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毛泽东不但嗜权如命，而且为了权力从来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暴力镇压、谎言诬陷、阴谋陷害和金钱收买，是他在权力斗争中最常用的四大“杀手镧”。
一．暴力镇压
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毛还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毛对武则天也推崇备至。有一次他同李志绥大夫谈到武则天时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与历史上的这些暴君一样，为了争夺权力，毛一向也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总的来说，当时的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发生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中央表态明确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
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最早被毛当作“AB团”清洗的是当时盘踞在井冈山地区的王佐、袁文才土着部队。
现在所有的历史教材都称毛泽东于1927年率湖南秋收暴动农军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政权。其实王佐、袁文才早就在井冈山上“占山为王”了，毛所率领的湖南农军是到山上来入伙，又成功的对王、袁士着部队进行了“收编”而已。毛为了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还和王佐、袁文才二人喝了鸡血酒，结拜为兄弟。
王佐、袁文才都是井冈山地区人，又同为1898年出生，本乡本土的，群众基础好，说话办事，一呼百应。毛泽东及其湖南农军毕竟是外来户。一座井冈山，岂可容下三只虎？王、袁两只当地虎自然是被清除的对象了。最好不过的理由就是“暗中勾结AB团，打入红军内部进行阴谋活动”。
1930年初，留守井冈山根据地的红五军中，有人密告红四军军参谋长袁文才和五纵队司令员王佐“秘密加入AB团成为骨干分子、准备拉部队下山反水”。 得知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亲信、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率领一支肃反连队前往井冈山，于2月24日以开会的名义把王佐和袁文才两人诱骗到永新县红五军一处营地，突然将他们捆绑逮捕，并以两分钟的时间宣布了两人“参加AB团密谋叛乱的罪行”，之后立即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执行死刑。王佐、袁文才怒问李韶九是奉谁的命令来杀害他们？李韶九回答是总前委的决定。王、袁二人这才大骂毛泽东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竟然杀害结拜兄弟……。为节约子弹，也是为了避免惊动四周民众，行刑队以大刀将王、袁二人砍死，装入麻袋，抛入一处深山岩洞里灭了迹。
王、袁二人虽然被除，但他们带领多年的两支井冈山当地农军，好几千人马，仍分布在红一方面军各部队中，不少人已当上了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不清除掉这些人，日后仍是大患。于是随着以“消灭AB团”为目标的肃反运动的深入，一批又一批的“AB团分子”被告发、被逮捕、被处死。几个月内，仅在红四军中就肃出了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
1930年12月，毛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的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 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他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20军干部时，触发了20军部分军官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释放被捕人员。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
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为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的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20军向西移防，同时把他们扣留的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20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
在江西，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采取了与总前委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中共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并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了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而以为得到平反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此前接到项英开会的指示，在不知道生变的情况下前往苏区中央局，结果被一网打尽。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红军官兵。
红20军移防指战员完全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1931年7月他们风尘辗转到达于都，接到副排级以上军官开会通知后，20军的7、8百名军官全部被包围缴械，不久这些官兵除了两人幸免外，全部被处决。
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数万人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就这样，毛用“同志”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二．谎言诬陷
编造谎言，抹黑对手，也是毛在权力斗争中惯用的伎俩之一。
为了夺国民党的权，毛把国民党诬陷成了“反动派”；为了与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毛给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为了打倒党内的政敌，毛编造的谎言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1958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运动，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共中央从四方八面收到生产捷报，形势一片大好。但一向实事求是的彭德怀却怀疑实际情况，亲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乌石镇彭家围子，步行数里在田边数稻秆，又询问乡民，发觉地方干部都虚报产量，“吹得很厉害”！所谓大炼钢，是“大兵团作战”，炼一点铁，集中了全社人力，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甚至拆毁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后，他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起义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19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但小组工作人员把彭最尖锐的言词都删去了。彭为了人民，不希望大跃进使中国陷于灾难，于是单独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信作参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跃进的失误，及时纠正。怎料这封私人信件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他把庐山会议延长，把这封“私人信”广为印发，让与会者讨论，最后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 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被毛打倒的党内政敌当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共元老，所谓新中国的开创者之一。他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革”任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本来很得毛青睐的刘，在中共建制后不但威望越来越高，而且与毛在治国方略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因此构成了对毛的个人独裁的威胁，也深深得罪了毛。为了报复刘，毛发动了“文革”，将刘彻底打倒。在毛的授意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将刘少奇定性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给他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决定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论推翻了文革中毛强加于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据此中共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以下是复查结果的主要内容：
（1）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据复查，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2）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 1．在“四‥L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2．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3．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4．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3）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他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铁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试想，刘少奇是中共元老之一，也曾是毛最信赖倚重的助手，毛对刘的历史不可能不清楚。明眼人不难看出，毛之所以要将刘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纯粹是为了将刘逐出权力舞台而刻意编造的弥天大谎！
三．阴谋陷害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从早年借口“秋收暴动”抓兵权，在江西苏区制服朱德，到长征路上一次次地夺权，到后来搞垮张国涛、王明，最后爬上党内“一把手”的位置，再到与国民党争江山，与苏共争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在长期的权力斗争中，耍阴谋可谓是毛泽东屡试不爽的招数之一。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一向被中共说成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事实恰恰相反。事变前夕，毛泽东正想方设法促使斯大林同意他打全面内战，并出兵相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有意设下陷阱，把项英率领的孤零零的新四军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是毛的宿敌。当年在江西苏区，他曾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因此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又反对带毛长征，预见到毛会伺机夺权。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前，他仍不改对毛的批评态度，甚至嘲弄毛。
1940年底，新四军百分九十的部队已被毛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唯一留在江南的是项英率领的新四军总部，只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不到新四军的百分之十，驻扎在黄山之侧的云岭。
这年7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到了12月，毛又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南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的镇江渡江。12月10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的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的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翰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29日，他批准了走这条路线，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但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专门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1941年1月3日发电报给新四军总部，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到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
此前，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
毛泽东压下项英1月4日关键电报的证据，是他在1月13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日[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恩来转项英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13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这时国民党军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个星期后结束。
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1941年1月4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撞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地。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毫无动静。到了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5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挺]、项5日报告，他们4日夜间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6日到9日，是国民党军围歼项英部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可以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恢复运作了。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10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11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12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13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13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如前所说，毛的最主要目的是促斯大林出兵。1月15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送项英去死，而周恩来不断向他撒谎。比如，周对潘谎说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6日到9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不能说给苏联人听，他们一听就会知道是撒谎。
毛不满意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帮助他打全面内战。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 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1月21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暗喻毛。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定，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的罪过，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乃项、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在苏联和美国的压力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
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苏联可能会停止提供军火。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美国准备给蒋的五千万美金贷款挂起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1月29日叫他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中共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
四．金钱收买
毛对权力的欲望一生从无满足之时。如果说刚起家时，他的目标是争当共产党的“头”；当上共产党的“头”之后，他的目标是取代蒋介石，争当中国的“头”；那么当上中国的“头”之后，他仍不满足，又想与美苏等强国争霸，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整个世界的“头”。
要争夺世界霸权，就必须得有一批共产党组织和中小国家围着自己转。为此，毛不惜让本国人民勒紧裤带过穷日子，却将大把大把的钞票送往国外去收买人心。
毛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的多的东欧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复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1953年6月，东德内乱。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当然，毛的慷慨解囊，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后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1960年1月20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外援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务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最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记数。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为了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抗衡，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头子霍查，1958 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国家五千万卢布。1961年1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当时跟北京谈判的代表希地回忆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谨。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指责他们。
毛还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阿尔巴尼亚挡案馆里有一份资料披露，康生当年曾发牢骚说，委瑞内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中国出。
尼克松访华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中国，为了拉住他们，毛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1972年之前，受援国是31个，之后突增到66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1972年4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回国时佩带着一枚毛像章。
从1971年到1975年期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