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Hoffman:恐怖分子心理探析 – 心理戰的一種形式

Bruce H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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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5日訊】【布魯斯-霍夫曼博士(Bruce Hoffman)是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沃爾什外交學院(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及美國西點軍校(West Point)打擊恐怖主義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高級研究員。這篇文章部份是根據作者所著的《恐怖主義內幕》(再版)(Inside Terror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的材料編寫而成。】

恐怖主義即是蓄意製造和利用恐懼來達到政治變革的目的,因而無可否認它是心理戰的一種形式。

雖然無辜百姓往往在恐怖主義分子發動攻擊時慘遭殺害和受傷,但是恐怖主義的本質是要產生長期深遠的心理影響,而不僅僅是殺害無辜或打擊某些目標。它的目的是在人們心中造成恐懼,從而對受眾形成威懾或以其他方式影響其行為。

恐怖活動的受眾因恐怖分子的目的、動機和目標而異。這個受眾可能包括一個國家的政府或某一政黨、敵對族裔或宗教團體、整個國家及其公民、或國際輿論。恐怖襲擊可能以某一群體為受眾,也可能是為了吸引多群體的注意。

恐怖襲擊產生的輿論效果以及對肇事者的關注正是恐怖分子藉以揚威的途經,他們由此製造一種恐怖環境,從中漁利。在這方面,衡量恐怖主義是否得逞的最佳手段不同於常規戰爭--即在戰場上消滅多少敵人、摧毀多少軍備物資或佔領多少土地等--而是要看其在何種程度上吸引人們對恐怖分子及其事業的關注以及恐怖分子給受眾造成的心理影響和傷害。

恐怖分子使用武力--或者說同樣重要的是,使用武力威脅--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通過野蠻的屠殺和破壞他們的事業才會獲勝,他們的長期政治目標才得以實現。因此他們的行動計劃是震撼、威懾和恐嚇--確保其瘋狂和血腥程度足以吸引媒體乃至公眾及政府的注意。因此,恐怖主義者並不像人們所看到的那樣任意而為,或毫無理性,實際上他們是非常有預謀、有計劃地使用暴力。

恐怖分子到底想要什麼

雖然不同的恐怖分子--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信仰種族-民族主義或是宗教流派,是針對具體問題還是空泛虛無的目標--的目的和動機可能不同,但他們都想通過其行動獲得最大的關注,從而通過恐嚇和強制來實現其目標。

恐怖行動的策劃和實施方式既反映了恐怖組織的特定目標和動機,同時也基於各自的資源和能力,並考慮到其行動的受眾。各種恐怖主義運動的策略和目標以及他們選擇使用的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一特定組織的意識形態、其組織內部各種力量的消長、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以及其他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例如,1970年代西德激進恐怖組織 “紅軍軍團”(Red Army Faction)和意大利”紅色旅”(Red rigades)有選擇地綁架和暗殺某些被他們指責為實行經濟剝削或政治壓迫的人,以便吸引公眾注意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革命。現在,受宗教使命驅使的恐怖分子對範圍更廣的目標濫施暴力,其打擊目標不僅是他們公開的敵人,而且是任何與之信仰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信仰相同但不接受恐怖分子的極端政治觀點和神學建構的人。

因此,可以把恐怖主義視作不僅是一種以吸引公眾輿論為目的、而且通過這種輿論來生成和傳播某種信息的暴力行動。用精神病學家、恐怖主義問題著名權威哈克醫生 (Frederick Hacker)的話來說,恐怖分子企圖”恐嚇,並借恐嚇而達到制服和控制的目的。他們想要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為某一受眾表演,邀請這些人參加他們的活動。 “1

恐怖主義帶來死亡和破壞,有意通過危害人身安全、破壞一個社會的商務和文化生活以及社會間的相互信任來摧毀社會組織,從而令人們感到恐懼,給正常的生活帶來有害影響。對這種因不知道恐怖襲擊會在何時何地發生而產生的恐懼(叫做”連代受害”)的通常反應是拒絕去購物商場、觀看體育比賽、前往劇場、影院和音樂會,或者到國外和在本國旅行。

恐怖主義與新聞媒體

作為有關恐怖主義信息主要傳播途徑的現代新聞媒體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確實,如果沒有媒體的報導,恐怖分子的影響可以說是白費力氣,只能停留在其襲擊的直接和實際受害者這一狹小範圍內,而不會觸及更廣大的受眾。只有通過向更廣大的受眾傳播恐懼和暴力,恐怖分子才能實現其從根本上改變政治格局所需的最大潛力。

詹金斯(Brian Jenkins)在1974年發表的重要文章《國際恐怖主義:新的衝突模式》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中宣稱:”恐怖主義是表演舞台。”文章解釋了恐怖襲擊是如何”經過仔細策劃以吸引電子媒體和國際新聞媒體的注意”。 2 同樣,媒體經常幾乎是毫無約束、急不可耐地回應這些誘餌,表明它不可能坐視另一位重要的恐怖主義分析人士貝爾(J. Bowyer Bell)所正確描繪的”專門針對其胃口策劃的活動 “而不加以報導。3

近年來,由於互聯網的普及,恐怖主義目前已經足以控制整個傳播過程,即通過控制內容、背景和傳播方式而使其信息傳達至某一受眾(或多個受眾)。

這一變化意義重大,因為商業和國營廣播媒體一向是大眾瞭解有關恐怖主義信息的唯一途徑,而現在這種壟斷局面被打破。因此,如同十九世紀中葉手搖印刷機的發明和 1960年代促成實時新聞報導的電視設備的進步,新的信息革命為恐怖組織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使之能夠完全跨越佔據壟斷地位的傳統媒體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製作和傳播信息。

互聯網的作用

後現代媒體的最高權威布朗(Tina Brown)在2005年中肯地指出:”二十一世紀互聯網的速度和十二世紀的狂熱主義交織在一起,把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引爆裝置。 “4

除了普遍性和即時性,互聯網還具有其他便利。它可以避開政府的審查;允許匿名和幾乎毫不費力地迅速發送信息。特別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成本效益極高的大眾傳播手段。

它還使恐怖分子能夠實施丹寧教授(Dorothy Denning)稱之為”印象操縱”的行動--以他們喜歡的方式來描述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行動,而不受傳統媒體的過濾、檢查和修改。 5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兩位分析人士指出:”毫不奇怪,恐怖分子網絡已經開始利用信息技術來操縱印象和進行宣傳,以達到影響輿論、招募新成員和籌集資金的目的。”他們說:”對外傳播信息並得到新聞媒體的大量報導是恐怖主義戰略的重要內容,其最終目的是要瓦解敵人的意志。除了電視或印刷等傳統媒體外,互聯網現在為恐怖組織提供了聯繫公眾的替代途徑,並往往使其能夠更直接地控制所傳遞的信息。 “6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曾一度被視為世界教育和啟蒙動力的互聯網成了恐怖主義進行宣傳、傳播仇恨和煽動暴力的重要的手段,被用於大肆兜售最低劣、最卑鄙的陰謀理論。例如,儘管”基地”組織自己一再聲稱對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負責,甚至播放劫機分子策劃襲擊的”殉教”錄像帶,但是與聖戰運動有關的網站卻經常在網上宣稱美國或以色列為了給反恐戰爭尋找借口而自己發動的襲擊,並且反恐戰爭的實質始終是”反伊斯蘭戰爭”。

結果,最不可思議和最牽強附會的觀點被塗上了一層真理和確鑿無疑的外表,這完全是因為他們不遺餘力地在互聯網上反覆宣揚一面之詞的緣故。

“基地”組織的安全庇護所

實際上,在恐怖主義組織中,”基地”組織在利用所有這些傳播手段方面顯得相當獨特。 “基地”組織從1980年代末建立和1990年代展露頭角起,其領導層似乎直覺地認識到互聯網蘊含的傳播潛力,並努力利用這一潛力來推進其戰略目標和為其戰術行動提供便利。

“基地”組織把對外宣傳列為重要任務的事實可從它在9-11恐怖襲擊爆發前的組織結構中看出。在”基地”組織最初的四個行動委員會中,有一個專門負責處理媒體和對外宣傳工作(其他幾個分別負責軍事行動、財務與商務,以及宗教公告( fatwa)和伊斯蘭教研究)。 7

據報導,於1980年代與”基地”組織創建人和首領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一起在阿富汗反擊蘇聯軍隊的埃及電腦專家專門被招募來建立網站網絡、電子郵件能力和電子公告欄。直到今天,儘管”基地”組織已被趕出阿富汗、”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行動基地已被搗毀以及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持續進行,但這個恐怖組織的網上設施仍在運行。

對”基地”組織來說,互聯網成了某種虛擬安全庇護所,在”基地”繼續展開心理戰的同時,互聯網為它提供了與該組織在全球各地的武裝分子、追隨者、同情者和支持者進行通訊聯繫的有效、快速和匿名的手段。因此,儘管”基地”組織已遭到削弱,但它仍能夠在全球製造恐懼,引起恐慌和不安。

當然,沒有人能夠預測恐怖主義在二十一世紀會以何種新形式和新方位出現。不過可以斷定,隨著恐怖主義的通訊聯繫手段繼續變化和發展,它的特徵也會發生改變。在這方面,長期以來作為恐怖主義目的和能力重要支柱的心理戰不僅將繼續下去,而且還會因新的通訊技術的發展而愈演愈烈--正如過去十年那樣。

註釋

(1) Frederick J. Hacker, Crusaders, Criminals, Crazies: Terror and Terrorism in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p. xi.
(2) Brian Michael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and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 16.
(3) J. Bowyer Bell, “Terrorist Scripts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vol. 17, no. 1 (1978): p. 50.
(4) Tina Brown, “Death by Error,” The Washington Post (19 May 2005).
(5) Dorothy Denning,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Cyber-terrorism,”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IS) Seminar, Washington, D.C. (15 December 1999).
(6) Michele Zanini and Sean J.A. Edwards, “The Networking of Terr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ds.),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1, MR-1382-OSD), p. 43.
(7)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Qa’ida: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London: Hurst, 2002), p. 57. The director of the media operational committee was known by the nom de guerre Abu Reuter—an obvious reference to the famous global news wire service.

--原載:《美國參考》,2007-07-01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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