使家庭蒙羞”而被其男性家属杀害。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即使被杀害之后也根本无人过问。
阿里在荷兰的普通民众当中获得了相当的尊敬，但许多荷兰政客和知识分子却认为她走得太远了。荷兰是欧洲左翼思想的大本营之一，无论是议会中的中右翼政党还是左翼政党，都批评阿里的观点过于“极端”。阿里侵犯或突破的，是另外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潜规则”——那些我们不肯说出来的秘密，你最好也不要说出来，否则你会让我们失去面子，我们就只好打压你这“出头鸟”了。阿里就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说出这样一个常识却如此艰难。后来，阿里因为被揭露出在填写入籍表格中存在部分不实之词，而被取消了荷兰国籍。荷兰社会的犬儒主义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阿里被迫离开荷兰，此时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的是美国。美国的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为她准备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让她能够继续发出那振聋发聩的声音来。
在言论自由的维度上，中国的两位年轻女教师卢雪松和宋飞挽回了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而法拉奇和阿扬‧阿里则挽回了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荣誉。法拉奇和阿里以她们女性的自觉和善良验证了布什主义的正确。环顾西方知识界，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怯懦地呆在窗户后面观看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甚至还要说几句风凉话。
热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其实并不需要多么渊博的学识，有时仅仅需要直觉就够了。邪恶就是邪恶，并不因为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宽容等如花似玉的字眼和概念，就能够掩盖邪恶的本质。宽容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毫无原则地宽容，以至于装模作样地去“宽容”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的力量。那不是宽容，那时怯懦和乡愿。
卢雪松、宋飞、法拉奇、阿里，这四位勇敢的女性，以她们的纯粹、刚毅和坚韧，击败了邪恶势力疯狂的进攻，守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在与专制暴政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她们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原载：《观察》，2007-10-2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