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9日讯】在这里，我们来到了逻辑的边界。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家维根斯坦直言语言无法检验如上帝、信仰这些形上概念。而早在十八世纪，康得对于人所能使用的语言与形上之间的鸿沟已有完整的论述。至于逻辑自身的限制，学者们更是早有定论。“不完备定理”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事物超出理性分析所能穷究。
身为语言逻辑学者，李天命对逻辑的高估和精神信仰的轻忽在他与韩那的那一场辩论中已表露无遗。从事逻辑分析教学而不正视自己所使用的利器的限制是危险的。从这危险延伸出去，于是我们抵达了一个知识份子对于他生活的当下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缺乏认知，以及对正义的无所承担。
二、“最大的愚蠢或许是非常智慧的”
理性主义先驱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然而我抵死支持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现代理性最本质的注脚。当李天命不探讨法轮功学员坚忍的信念来自何方，却踵步某些大师对小民的轻蔑，不时以愚蠢咒之（全文不下数十处“自掴功”、“蠢夫村妇”、“睁眼瞎说”、“无知妇孺”及“土江湖”等字眼惊心动魄的排列组合），他忘了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更忘了信仰本身的神秘不可证正是几千年以来哲学的关注话题之一。
除了以自身的优越感诋毁他人在认知上的偏差外，哲学家有理解他人、守护正义的责任。这一切与逻辑无涉，却与真理相关。就这一点而言，李天命偏离了他曾在九月辩论中自称尊为上帝的理性。
客观来说，愚蠢二字无法解释甘愿为了信念而付出性命的修炼人的心智，除非我们对人类心灵的运作抱持一种极为浅薄的理解。即使对于以病理学来解释信仰者特异行为的研究者，“愚”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我们最大的愚蠢或许是非常智慧的。”（Our greatest stupidities may be very wise.维根斯坦，《文化与价值》） 对于轻率地判断他人智愚的哲学家（包括维根斯坦自己），这或许是一个不失机智的提醒。而我们都听说过，苏格拉底对于自身无知的谦逊认知为他赢得了“雅典城中最智慧之人”的神谕。
各民族修炼法轮功的人包括了理论上最“理性”的律师、医生、科学家，和各大都会的居民。李天命一概称这些人是“村夫村妇”，并避称《转法轮》作者李洪志之名，却代之以侮辱意味不言而喻的“轮脑”。这个做法说明了两点：一、李天命并不了解法轮功修炼人；二、李天命奉行自己曾在书中明析的诡辩技巧，把分析对象一律矮化。
李教授在文中展示的暴力倾向值得我们正视。这一暴力倾向牵涉到潜藏的情结，以及直觉式的逃避。为了避免面对自己所恨／或所怕的事物，不惜自卫式地重击之，或可解释李天命这篇文章在技术层面及风格上的脱轨。事实上，关于这篇难以卒读的文章，这奇异的风格自身正是我们该首先考虑，并思索其根源的。
三、沉默的辩护
法轮功，这一古老的佛门修炼方法，因为受到迫害而被笼罩在重重的误解之中。我们唯有以其众多的修炼人在身心上的蜕变来印证这备受侮辱的信仰，以及他们奉为圭臬的《转法轮》。
这是一种反向的证明：由于我们无法决定这些修炼人所奉行的超常理论之真伪，他们在身心上的变化、他们的言行成为唯一可靠的判断依据。威廉詹姆斯所言：“为宗教辩护的整个关键在于行为。”可见他们的言行是我们进行判断的上好原则。
在《转法轮》中，李洪志教导他的弟子要重视心性修炼，把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并要求他们保持祥和的心态，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时先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他要求炼功人在生活中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些平凡无奇的理念的切身实践成为了修炼人证实自身信仰的有力行为。使法轮功在世界上具有说服力的，除了使人身心净化、健康之外，正是这通过实践而获得的道德升华。即以大陆境内为例，千万修炼人冒着入狱的危险一次次对人讲清真相、去农村散发传单，以及他们在狱中坚毅不屈、和平的表现，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修炼者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践《转法轮》中的理念。
法轮功修炼者在各国展开的非暴力抗争也立足在这样的理性实践上。静坐和绝食是这场世界性抗争不变的主轴。为了洗净谎言，“讲清真相”，这最低限度的抗争行为，成为了他们自我辩护的主要方式。
这场和平运动掀起的退党浪潮，不可否认，引起一些人的疑虑。然而我们看得出来，其终极目的是让全部的人民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同时移去中共对无数农人、冤民、拆迁户、信徒的无情剥夺。在最终极的意义上，这场运动和政治无涉，却是最高层的善的行为体现。它和修炼人致力于实践的德行是合一的。
在康得卓越的论述中指出纯粹理性无法验证信仰；唯有通过实践理性，即道德，人证实了形上世界的真实无虚。根源于形上世界的道德秩序深入人心，使他不至于偏离正道。与康得的信念跨越时间遥相呼应，法轮功修炼者正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完成对实践理性的贯彻。
似乎决心奉行到底“以偏概全”的诡辩策略，李天命闭口不提贯穿《转法轮》一书中提高心性的修炼法则，以及修炼人心性变化的实例。削去了修炼人以自身的行为所展现的信仰之穿透力，以及十分普遍的炼功人身体奇迹般好转，甚至起死回生的实例，李天命语意分析的批判式阅读一刀切除了使信仰之为信仰的超常力量。
这一超常的力量，在先哲的认知中，是超越语言或者逻辑的认知边界的。即或李天命自己，也曾在一九八三年的访谈中如此说：“比如人生哲学和形而上学，其中有些问题就不是语理分析所能充份解决的。”十八年之后，他把这不能解决的部分以语理分析粗暴地否决了。
四、“人在月球上行走”
当我们在语理分析的层次上讨论一本指导信仰、修炼的书时，必须清楚这样的解读本身潜在的悖论。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language game）固然把哲学讨论视为自我指涉的语言游戏，然而他对语言与真实之间的复杂性曾深入探讨，并揭示当人们由于对物质世界在认知上的差异而导致在对事物的判断上出现了落差时，仅仅从语言层面上探讨将注定是挫败的。
维根斯坦这样说道：“一个假说的一切试验，一切认证及推翻，都已是在一个系统内运行”（《论确定性》）。而他关于一个命题不断在游移（fluid）与固定（hardened）中摆动的论点进一步说明了人对真实的判断本身的不稳定性，而一个句子的真或伪更取决于人们所各自依据的，随时间而迁化的认知体系。
艾耶尔（Ayer），维根斯坦的学生及批判者，曾举登陆月球的例子来说明当客观事实产生了变化时，人们对一个陈述句的真伪判断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艾耶尔，《维根斯坦》）。对于生活在登陆月球之前和之后的人，“人在月亮上行走”这个陈述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正如对于生活在一千七百年之前或之后的人，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句话的真伪判断生出了能致人于死地的差异。这一历史的变革揭示了人类是如何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而在分析如《转法轮》这本和现代人认知有着天壤之落差的修炼书籍时，这一差异更值得我们留意。
考古、天文学晚近的惊人发现提醒我们，人类正在接近又一次意识的大变革。当我们对人类历史采取一种较为从容的视野，许多年后，和“人在月亮上行走”一样，“人遁入另一空间，不受时间限制”这一不可解的陈述或许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在这五百年来人类文明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深刻体会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可以斥之为荒诞不经的事。至少，我们应有对真实勇敢的想像力──不要忘记，天文学正是这样一路披荆斩棘走来的。
（待续）◇
──本文转自第89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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