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有了理性的逻辑思维，将人的思辨能力发展到了极致，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正因为这个理性无穷的诱力，使人无法争脱理性的枷锁，终将受理性所蒙蔽，理性的欲望是要挑战这个无限的宇宙世界，探究出它的奥秘，问个水落石出。但这个无限的宇宙世界，怎么有此可能？因此就形成了二律背反，人获得绝对自由或打破沙锅问到底是不可能的。
就我们退一步来说，以康德的理性批判，从理性回归到知性、感性中去实栈道德律令，以达到“至善”为目的，得到人生的绝对自由。但这个“实践理性”虽然说是“静观”，还是有所“思”的，有所执的，他所执的道德律令虽是形而上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但他这个观念也是他思的对象。他形成一个理性观念后，然后将他的知性、感性来对此作目的论的直观、认知，其意识还是有意向性的。
人生就是要“思”，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个“思”伴随着你的一生，你无法摆脱它，你一思，肯定意有所指，这个“所指”就是对象。有了对象，你就与这个世界发生矛盾了。可以说，有意识就有矛盾，因为有所思就有所相。有矛盾的人怎么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儒学对天命作形而上的道德观，我以为还是走不出康德的实践理性范畴：我们看儒论天道，看似无执、无相的存有论，但其将天命下达到人性、万物之情而论，这个天就有所执，有所相了。
不过他是将不可知之知“天道”来上下作论的。当他说道德时，说人性善是从天道上来的，万物都是由乾坤生的。但说到天道时，又是无声、无臭、无象的。这明显是执天道存有而论，与基督教论上帝没有多大差别——将不可知之知来个阐述，即做目的论的静观。
由于理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西方哲学走到理性的尽头后，不是回归到自然主义（如斯宾诺莎）就是走向神秘主义（如谢林）或独断主义和怀疑论者（如休莫）。
可以说，自康德宣布理性的局限性和点出“物自体不可知”之后，西方理性哲学已走入死胡同。自康德后的哲学家，就开始兜圈子了：黑格尔是“圆圈”说，胡塞尔是“括号”说，他们都在理性内兜圈子，不敢越理性雷池一步。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内圣外王”问题，牟先生认为儒学的“内圣”可开出现代的民主论来。而学者林毓生先生则批评这一论说（林毓生：《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刊《读书》杂志，1996年12月号），认为牟先生这一处方，是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有点病危乱抓医的味道。
以我看来，牟先生是从人心性上来看问题，只要人心修正了，都按孔孟之道行事，民主就自然形成了；而林先生则是从更宽泛的西方民主面看问题，民主不单是人心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契约、权力制衡等方方面面。
牟、林两氏都是现代中国的大儒家，俩人各有各的道理。现代新儒家们对孔孟之道的哲学内涵虽然诠释出来了，但亦有人看不到它达摩剑的两面刃：儒学主要是靠自我的内修，来达到“内圣”的境界。即自我的反思，自我的约束，自我的修心养性。他顺德性而索，直通天命合而为一，就叫做“圣人”了。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