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透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谈到农民的遭遇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中国农民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上周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告急》的博文。颇具前瞻性的内地10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在1个月内急跌6.6点至44.6,跌幅令他震惊。结合其它数据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只有5.5%至6.5%的增长速度。他在华东、华南地区调查时发现,除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外,民间的投资项目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博文最后指,民间需求复苏是中国增长“重...
中国农村有七亿人口。粗算一下,每个农户的家庭成员人均拥有两亩耕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今后农民可以耕种土地,也可以出租、转让和交换。同时鼓励农户合并土地,共同经营。那么,农民对这一决议反应如何?为此,柏林日报记者走访了离北京仅七十公里的河北固安县:
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令北京的当政者感到尴尬的会议。这个尴尬来自于人们对会议的期待和会议的结果之间的差距。会前,中国的农民和舆论界对此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尤其是胡锦涛在会前的小岗之行更将人们对此次农村改革的期待推向了高潮。但是在会后一周内,无论是中央自己审发的会议宣传稿还是个官办媒体的重头文章,无一例外地对此次农村改革的所谓重头戏——土地流转权利不置一词。直到八...
有传言说,中共中央的底牌,是准备最后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如果这样,当然很好,对解放农民,稳定农村,对形成稳定的国内市场,肯定是强大的永恒的动力,我准备额手称庆。问题在于,现在仍然在坚持土地不得私有这个陈旧而又有害的方针。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土地能流转。因为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可能不一定归农民,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即使农民拿到公道的价格,生产要素也可以在农村得到合理的配置,但农民仍然是利益受损失的群体。
在粮食通胀日趋严重的年代,如何让十三亿的中国老百姓填饱肚子就成为中共控制通胀的首要目标。在工商业高速发展、城市工业区和主要耕地交叠、及创造产量奇迹的杂交水稻问题渐现等背景下,中国发展是否将成为国际粮价高居不下的关键,已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
奥运前的中国无疑是世界的焦点,Ted Koppel与他的团队制作的“资本主义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就要在Discovery频道播放了。休士顿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最近在休士顿举办了这部记录片的预映式。
笔者接到贵州镇宁县募役乡村民的电话,说他们要到瓮安去喊冤。他们说:镇宁县政府制造的“6‧27”惨案与瓮安县的“6‧28”惨案有相似之处。因“6‧27”惨案他们村被逼死了三人,抓捕13人,其中三人被逼各“罚款”1万多元,然后才放人,另外10被判二年半——三年的徒刑。
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突然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眼前每一幢楼房每一根电桩每一棵树都显得可疑而危险。眨眼之间,所有的人都上了街,我站在报社停车站中央,一直担心离我不远的10KV高压电线落地,它摇晃的幅度,再加周围建筑物的撕裂和玻璃滑倒的声音,让人感觉恐怖。
而土地神被敬奉,完全处于村民对其爱戴,敬土地神隐含着中国农村乡土自治的文化基因。这幅对联很朴实,但朴实中包含某种契约精神:你们敬奉我和老太太,我就一定会保佑你。这是村民和土地神在订约,土地神祇有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才有资格享受人间香火。
目前很多文章在估量中国社会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穷人太穷太多。阶层的差距产生生活的隔离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以至形成了一个世人深信不疑的说法:“仇富心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可能还存在一种“仇穷心理”!于是,每当有某种极端事件出现,人们就归结到这种社会心理。而中国穷人的另一大特点可能还在于,他们正在被世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中央政府计划今年对农村增加投入上千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难以保证中央下拨的资金不被地方政府官员贪污挪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导)中国农村出现村庄合并的趋势,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这有助于利用土地和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专家认为,任何缺少农民参与和公众监督的改革措施,都可能演变为对农民的变相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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