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雍正帝为何以天子之位不惜与僧侣辩论佛法真谛？他真该当“好干佛道”的批评吗？一如世界各国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不得不提出道德呼吁，雍正大帝同样勇敢走上修行人的护法路。
天魔波旬跟释迦牟尼佛说过，虽然它无法破坏释迦牟尼佛的修行，但等到末法时期它要以魔子魔孙盘踞在所有的禅林与道场，亦即要从佛教的内部来摧毁佛教。波旬问道：“到那时你又能奈我何？”释迦牟尼佛悲悯垂视波旬：“到了末法时期，不能奈你何。”
这段对话让佛教徒对于藏身禅林道场之中，却行乱法之实者，称之为“魔”，或者是寄身在雄狮身上的腐虫（因为佛教徒自许应如同雄狮般勇猛精进，并以佛殿为“大雄宝殿”）。
予岂好辩哉？
雍正帝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就是要把腐虫逐出狮身。他以天子之位不惜与僧侣辩论佛法真谛，却被后来的史家讥为“好干佛道”，认为天子应该专注于政事，不该涉入宗教太深。赞成这种论点的人似乎不少，所以本系列文得先花点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有句西谚说：“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这是人们问耶稣基督，要不要遵守罗马的法律时，耶稣基督的答复。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说？
上帝的律法（自然法）高于人的律法，所以才有纳粹军人执行当时的“法律”屠杀犹太人，却在战后被审判的事。良知理性是天赋也就是神的律法，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人造的法律而被抹灭。杀人偿命，这是天理。
凯撒的法律与上帝的律法并非全部扞格难入，在矛盾发生时，才有选择的必要。选择遵从上帝的律法，走的是神的道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子民，归属于上帝的天国；选择凯撒的法律也许可以暂免祸害，但却是一条背离神的道路，短暂而且mortal，这样的人是个凡人，归属于凡间的帝王邦国。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苦难示现给人们看，祂最终选择了上帝的律法，祂虽被钉上十字架，但祂选择的道路却是永恒而且immortal。
当判断成为必要时
不过耶稣基督的这句话经常被人有意或无意的曲解、误用。后来有人据此主张应该“政教分离”，宗教中人不能干涉政治。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四四年的耶诞节有一段公开广播，题目为“论民主问题”，谈的就是二战局势及宗教与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他认为教会乃“人性尊严及自由的捍卫者”。人类的尊严与自由是上帝所赋予，捍卫它是教会的使命。教宗自己以行动对政治秩序做出道德呼吁。
到了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间，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天主教正式厘清这个问题。根据对《圣经》的教诲“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雅二14）说“教会领袖有责任对政治秩序做出道德判断，当个人基本权利使这种判断成为必要时。”（教宗通谕）
之后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会出现不少介入现实、与专制抗争的优秀主教。例如，巴西的阿恩斯红衣主教、菲律宾的辛主教、萨尔瓦多的罗慕洛主教、韩国的金主教以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大主教等等。面对中共，香港的陈日君主教，也是一位勇于提出道德呼吁的主教。这些主教面对的都是专制残暴的政权，基于道德判断，他们背负着不得已、不得不为的使命。
“六根清净”何解？
东方虽然没有“政教分离”这样的说法，却有一说认为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所以关切俗事的和尚会被称为“好干世法”，反过来说，以天子之尊修佛修法，则被讽为“好干佛事”。
其实在社会上与人有关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包含了政治与宗教的双重因素。婚丧喜庆、生老病死，哪一件脱离得了？“六根清净”是佛法对于个人修心的要求，而不是要人对民生疾苦、杀人放火的事都束手不顾！如果这么解释“清净”，那佛菩萨不是绝对清净？清净到那样的境界层次上，又何必管人的苦难，下世度人？所以说佛教的教义要求清修，出家人一点都不能干涉政事（即使仅止于批评或劝善），这完全是说不通的。
雪中送炭vs.雪上加霜
香港主权移交十年时有一个佛教法师为当局举行了“吉祥钟”的鸣钟仪式。同一天，主教陈日君则参加了香港七一的民主游行。
对于陈日君主教，中共喉舌大作文章，批评他是神职人员不该干涉政治，甚至以“政治和尚”称之。对于那位鸣钟的法师，中共的媒体与打手们不置一语批评，但网民却提出质疑：佛教何时有“吉祥钟”这回事？法师为何自创仪轨？香港主权移交和佛教教义有何关系？为何不是在六四那一天，不是在浴佛日，或者是在过年时敲钟，而独挑七一这一天？为何中共政协这帮子人都来一起敲钟？这是宗教活动还是政治活动？谁出的钱？
其实对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每个人的权利。随便扣上“干涉政治”的大帽子不许人们提出诉求，是一种霸道且无知的歪论。不论他是不是宗教中人，看见众生受苦，挺身而出是因为不得已，是对受苦者的雪中送炭；至于为一个迫害宗教、侵害信仰的极权政府服务，不论他是谁，那都是不应该的作为，是对受害者的雪上加霜。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会不懂。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也是人大代表的傅铁山，对于陈日君主教忧心《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傅铁山说，神职人员无论地位有多高，都应该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姑且不论傅铁山错解了这句话（对此陈日君主教的反应只是一句：我知道他是不得已的），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会又添上“爱国”二字（这种由强权标榜的“爱国”，其实是“爱党”）。试问，他与陈日君主教哪一位才“政治”？哪一位才真的守住教义，守住耶稣基督的教诲？
回头看看雍正帝，他真的该当“政教不分”、“好干佛道”的批评吗？（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51期【历史新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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