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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评论第12集】

横河:六四对当今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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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5日讯】(希望之声《横河评论》节目)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六四20周年以后,看一看六四发生的事情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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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四和往年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特征,是国外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对六四的纪念活动要超出往年很多。虽然每年六四都有一些纪念活动,也有一些文章。但是像今年这样子各大媒体广泛的报导,而且非常广泛的采访,这种情况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

今年主流媒体大量的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有关的学者还有一些当事人。特别我看到就是像CNN。CNN在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在北京它有一个工作小组在那里,几乎是日以继夜的在报导当时发生的情况。后来就接到他们在亚特兰大总部的通知,要关闭CNN在北京采访的办公室,然后全部撤回。

今年,CNN采访当年在北京采访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采访小组的主要成员。回忆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各个媒体也广泛的找出当年的录像片来进行播放。所以今年在国外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在国内大家知道,天安门是几乎处于关闭状态。当然有一些记者有一些媒体也会到天安门去采访。不过天安门的警察、便衣要比游客多的多。CNN它专门有一个节目,就是CNN的摄影组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访的时候,一些便衣用打开的伞挡住他们的镜头,所以镜头必须要不断的躲避这些挡着的伞。

另外,就是大量的访民被抓。马家楼那边已经关了上万人了。国内各地的纪念活动,也比以前要明显。很多人提出来穿白衣上街,这些在以前并没有达到如此的广泛。虽然说整体上不管是网络自我限制也好、或者是受到命令关闭也好,大量的网站以维护的名义被关闭,但是对于六四的纪念活动,仍然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进行着。

各地在六四前抓了很多人,这些人还不仅仅是跟六四有关的。像在江苏有些地区,大量的抓的是法轮功学员,而不是跟六四有关的。另外今天有报导说,在六四期间,很多维权律师被软禁在家,告诉他们不能出门。也有律师被抓,像唐吉田律师,著名的维权律师,就被警方带走,到现在下落还不明。

香港今天的纪念活动是比较大规模的。一共有15万人参加每年一次的烛光晚会。香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事实上在六四以后,每年能够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的,在全世界也只有香港。其它地区没有这么多人,虽然每年都有很小规模的,但像香港每年几万人的悼念活动,是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今年有15万人,规模是达到这么多年来的最高。

另外一个是根据赵紫阳的录音所整理的回忆录出版了。出版以后,虽然中国大陆禁止了,但是显然已经有人把它扫描了以后上网,所以在国内通过P2P,已经能够下载了,而且下载的速度很快。据说上网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已经有一千多人去下载,已经有几十个人下载成功了,在大陆显然已经开始迅速流传起来了。

这是今年六四在各地的一些纪念活动,当然还有六四的当事者在美国的华盛顿聚集。有当时的学生领袖、还有市民等各方面的参与者。这是海外比较大的一次聚会。我们现在看一下20年来,六四以后对中国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六四究竟当时提出了什么要求?各家各派说法不一样。即使是参与者说法也不是完全一样。据我个人看六四主要提出的口号其实是“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这个是比较一致的。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以纪念胡耀邦为导火索,但是很快提出来基本上集中在“腐败”这个方面。后来参加的阶层多了,参加的人多了。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团体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口号。

比如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从1949年中共统治以来,媒体一直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被控制在中共手里面,是完完全全的喉舌。人们说:中国的媒体享受过几天的新闻自由,那就是在六四之前的几天。那时候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是真正的提出了要求“新闻自由”的这个口号和要求。比如上街游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标语是“不要逼我们撒谎”。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根据他的行业的特征所提出来的要求。但我个人认为,它是各个行业提出来的这些要求会融起来的,可以说提出了一个兑现宪法里面所允许给公民的自由,这些要求是提出来的。但是重点来说我认为整个运动当时还是集中在反腐败方面。

20年以后,这个腐败到了什么程度了,据官方自己的调查。公款吃喝一年已经达到了9千亿。特权阶层不仅是已经形成,而且是占据了中国大陆的官场上上下下。政治局常委的子女,没有一个不经商,没有一个不发财,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这么大的权力在获取他们最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是最高层。

到中间层,我们知道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赵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就有谈到中国大陆财产超过一亿的富豪,一共是3,220人其中有2,930多人是高干子女。也就是说超过一亿财产的富翁,91%是高干子女。而且他明确的说明了他们的财产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这就是特权到今天发展的情况。

而且这个特权还不仅仅于这些高层的太子党们,一直到权力最低层的包括乡镇。我们知道中共它的权力机构和以前各个朝代包括国民政府时期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各个朝代到国民政府它的统治不下县,是在县一级就为止了。而中共的统治它是从县往下一直到乡镇,当然在村一级也有它统治。但村一级它不属于脱产的国家干部。脱产的国家干部一直落实到乡镇。像这一次发生的邓玉娇的案件,强奸或者是强奸未遂参与的人,犯罪份子就是乡镇最低层的,还不是乡镇官员,而是乡镇的一般行政人员,也就是说在乡镇跑腿的,中共权力系统最低层的人。它的特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从上而下,无人能够幸免的。

五月份的《开放》杂志里面就谈到了中国的基层官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些人多半都有一些精神病的状态,其原因特别指出了一些自杀的人。这些人往往是比较老实的,不能够随波逐流的,不能够在这个系统里面心安理得生存的人,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的道路。列举了很多案例,就包括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个被提升到宣传部,他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地震中死亡,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

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之内,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够心安理得生存下去的,基本上都是特权阶层的人物了。哪怕是最底层的人。这就是今天20年以后,当时人民要求反对的特权,经过20年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20年来我们不提其它的东西,不看中国全面的变化,包括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我们都不去讨论,因为那个课题太大。我们只是看一看,当时六四提出来最主要的要求,是要求当时的党和政府改革的这些东西,今天改了没有。显然六四当时提出来的反腐败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历史己经证明了。恰恰不像中共发言人在上个月所提出来的,说历史证明了镇压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的是,历史证明了,中共整个集团对人民的敌对和对财产掠夺,都恰恰证明了,20年来,这些方面没有得到改善,情况反而越来越糟。

对于西方主流媒体关于六四的报导,有很多很多的文章。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是6月3日发表的,是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杰克比(Jeff Jacoby)在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通向痛苦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China’s socialist road to misery)。

他在第一段里面就简单的描写六四天安门事件和他的一些看法,然后他笔锋一转就转到了20年来,中共的统治一点也没有变得更加仁慈或者软化,而是随时准备粉碎任何一个对抗极权统治的人。他把笔锋立刻一转,就转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他说,这是证明中共极权残暴的例证,他列举了很多事实。

这些事实就是从各种的酷刑,从独立第三方调查的结果,包括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包括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自己提供的证据,包括中国律师挺身出来为法轮功做辩护,来说明北京当局,它们捍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只是一条不容异己的道路。

他也提到了迫害异己的手段越来越残酷,对家庭的教会基督徒,对西藏的佛教徒,对追求自由民主的异议份子,对那些不听共产党命令的记者,还有在劳教所的接受改造的被囚者,还有不遵守一胎化规定的妇女等等。

这篇文章,他比较全面的在人权的方面,分析了六四以后这20年来,特别是镇压法轮功以后,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他最后引用了一个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曾经写到的一句话。他说:“首先,中国是个压制人民的政权,北京当局唯一不变的政策,就是彻底坚守列宁独裁统治路线。”这个作者最后说,在“1989年是如此,现今还是如此。”事实情况确实是这样。

我们谈到六四,就不能不谈到一个六四镇压的直接结果,就是强硬派江泽民从上海在临退休的时候,被直接调到北京。自此以后,中共采取一个策略,就是用经济高速的发展,来维持它的统治,而对任何不满意采用武力镇压。对任何民间产生的不满;或者是认为对它们的统治会产生威胁或者产生挑战的,用武力来镇压,因为六四开了一个先例,就是直接对民众用开枪的方式。

所以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汕尾血案,包括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现在动不动就出动武警开枪镇压。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在一个稳定、统治者和民众都有信心、都有自信心的国家,这种对和平时期的民众开枪的行为,是任何一 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己经变成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一种常规措施了。

我们再看看,实际上在六四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违反中国的法律、宪法,甚至是党章这么一次行动,因为把赵紫阳赶下台和把江泽民扶上台,不符合任何法定的程序来改变领导人,而且也违反了中共自己的规定,因为并没有经过政治局或者是经过全体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讨论决定的,而是由几个人商量了以后就决定把总书记赶下台了。

这个作法就造成了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中共统治是属于党的统治,而 且是通过运动,各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而不是依据一个正常国家的机器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统治的。这个统治一直到文革的时候,它都没有变。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之前,它基本上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系统,基本上是靠各种文件和毛泽东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确实是在法制的方向,进行过一定的努力。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那么就有必要在法律和政治生活方面有相应的措施,能够保证这个转型能够完成,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花了很大的精力,企图让国家纳入一个比较正常的法制的轨道。
但是六四以后,因为六四的整个处理是离开了法制的轨道,包括在六四调动军队,在北京屠杀北京市民,以及后来对参与六四的人的追杀。这一切原来都是毛泽东时期的这种政治运动治国的方针,政治运动治国的措施,所以使得这个法制建设就失败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法制建设再也没有恢复到六四以前,整个80年代的时候,努力的想建立起一个法制社会,那个时候再也没恢复。这个事情对后来中国的大规模人权迫害,就是迫害法轮功也有很大的影响。

谈到六四的话,我们知道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不大会被别人记住,其实它对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是1999年的6月7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的领导进行一次讲话,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宣布要成立一个610办公室。当时没有叫这个名字,当时就是说要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在3天之后,6月10日这个办公室成立了,这个办公室后来以成立的日子叫做“610”办公室。

严格的说,这是一个非法的组织,这个非法组织成立的目地是什么?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一直没有法律依据,一直不可能用当时任何的法律条文来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因为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法律。为了使这个迫害能够进行下去,它就必须把当时存在的法律体系抛到一边去,然后用另外一个法外的机构来执行这场迫害,所以就成立了一个610办公室。

这个非法组织一直存在到今天,只要有这个非法组织的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法制。这个610办公室不仅存在,而且从去年奥运开始到今年的“6521工程”,它的活动明显加强。在几年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610办公室不在在公众面前出现,也不在媒体上出现,而现在又在政府的网站,在媒体上广泛的进行报导。当然伴随着它的活动明显的加强,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明显的加强。

这种类似的思维,就是从六四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她们20多年来一直在悼念她们在天安门被屠杀的子女,她们一直在非常艰难的找寻她们子女的名单,想要求政府给他们正名。但是中共一直对这帮人进行迫害,这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战争结束以后对于失败一方的个人是没有惩罚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当通过战争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以后,参与者其实是没有罪的。参与者只是在这个政治当中,他失败了,他本身是没有罪的,除了犯了战争罪行以外。所以他们有战争,但战争之后没有仇恨。

我到美国来以后,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在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到现在还在挂当时南方邦联的旗帜。要按我们一般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话,在一百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打完以后,那北方应该把南方所有的跟战争有关的东西,跟他们原来的制度、跟他们系统有关东西都应该消灭掉,不要说把人的肉体消灭掉,这些东西都应该消灭,但事实上并没有。南方在战败以后,重新成为美国的一个部分以后,他们仍然保留了很多邦联的旗帜。

中共却是保留了仇恨,因为天安门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些天安门六四那天和之后几天被屠杀的民众、伤亡的人,他们的亲属要弄清他们伤亡的原因,要追究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举动,仍然被迫害了这么多年。六四当时被抓的一些参与的人士,到现在还有人在监狱里面,有的人被关了很多年。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违反法律,并没有违法什么。但是显然在中共看来只要是中共认为是敌人的,中共把你划成是敌人的,那么这一部分就可以划到法律之外去,不受法律的保护。

这就跟现在迫害法轮功一样的。到现在为止,中共公然提出来的是不能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事实上在中共所制定的一个重大案例的汇报制度,其中就包括了这么一条,如果你要做无罪辩护的话,你必须得到司法部门的批准,也就是说它特意的制定出来一些法律之外的规定,能够完成它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不是遵守法律。这种思维就是对一部分人可以不讲法律,而且必须不讲法律。那么造成后果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当他们接手了一些所谓的敏感的案子以后,很快的他们就会遭到迫害。最近公布的一个北京律师事务所根据司法局的要求进行整改的文件就充分说明这点。它里面讲到了几个案子。一个是维权的案子,就是四川的农民发生群体事件的案子,一个律师接了这个案子没有进行汇报。另外讲了两个律师接手了法轮功的案子,没有按照重大案例的汇报制度。还有一个是有两个律师参与了要求北京律师协会直选的活动,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当今社会当中,有一连串的对于法律制度的迫害。这个法律制度的迫害,我们如果追寻过去的话,中共它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遵守法律,尽管在法律制定过程当中让中共已经占了很大优势的情况下,它仍然不愿意遵守这些法律,那么追寻回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先开始违反是从六四的时候。

六四的时候对于领导人的处理,对最高领导阶层的处理,对戒严法的实施,以及后来参与六四人的这些处理,都是不讲法律的。这个不讲法律就把前面中国制定法律的努力给破坏掉了。又回到了以前人治社会。这个人治社会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就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就彻底的把法律抛到一边去。以致于到今天迫害法轮功10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才发现,这10年的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我们看今天中国现状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两大事件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起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个是1989年,20年前发生的六四。我们不谈文革以前,(只谈)文革以后,这个国家把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想走上一个正规的治国道路以后。事实上我们看来这条道路没有成功,因为在政治上仍然是没有法律的,仍然是特权阶层统治的。其原因就跟在这之间发生两次重大的侵犯人权的运动有关系。一次是20年前的六四、还有一次就是10年前开始的迫害法轮功。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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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5 9: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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