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布鲁斯-霍夫曼博士（Bruce Hoffman）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沃尔什外交学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及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高级研究员。这篇文章部分是根据作者所着的《恐怖主义内幕》(再版)(Inside Terror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的材料编写而成。】
恐怖主义即是蓄意制造和利用恐惧来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因而无可否认它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
虽然无辜百姓往往在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攻击时惨遭杀害和受伤，但是恐怖主义的本质是要产生长期深远的心理影响，而不仅仅是杀害无辜或打击某些目标。它的目的是在人们心中造成恐惧，从而对受众形成威慑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其行为。
恐怖活动的受众因恐怖分子的目的、动机和目标而异。这个受众可能包括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一政党、敌对族裔或宗教团体、整个国家及其公民、或国际舆论。恐怖袭击可能以某一群体为受众，也可能是为了吸引多群体的注意。
恐怖袭击产生的舆论效果以及对肇事者的关注正是恐怖分子藉以扬威的途经，他们由此制造一种恐怖环境，从中渔利。在这方面，衡量恐怖主义是否得逞的最佳手段不同于常规战争－－即在战场上消灭多少敌人、摧毁多少军备物资或占领多少土地等－－而是要看其在何种程度上吸引人们对恐怖分子及其事业的关注以及恐怖分子给受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和伤害。
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或者说同样重要的是，使用武力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野蛮的屠杀和破坏他们的事业才会获胜，他们的长期政治目标才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的行动计划是震撼、威慑和恐吓－－确保其疯狂和血腥程度足以吸引媒体乃至公众及政府的注意。因此，恐怖主义者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任意而为，或毫无理性，实际上他们是非常有预谋、有计划地使用暴力。
恐怖分子到底想要什么
虽然不同的恐怖分子－－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信仰种族-民族主义或是宗教流派，是针对具体问题还是空泛虚无的目标－－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不同，但他们都想通过其行动获得最大的关注，从而通过恐吓和强制来实现其目标。
恐怖行动的策划和实施方式既反映了恐怖组织的特定目标和动机，同时也基于各自的资源和能力，并考虑到其行动的受众。各种恐怖主义运动的策略和目标以及他们选择使用的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一特定组织的意识形态、其组织内部各种力量的消长、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以及其他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1970年代西德激进恐怖组织 “红军军团”(Red Army Faction)和意大利”红色旅”(Red rigades)有选择地绑架和暗杀某些被他们指责为实行经济剥削或政治压迫的人，以便吸引公众注意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现在，受宗教使命驱使的恐怖分子对范围更广的目标滥施暴力，其打击目标不仅是他们公开的敌人，而且是任何与之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信仰相同但不接受恐怖分子的极端政治观点和神学建构的人。
因此，可以把恐怖主义视作不仅是一种以吸引公众舆论为目的、而且通过这种舆论来生成和传播某种信息的暴力行动。用精神病学家、恐怖主义问题著名权威哈克医生 (Frederick Hacker)的话来说，恐怖分子企图”恐吓，并借恐吓而达到制服和控制的目的。他们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为某一受众表演，邀请这些人参加他们的活动。 “1
恐怖主义带来死亡和破坏，有意通过危害人身安全、破坏一个社会的商务和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间的相互信任来摧毁社会组织，从而令人们感到恐惧，给正常的生活带来有害影响。对这种因不知道恐怖袭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而产生的恐惧(叫做”连代受害”)的通常反应是拒绝去购物商场、观看体育比赛、前往剧场、影院和音乐会，或者到国外和在本国旅行。
恐怖主义与新闻媒体
作为有关恐怖主义信息主要传播途径的现代新闻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实，如果没有媒体的报导，恐怖分子的影响可以说是白费力气，只能停留在其袭击的直接和实际受害者这一狭小范围内，而不会触及更广大的受众。只有通过向更广大的受众传播恐惧和暴力，恐怖分子才能实现其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格局所需的最大潜力。
詹金斯(Brian Jenkins)在1974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冲突模式》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中宣称：”恐怖主义是表演舞台。”文章解释了恐怖袭击是如何”经过仔细策划以吸引电子媒体和国际新闻媒体的注意”。 2 同样，媒体经常几乎是毫无约束、急不可耐地回应这些诱饵，表明它不可能坐视另一位重要的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贝尔(J. Bowyer Bell)所正确描绘的”专门针对其胃口策划的活动 “而不加以报导。3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恐怖主义目前已经足以控制整个传播过程，即通过控制内容、背景和传播方式而使其信息传达至某一受众(或多个受众)。
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商业和国营广播媒体一向是大众了解有关恐怖主义信息的唯一途径，而现在这种垄断局面被打破。因此，如同十九世纪中叶手摇印刷机的发明和 1960年代促成实时新闻报导的电视设备的进步，新的信息革命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使之能够完全跨越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媒体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制作和传播信息。
互联网的作用
后现代媒体的最高权威布朗(Tina Brown)在2005年中肯地指出：”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速度和十二世纪的狂热主义交织在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引爆装置。 “4
除了普遍性和即时性，互联网还具有其他便利。它可以避开政府的审查；允许匿名和几乎毫不费力地迅速发送信息。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成本效益极高的大众传播手段。
它还使恐怖分子能够实施丹宁教授(Dorothy Denning)称之为”印象操纵”的行动－－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行动，而不受传统媒体的过滤、检查和修改。 5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两位分析人士指出：”毫不奇怪，恐怖分子网络已经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印象和进行宣传，以达到影响舆论、招募新成员和筹集资金的目的。”他们说：”对外传播信息并得到新闻媒体的大量报导是恐怖主义战略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是要瓦解敌人的意志。除了电视或印刷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现在为恐怖组织提供了联系公众的替代途径，并往往使其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所传递的信息。 “6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曾一度被视为世界教育和启蒙动力的互联网成了恐怖主义进行宣传、传播仇恨和煽动暴力的重要的手段，被用于大肆兜售最低劣、最卑鄙的阴谋理论。例如，尽管”基地”组织自己一再声称对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负责，甚至播放劫机分子策划袭击的”殉教”录像带，但是与圣战运动有关的网站却经常在网上宣称美国或以色列为了给反恐战争寻找借口而自己发动的袭击，并且反恐战争的实质始终是”反伊斯兰战争”。
结果，最不可思议和最牵强附会的观点被涂上了一层真理和确凿无疑的外表，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互联网上反复宣扬一面之词的缘故。
“基地”组织的安全庇护所
实际上，在恐怖主义组织中，”基地”组织在利用所有这些传播手段方面显得相当独特。 “基地”组织从1980年代末建立和1990年代展露头角起，其领导层似乎直觉地认识到互联网蕴含的传播潜力，并努力利用这一潜力来推进其战略目标和为其战术行动提供便利。
“基地”组织把对外宣传列为重要任务的事实可从它在9-11恐怖袭击爆发前的组织结构中看出。在”基地”组织最初的四个行动委员会中，有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对外宣传工作(其他几个分别负责军事行动、财务与商务，以及宗教公告( fatwa)和伊斯兰教研究)。 7
据报导，于1980年代与”基地”组织创建人和首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起在阿富汗反击苏联军队的埃及电脑专家专门被招募来建立网站网络、电子邮件能力和电子公告栏。直到今天，尽管”基地”组织已被赶出阿富汗、”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行动基地已被捣毁以及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持续进行，但这个恐怖组织的网上设施仍在运行。
对”基地”组织来说，互联网成了某种虚拟安全庇护所，在”基地”继续展开心理战的同时，互联网为它提供了与该组织在全球各地的武装分子、追随者、同情者和支持者进行通讯联系的有效、快速和匿名的手段。因此，尽管”基地”组织已遭到削弱，但它仍能够在全球制造恐惧，引起恐慌和不安。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会以何种新形式和新方位出现。不过可以断定，随着恐怖主义的通讯联系手段继续变化和发展，它的特征也会发生改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作为恐怖主义目的和能力重要支柱的心理战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因新的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愈演愈烈－－正如过去十年那样。
注释
(1) Frederick J. Hacker, Crusaders, Criminals, Crazies: Terror and Terrorism in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p. xi.
(2) Brian Michael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and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 16.
(3) J. Bowyer Bell, “Terrorist Scripts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vol. 17, no. 1 (1978): p. 50.
(4) Tina Brown, “Death by Error,” The Washington Post (19 May 2005).
(5) Dorothy Denning,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Cyber-terrorism,”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IS) Seminar, Washington, D.C. (15 December 1999).
(6) Michele Zanini and Sean J.A. Edwards, “The Networking of Terr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ds.),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MR-1382-OSD), p. 43.
(7)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Qa’i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London: Hurst, 2002), p. 57.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a operational committee was known by the nom de guerre Abu Reuter—an obvious reference to the famous global news wire service.
－－原载：《美国参考》，2007-07-01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