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已达知人、知天地、通鬼神的境界。就是说，不仅人的一切知识难不倒他，连天地、鬼神是怎么回事他都清楚了。这个“圣人”在世界上就可“从心所欲”，自由自在了。但孔夫子为什么要在他的“从心所欲”后面加了“不逾矩”三字呢？这就是儒学的利害所在。
圣人我们就不说了，假如一个人修炼到“知人”的地步，但天不怕地不怕（还没有达到“知天、通鬼神”的地步），他手中又握有世间的权柄，他“从心所欲”起来，谁人拦得住？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惨烈就是一个例子。儒学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野心家的发生呢？即“行己有耻”。
儒家是靠内在发展的自我修炼来提升道德的水准的，没有基督教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的神力束搏，从小就对上帝有了敬畏。而儒教不同，他要到知天命时才能对天的敬畏。这个“知人”而还不“知天”的时期，正是人生出世做事的作为阶段，单靠这个“行己有耻”来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未免太脆弱了点。
故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明君、暴君不断交替上演，而产生不出民主来。这不是儒学的文化内涵不够，而是它在道德修行中间期出现一个弱项。这就是儒学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达摩剑两面刃。
我们试想，中国的士大夫们学习修炼到“知人”时，他对人性的弱点了解得是那么一清二楚，但他又没有修炼到“知天命”的地步，对“天地”、鬼神无所畏惧。这种人在握有一定权柄时候，什么事不敢做？什么事做不出来？
不说人对其无可奈何，就连鬼神也得退让三分。现代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那些官员贪污腐化，无恶不作，说没有那个国家有如此无耻之徒，因此就认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不好；而另一些人看到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又说是儒家文化的优越。这种两极化的看法，正是这个弱项文化的折射。
明末清初的顾亭林，对儒家文化这个弱点看得最清楚，他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图书出版1985年3月第1版，57页）目前中国大陆之乱源，乃士大夫层之“国耻”也。
此外，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外王”说，若以儒对圣人得道解，我则以为，这个“圣”以达到孔夫子“从心所欲”的境界为圣的话，则“外王”是不存在的。
一个人自由自在，在于他无对的“自我”（即“吾”），而“外王”则是“非我”的映射。两者是互相对立的，除非圣者还是个入世之人，一个还有所作为的人。但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为圣者——没有纰瑕的人，这可能吗？
只要你有所作为，就有矛盾的对立统一，就是说，你在世间做事，总要有所判断，有判断，就有所谓的对错与是非。有动机的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人。
牟宗三先生的“外王”，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大概是讲“圣迹”。其圣有迹可寻。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