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东伟:十年前我所亲历的“4.25”

卜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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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80年代我在武汉上大学,当时正值全国气功热。因为我学的是生物,所以对气功这种特殊的生命现象很感兴趣。那时我和妻子(当时的女友)听了不少气功报告,但是不管那个“气功大师“多有名,也没能回答我们心中种种对生命的困惑。

直到96年10月,我们有幸看到《转法轮》一书,觉得心中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所以就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们两人炼功后精力充沛、工作兢兢业业,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就只是周末去公园炼功。

98年初,我们搬了家,新家在北京紫竹院公园附近,当时紫竹院公园的牡丹亭有一个很大的炼功点,我们刚开始去那里炼功的时候大约有一百多人。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实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各建了一个炼功点,那两个炼功点到后来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炼功,我们每次炼功回来都觉的身轻体健,神清气爽。

我当时在一家大型外贸公司工作,由于业务需要,经常浏览一些国外网站和媒体。99年前大规模的网络封锁还没开始,所以网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据(中国)安全部的统计数字,修炼法轮功的人高达七千万。中共承认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数量。

看到法轮功修炼者有七千万,我一点都不意外,从我们炼功点的炼功人数增加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么好的功法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学。只是“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这种说法让我觉的奇怪。法轮功是修炼的法门,一群修炼的人构成了法轮功群体,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且当时很多党员、政府官员也在炼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和共产党并不是两个对立或并行的团体,放在一起比较有什么意义呢?比如,在美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统计,说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人数。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97、1998年的时候,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升迁,早已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了,所以才放出这种风声来。

1999年初,为了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我们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每个周六下午约七、八个住在附近的学员一起读两个小时左右的书,然后大家谈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的修炼体会。修炼人在一起,谈论的不是社会上都在关心的名利是非等问题,而是自己生活和工作中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 忍”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碍,去掉了不好的行为和思想。现在回忆那段时间真的很美好,学员之间比学比修,真是一片净土,一片乐土。

99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像平时一样学法、交流,差不多到要离开的时候,来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天津教育学院的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走火入魔。天津的学员到杂志社澄清事实,但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殴打了去杂志社编辑部讲明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那个阿姨说有一些北京学员决定明天去中南海的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大家可以自己看情况去或者不去。大家商量了几句,有几个人说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说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议去北京上访,那我们北京的学员更是责无旁贷了。

1989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的6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屠杀学生事件。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6.4”的人,我知道,共产党对于群体性的上访很可能采用镇压的方式。但是,我们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炼功后不但身体健康,而且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况且,法轮功教我们真、善、忍,我们怎么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有关部门呢?那时,也确实尚对共产党报有一些希望,以为它在六四后多少有点改变。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左右,我和妻子就来到了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没想到已经有很多人来了,马路两侧站满了人。因为人太多,我们最后就站在了中南海北门的对面。虽然人多,大家都整整齐齐的站在马路沿上,还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顺畅。有很多车辆来往,还有不少车里的人拿出相机照相,直到后来警察把几条路都给封了,车才少起来。

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大多数学员既没有喝水,也没有吃东西,是因为那时北京的公共厕所还不是很方便,如果这么多人都去上厕所,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使用。我记得有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从北海那边一路向西走过来,捡拾地上的垃圾纸屑。其实那时地上除了警察丢弃的烟头外,法轮功学员没有往地上扔任何东西。所以那个小伙子手里的塑料袋里基本是空的。

据说这件小事让中央高层某些人很震惊,觉的法轮功组织性、纪律性很高。其实对于修炼者来说,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觉行为,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组织纪律。

我们站的地方不能直接看到学员被接待的情况,但不时的会从队伍中传过来一些消息,告诉我们已有学员代表被带入中南海陈述情况了。大家都在耐心的等待着。因为等待的时间很长,也有一部分学员在一些空地坐下来打坐或者看书,但很少有人说话。所以有不少行人停下来向学员打听“你们在干什么呢”,因为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从表面看还真是不知是干什么的。

我的父母早就定好了周日从老家坐火车来北京探望我们,傍晚到达,所以我和妻子在傍晚的时候就先离开了,去火车站接他们。后来听说大多数学员是在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离开的,说是中央已同意解决天津问题。

星期一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没想到的是同事们竟然都在议论昨天我们去上访的这件事。有一位同事说她舅舅是大巴司机,昨晚接到通知公司几十辆车都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准备随时到中南海拉人,“但是后来那些法轮功自己走了”。我跟他们说昨天我也去了,同事们都很吃惊:私下里劝我要小心,还有人告诉我别再告诉别人自己去过中南海了。而我因为自己当时在现场,觉得那天的气氛那么平和,所以并不认为有什么严重的,更没有想到这次和平上访已成为了震惊中外的“4.25”事件,很多国外媒体都予以了报导。

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明显增加的紧张气氛。首先,紫竹院公园的炼功点上来了一些很奇怪的人。我们炼功的时候,他们自始至终带着墨镜站在旁边。有教功的阿姨上去问他们要不要学,他们摇头,也并不离开。甚至有一天炼到一半下雨了,我们不走,他们也冒雨继续“观看”。

6月中旬,单位传达了一份文件:《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我想,这件事可能是妥善解决了吧。

然而,时隔不过一个月的7月20日,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至今长达十年的镇压和迫害。这十年间,法轮功学员承受了巨大苦难,但从未还以暴力和怨恨,依然像当年“4.25”时一样,和平理性的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十年中我自己也曾两度被投入中共的劳教所,经受了严酷的身心折磨。但是,这种无理无度的迫害非但没有改变修炼者的正信,反而使法轮功走向了世界,让更多国家和族裔的人认识了真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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