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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日讯】 〔《争鸣》 编者按〕本文提出：以消灭私有制为天职的共产党，以“大公无私”自我标榜的共产党，自称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政权，乃是地道的私有化的政权。它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私有化政权的衣钵，用欺骗和暴力作为手段，剥削压迫广大人民，谋取他们一帮人的私利。老人政治，贪污腐败，接班斗争，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
近年来，人们已逐渐抛弃了按照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把国家区别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较习惯根据社会的政治制度划分成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两类。这样分辨比以前清晰、合理，但仍然有一个极重要的概念被忽视了，即民主社会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民公有的，可称为公有化政权；而专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只被个人或团伙占据为私有，可称之为私有化政权。
私有化政权也可称作政权私有化，广大国民被摒于政权之外，在巧言欺骗和暴力镇压下任由小部分人驱使，处于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而掌权者则组成庞大的特权阶层，高踞于人民和法律之上，贪污腐败、为所欲为。
中共王朝就是典型的私有化政权。它是历代农民起义重建封建王朝的翻版，所不同的只是以政党的名义集体占有国家权力。
纵观历史，被人民推翻的政权都是无法摆脱自身腐败堕落的私有化政权，古今中外、无一能免。
专制政权老人治国
不必远看，中国近代人们较熟悉的几位独裁者：慈禧、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在年老昏聩、专权之际，有谁做了好事？慈禧戊戌政变，幽禁光绪，重新临朝之后，把中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所经历者终生难忘。邓小平“六四”屠城之举，人民至今伤痛犹在。如今的江泽民又如何？出访他国常常言辞混乱；对待香港记者的提问，词穷之际竟摆出泼妇骂街之态；尤其是他极力主张的剿灭法轮功，很大程度上是情绪之作。如此老病、自私、偏执的人掌握国家命运，小则丢脸、掉价，大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深重的灾祸。
看民主国家政府首脑，多为年富力强者；而专制政权的独裁者，却以老态龙钟者居多；究其原因，政权私有化是根本。因为统治者不是由人民挑选的，而是凭借武力占据政权的个人或团伙，他们和占山为王的强盗一样，抢来了便是自己的。因为抢到手的是一个国家，是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财产，自然就要一直霸占到老，霸占到死，这就是老人政治的特色。要霸占住国家政权不被别人夺去，最主要是占有军队，掌握刀把子，这种历史上靠操刀统治别人维护地位的山大王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没有变。
争权夺利的怪胎——接班人
把人民权力窃据为己有的中共王朝，有一个怪诞的产物，名为“接班人”。
“接班人”的名字不难理解，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因为中共声言自己的事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老一辈“谋”到死，还没“谋”完，就要由后一代接着“谋”，所以培养“接班人”就顺理成章。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什么货色？说穿了，就是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继续做皇帝。所谓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谋权力、地位，不同之处只是名称好听，更具有欺骗性而已，其本质和历代封建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就是为了夺取权力、地位，得到优裕的生存条件。这是历代农民揭竿而起的宗旨，也同样是中共革命的目标。因此，中共王朝也同历代王朝一样，从初开始内部就充满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的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利争夺史；所谓中共内部的历次路线斗争，就是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只不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自然要把自己描绘得风风光光，把对手涂抹得其丑无比，这是中国几千年的老把戏了。
不论如何占有权力，最终都万岁不了，还是要死的。想到断气之后大权要旁落，死了也不甘心。既不能明目张胆地把国家政权交给自己的家人，又要名正言顺地霸占住，自己死后，家族、裙党仍可得利，万全之策就是找一个不是儿子的儿子。千思万虑、费尽心机，“接班人”这一怪胎便应运而生，这也确实是中共王朝的独裁者煞费苦心的“创造”。
挑选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从自己的党羽中挑选坚定不移、忠心不贰的追随者，并利用权势，合法地指定他为自己权力的继承人，如此便可以光明正大地把权力霸占下去。
做“接班人”看起来幸运，其实也因此多为命蹇者。中共王朝的私有化政权在延续过程中，被钦定的“接班人”有过五人，但没有一个能够一直干下去的。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死的死、关的关，今天颇能自由的华国锋也是手中没有一点权。
与人民对立的关系
私有化政权所有者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不是由人民通过法律程序推选、认可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对人民自然就没有责任和感情的回馈；权力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认可，也自然不受法律的约束。
在他们的眼中，法律只是用来维护手中特权、约束人民的条令而已。他们随时可以运用法律，给那些不甘心做奴隶的人冠之以任何罪名，逮捕、坐监、或者处死。他们从不畏惧民意，在他们看来，民意只不过是用强权控制的扬声器，可以由他们任意使用。就是真正的民意也无所谓，永远不及刺刀、枪弹和坦克有力。在毫无人性的强权、暴力面前，民意的表现大都是怯懦的。人民真的敢于站起来，表示对黑暗统治的不满，他们就会以残酷的暴力来对待，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邓小平，在这方面都有过“杰出的建树”。
为了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他们在口头上把人民抬得很高，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万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当“国家主人”对“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稍有不满的时候，这些“人民的公仆”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主人”送进监牢，甚至用坦克把“自己的主人”压成肉饼。血写的历史比任何墨写的谎言都具有说服力，这正是私有化政权的占有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人民在统治者心目中占有如何的地位，正像江泽民对人权的解释那样：“人权就是生存权。”何谓生存权？就是能够呼吸和吃饭的权利。以此类推，猪、狗及各种生物都具有江泽民所谓的人权。平等的人权和公正的法律是人类和谐生存和公平竞争的保证。离开了这个保证，社会的特权阶层必然会长期存在下去，为所欲为，鱼肉百姓；而人民大众也势必长久处于被剥削、压迫、凌辱的地位。
利用民族主义转移矛盾方向
私有化政权的本能，是维护统治者个人或集团自身利益的，他们因而无法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要坚持下去，就只有对人民采取欺骗和镇压，而欺骗中最常见、最有效的，就是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矛盾方向。
统治者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就要把自己扮成为国家人民争夺权益的英雄，向国民显示自己在本国对外发生各类冲突时，能为国民夺得胜利，赢到尊严。他们并以此为理由，扩张军备，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向国民和外界炫耀。当然，其主要的目的，是使国民产生一种畏惧心理，以表示自己的统治不可动摇。
一个国家的防卫力量和治安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为了统治者自己的政治野心，肆意扩军备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无疑是灾难性的。历史上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发动二次大战，伊拉克的萨达姆发动两伊战争和侵科战争，都是私有化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利用民族情绪，一意扩军备战造成的恶果。令人不安的是，至今中共王朝仍在走这条路。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整个国家；爱国家，就要爱他们的党，进一步爱他们个人。这种偷换概念的方法，犹如爱黄金，就要爱黄色物体，就要爱大粪一样愚蠢可笑。但竟然几十年行之有效，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愚民手段叹为观止。
现在，江泽民迫切需要营造高度的民族主义刺激，以延缓国民对政权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他的战略目标选定了台湾，无论用何种方式，假如能使台湾归至中共王朝的统治下，那中共政权就会像抽足了大烟一样，兴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确实是江梦寐以求的。
台湾不比香港、澳门，中共必须晓之以义、动之以情、诱之以利，使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向心力，这是统一的前提。但大陆现在既无优越的社会制度，又无富裕的物质经济，单讲祖国统一大义，实在空洞乏力，急于求成，似乎不太现实。可是江有自己的速成法，就是采取文攻武吓，意图迫使台湾在高压下屈服。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扩大军备，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允许的范围。如此下去，其后果会同前苏联解体一样，因军备扩张引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最后崩溃。
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军备扩张，其作用也都是有限的，并且弊大于利。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转移矛盾，但不会解决矛盾，最终矛盾还是要加剧。如同慈禧太后鼓动义和团打洋鬼子一样，可义和团除了打洋鬼子还是要杀贪官污吏，慈禧只得把它灭掉。军备扩张更是如此：一面在海外集资，向外国贷款，在国内卖大量国债券；一面又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武。这种方式必将拖慢整体经济发展的步伐，进而影响到国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加剧社会矛盾，导致政治危机。
利用民族情绪和扩军备武，会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和不安，成为区域的不稳定因素。这对中共王朝来说，无疑等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贪污腐败是私有化政权绝症
国家权力私有化的本质，就是占有权力的个人或团体，运用权力为自己及自己的帮伙谋取利益。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权私有化的本性就是为私的，就是产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就是制造贪官污吏最大的工厂。
当统治者把一国大权占为己有时，为了保住到手的权利不被别人夺去，本能地拉拢帮伙、培植亲信、处处安插自己的党羽。而这种方式会层层递进，亲信再培植亲信，党羽再安插党羽，造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庞大体系。在任免各级官员的抉择上，自然主要看其能否为自己效力。如此形成的各级权力机构，都只是执政者的各级权力维持会而已。在这种官僚制度下，请客送礼、行贿受赂、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必然无可避免，这是私有化政权中官场文化的一大特色。
仰望清官？高薪养廉？
面对腐败、黑暗的统治，无可奈何的人们总是寄希望能出几个公正无私的好官，以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人们一厢情愿地造出了包公、海瑞等青天大老爷的故事，可是这些美谈始终是一种艺术创作，是一种愿望。我们不否认历史上个别人治的功绩，但个别人治是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不必说其表现程度极为有限，在社会统治整体的日益没落下，其存在都是很困难的。
近年，有些人提出在大陆推行高薪养廉的措施，认为新加坡以此避免了官僚的腐败，中共只要照葫芦画瓢，既可以保住共产党的统治，又能够摆脱贪污、腐败所造成的危机。这种想法实在天真。
如果我们真把钱少作为贪污腐败的原因，那会在很多地方说不过去。建国初期，人们都穷过现在，那时贪污腐败的问题是否应高过现在？战争年代、长征路上最穷，是否共产党人都是靠烧、杀、抢、掠坚持下来的？如果真是这样，中共能够有今天吗？现在大陆除了一些个体商户和外商，中共干部的收入还是最高的，怎么能说钱少呢？看那些贪污腐败之辈，有哪些人钱少？贪到几万在贪，贪到几十万在贪，贪到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仍然在贪！为什么贪了那么多还不收手？问题不在高薪不高薪，而在政权私有化的官僚体制，使他们保持和增长财物欲、肆无忌惮的掠夺狂，以及丧失了廉耻。
制度性腐败，无药可医
为什么很少听到公有化（民主）政权爆出大量贪污腐败的丑闻？并不是因为他们超然，而是有公众的监督，有传媒的揭露和谴责，以及法律的追究。传媒和反对党整日都在寻找执政者的不足和错失，一旦某官员有贪赃枉法的事件爆光，就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中共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则不然，人民既无权监督，也无权发表意见，传媒是执政者自己控制的宣传工具，任务是为统治者涂脂抹粉，而法律更属于对付民众的专政武器。人民大众对贪官污吏奈何不得，官僚集团自然就肆无忌惮了。当然，统治集团偶尔也会杀几个贪腐者以祭自己的统治，但那只是政治秀。
历代封建王朝都反贪污腐败，什么百姓举报，派钦差大臣巡视，皇帝自己或其他大员微服出访，但无论怎么做，也避不过因此而造成的灭亡。中共王朝也同样，在继承了历代旧王朝政权私有化的一刻起，同时也染上了贪污腐败这一死亡的绝症。虽然陆陆续续做过不少反贪污腐败的工作，可就是处处道观镇不住鬼，非但没有成效，反而变本加厉，发展成全面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关键是制度！
──转自《争鸣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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