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丁子霖写出了《“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里面有她调查收集到的96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包括姓名、年龄、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我曾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在六四屠杀六周年那天发表在《世界日报》周刊），指出“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受害者，比记录幸存者的“辛德勒的名单”更珍贵，更沉重。

不久前，朋友寄来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接到书的那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以后再细读。但刚翻了几页，就放不下来，手中的书越来越沉重。这是一本“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书，这是一部凝聚着年轻的生命的碑文

(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报道)英文版《天安门文件》及中文版的《中国“六四”真相》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两位英文版编者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耀玲采访时说，这本书出版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之大，他们始料不及，而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人何频则表示，从销售量来看，“六四”并没有被淡忘。

但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无价”，若不依托实际的“价格”，就毫无意义。在奴隶社会，一个奴隶要是被别的奴隶主或自由民打死，“肇事者”还是要赔偿的——赔给拥有这个奴隶的人。至少也得赔上一头牛或一头驴之类，只要翻翻古代法典就很清楚。

前所未有的10年经济繁荣，使华尔街的股票不停地狂涨，乃至大部分美国20岁以下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股市还会下跌，因为他们自懂事起就没见过这种事。被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所吹起来的股市泡沫，于去年底破裂。顷刻间，股票的暴跌，又使财富去如过眼烟云。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里，不知有多少家的悲喜，随着股市而沉浮。然而，我们的幸福...

消费科技使别人随时随刻都能找到我们，改变了我们对时间与安宁的感觉。移动电话插在口袋里，掌上电子地图在手中，call机在腰带上。传真机与电子邮路同时送来信件，还加上移动电话也同时响起。这些科技让我们像24小时商店，永不打烊。“宁静”一词如今用不上，“压力”一词倒是常用词。同时，我们梦想到乡下去。

现在常听人言，浮躁的清华，褪色的北大。清华学子在呐喊郁闷，而北大则甘当精神侏儒。当北大之大，已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灵柩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笼罩在中国高教界神圣光环之上的那片密布的乌云。我们还有拨云见日的希望么？也许还有，但还很漫长，漫长得几乎足以湮没所有希望。

近来举国上下沈浸在申办奥运的热潮中，尤以北京最为炙热。市民们开始学习ABC，建起了申奥英语角。申奥小使者用画笔画出了花朵般的申奥愿望。天安门广场万人自行车骑行，虽然乱烘烘但目标一致的支援申奥。市长刘淇宣布，申奥的信心比以前更坚定了。申奥大使杨澜也为申奥推波助澜，在电台狂聊"申奥"。喜欢凑热闹的老美们也不愿置身事外，你看...

按理说，这几年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却爸爸要补肾，妈妈要补血，爷爷奶奶要补钙，“小皇帝”要补脑。过去，人家叫咱“东亚病夫”；现在，人家又叫咱“东亚药夫”。　　

人们对走穴一词并不陌生。开此先河的是某些歌星、影星们。随着演出市场管理的日渐规范和广大观众的日渐成熟，"星们"走穴似有降温迹象。这无疑是件好事。与此相反，时下少数医生走穴却悄然升温。

举世闻名的水利奇迹都江堰，将因紫坪铺水库建成而不复存在。这一已运行了二千多年的水利工程，不该消逝，而应有更壮丽的前景。希望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劝阻中国当局停止这一愚蠢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但五十多年中没有一天实行言论自由。中国官方认为，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凡是不合官方意志的演说、文章、大字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言论”，可以定罪判刑。反对政府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政府代表国家但不等于国家，即使现存政府垮台也并非国家丧失主权...

本文提出：以消灭私有制为天职的共产党，以“大公无私”自我标榜的共产党，自称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政权，乃是地道的私有化的政权。它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私有化政权的衣钵，用欺骗和暴力作为手段，剥削压迫广大人民，谋取他们一帮人的私利。老人政治，贪污腐败，接班斗争，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

本文是“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对八九运动的反思。他认为八九运动为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场和平、理性、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可惜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未能有效与学生合作，并且“拥赵倒邓”，铸成大错。

继承毛邓思想的江泽民，对扼杀民主力量、确保极权制度的方式、方法、手段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他的狡猾、阴险、毒辣手段源于毛邓，高于毛邓。他更善于“地下工作”：

十二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大屠杀 ，在每年六月四日 ，中国人民和支援正义的世界人民都会回忆和纪念那场伟大的学生和市民运动 。

许小年在这里指出的，使改革者的全部努力收效甚微的，是深植于社会成员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通过“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迫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将自己的行为“短期化”。

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说﹐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她不象亚洲大多数国家那样﹐能够不同程度地遵守一个国家应遵守的现代国际准则。

中国老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当前中国出现的人、财、物的“大逃亡综合症”，表明在那里，人心已散，人心已死。祖祖辈辈在那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成长、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如今却对那块土地彻底绝望，从而争先恐后，背井离乡，逃离家园了！这是一幅何等摧肝裂胆的画面。我实在已记不得在哪个朝代出现过这样大规模逃亡海外的惨剧了。古人曾说...

"六四"将至，在网上看到郑义先生的《未完成的忏悔》和鲍戈写的　《"血的教训"在哪里》，心生某种同感， 也想写几句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最困扰中共的大事，是八九民运冲击中共统治所导致的六四屠杀，就是法轮功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六四后社会腐败和信仰危机的产物。毛泽东时代，人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邓小平时代，人们为了争夺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到了江泽民时代，人们同时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于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国社会的道德...

陈乐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撰文，主张把蔡元培墓从香港迁到北大未名湖，理由似乎是北大为五四策源地，作为首任校长、一代宗师，理应叶落归根。而不久又听到斯诺夫人要将斯诺墓迁出未名湖的传闻，一入一出，发人深思。 斯诺夫人的动意是因人大拒绝她和人权活动家丁子霖教授接触而引发的激愤之词，属于“城门失火，殃及池渔”。而迁葬蔡墓之议...

针对加拿大卡加利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中国驻该市领事馆门前展示巨型“毋忘六四”广告牌，中领馆作出激烈反应。领事馆发言人刘侃在该市英文“卡加利先驱报”特为此事访问他时说：“中国领事是卡城的贵宾，该广告的讯息不友善，并非待客之道。中领馆除要求马上拆除广告牌外，并指卡城华人绝大部分支持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赞成中国实行民主者祗有四、...

无论何新的哲学和宗教观如何“新奇”，他的人生基础哲学不对，终归是面向专制权贵而不是芸芸大众的舐痔哲学和逐臭宗教观，终归是逐臭之夫。《吕氏春秋溯J合》有逐臭说：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

笔者对这一群体的出路与自我觉醒持相当不乐观的态度。有人称这一代人为“精英”，笔者却大不以为然。这一代人僵了。几十年的大起大落翻手云复手雨，加之时代与地域的反差与错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精神的调节限度，而使这一群体很难在这尴尬的境地中自我定位。历史造就了这尴尬的一代。可喜的是，爱国者的子女们大都对上一辈的爱国情结不屑一顾...

在”六四”这个特殊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向十二年前的今天惨死在北京的数百名“六四”无辜者表示沉痛哀思，愿这些凄苦冤魂的在天之灵早日得以安息；愿“六四”死难者眷属能够更加坚强地凝聚在一起，早日讨回天理公道；愿人们永远毋忘“六四”，愿祖国不再重蹈“六四”覆辙！

从4月迄今，美国股市似乎有了回春的迹象。那斯达克指数上扬了大约40％，道琼工业指数则回涨大约20％。于是，乐观者遂宣称减息效应业已开始出现，美国已距衰退愈来愈远，下半年复苏可期。

1939年，人在美国纽约的国学大师林语堂，受友人之托前往华尔道夫饭店，欲代为转送一封信函，却因种族歧视的问题被挡于饭店门口之外；62年后，来自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在美国安全人员的严密保护下，风光地走进华尔道夫饭店，下榻在35楼的总统套房，成为半世纪以来第一位造访纽约的中华民国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